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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媒体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与之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是新技术的热衷者、信息的消费者、制造者、传播者，一定意义上也是“燃点”的控制者，如何加强对他们的引导和拓宽现实表达渠道，是消解“燃点”的有效路径
最近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如“维基解密事件”、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埃及动荡等)，使人们对新媒体的功用有了新的认知。各种信息在短信、Twitter和Facebook等媒介上传播。因此，有人说是Twitter、Facebook等新媒体引发了革命。尽管管制严厉，但新媒体还是突破了封锁。新媒体不断传输视频和更新页面，几乎成为对外传播，向世界讲述突尼斯国内事情的唯一途径。
重要的是，新媒体还为民众开辟了第二公共空间，在传统媒体中无法讨论的话题，使年轻人在网络空间结成同盟。其实，新媒体发挥强大影响力和作用已不是第一次。如在萨尔瓦多选举、在伊朗选举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选举中，不断通过Twitter和Facebook与选民互动，正是善用新媒体而被称为“网络总统”。当下，新媒体还在中东地区觊觎……局势动荡的埃及正在商讨修改宪法，给民众更大的自由和权利。
具有警示意义的是，突尼斯有一半的人口年龄低于25岁，高失业率意味着这个国家存在大量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而他们是互联网、新媒体的主要消费者。年轻人用新媒体共享信息、策划抗议，仅几个星期，抗议活动便从一座小城蔓延全国。与传统组织者不同，他们坐在电脑前更新页面就可以了，而不必冲锋在前。
愿意倾听公众意见的政府才会获得公众认可
当下，我们正迈入公民社会、法制社会。每个公民都可以平等地享有国家赋予公民的一切权利和政治参与资格。现代社会普遍推行有限政府原则和法制原则，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始终受到严格限制。在英国著名哲学家密尔看来，不仅个人拥有的思想及讨论自由、个性自由、个人联合的自由不容侵犯，就是有些不涉及侵犯自由的问题，政府也不应干预。也就是说政府的行动必须有底线，那就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温总理说得颇为动容，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有尊严。能够自由表达观点和意见，能够自由地获取世界的信息，靠着自己的理解和知识做出判断，就是幸福和有尊严。一个愿意倾听公众意见的政府，不仅会获得公众认可，也会获得国际认可，公民的尊严就是国家的尊严。
在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表达常态化已成为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表达诉求是一种合理的公共需求，当然自由表达有一定的限度——国家的法律和公民的道德伦理底线。如何在公平原则下，通过法律、政策、制度等有效手段，搭建起有效的意见表达平台和渠道?只有畅之所言，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一味地“堵”与“罚”，只会使简单纠纷复杂化、个体冲突群体化。中国早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古训。
预防舆论“门”事件，“疏”胜于“堵”
如今，言论表达的语境和效应已发生变化，无向度、失序的网络效应成为言论自由表达的主导方式。如果文化宣传部门及其主流媒体引导得当，就会加强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如果言论表达与社会舆论导向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言论的自发聚集效应就会形成各种舆论的“门”事件，其产生的恶果，往往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
如何在舆论宽松和正确导向下，给言论表达自由以积极的肯定，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疏胜于堵，给民众的言论表达打开渠道和出口至关重要。要认真研究言论表达特点和舆情导向，在对言论的引导中不回避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讲空泛的官话、套话。不进行空洞的说教；在方式、方法和策略上，要有文化自信，不能用压制、控制的封闭性思维，而是以开放、主动、全面、灵活的思维，顺时应势，与时俱进，积极直面言论的自由表达，把握言论表达的规律；在言论自由表达中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相信主流民意是好的，相信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所为和所欲，会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在创造言论宽松环境的同时，主流文化要担当提供明确清晰的价值尺度和言论导向的功能与使命。
关注新媒体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网络流行语的大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意表达的符号，这折射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力焦虑”，和对公权滥用的嘲讽以及对关乎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现在的流行语已超越单纯的“恶搞”层面，而带有更多的民意诉求。当下的“织围脖”潮，就是微博使用者无意识的集体躁动，信息传播方式便捷背后的意味值得期许：每个人都有表达和沟通的欲望，普通民众也有同等的发言权和表达空间。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加大了公众的话语权，如何做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有效互动?给公众更多的言论自由表达的渠道和空间?在法律和政策允许内，不单在虚拟空间，更要在现实空间，倾听民意，体察民情，化解矛盾。如何善用和把握新媒体的双刃剑特性，对执政党是一个挑战。
对当下网络舆论空间要有一种警醒和自觉，高度关注新媒体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特别是伴随新媒体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与之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是新技术的热衷者、信息的消费者、制造者、传播者，一定意义上也是“燃点”的控制者，如何加强对他们的引导和拓宽现实表达渠道，是消解“燃点”的有效路径。
要深刻理解新媒体的多重效应，在加强对网络公共空间的引导和监管的同时(依然是疏而不是堵)，要拓宽现实中的民意表达渠道，使其能够更多地在现实中，譬如报纸、图书、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敞开舆论空间。当下价值传播越来越与新技术特别是网络数字技术相交融，新媒体的生成决不是传统媒体的延伸，甚至反过来，传统媒体要在新媒体格局中获得定位，对此要有战略意识和前瞻意识。不断提升对虚拟空间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实现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良性互动。而不是马路警察各管一边。更不能使传统媒体愈益走向封闭僵化而严重滞后于新媒体的发展，从而失去新闻和舆论的敏感性，久之就会丧失事实上的舆论引导权。
最近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如“维基解密事件”、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埃及动荡等)，使人们对新媒体的功用有了新的认知。各种信息在短信、Twitter和Facebook等媒介上传播。因此，有人说是Twitter、Facebook等新媒体引发了革命。尽管管制严厉，但新媒体还是突破了封锁。新媒体不断传输视频和更新页面，几乎成为对外传播，向世界讲述突尼斯国内事情的唯一途径。
重要的是，新媒体还为民众开辟了第二公共空间，在传统媒体中无法讨论的话题，使年轻人在网络空间结成同盟。其实，新媒体发挥强大影响力和作用已不是第一次。如在萨尔瓦多选举、在伊朗选举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选举中，不断通过Twitter和Facebook与选民互动，正是善用新媒体而被称为“网络总统”。当下，新媒体还在中东地区觊觎……局势动荡的埃及正在商讨修改宪法，给民众更大的自由和权利。
具有警示意义的是，突尼斯有一半的人口年龄低于25岁，高失业率意味着这个国家存在大量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而他们是互联网、新媒体的主要消费者。年轻人用新媒体共享信息、策划抗议，仅几个星期，抗议活动便从一座小城蔓延全国。与传统组织者不同，他们坐在电脑前更新页面就可以了，而不必冲锋在前。
愿意倾听公众意见的政府才会获得公众认可
当下，我们正迈入公民社会、法制社会。每个公民都可以平等地享有国家赋予公民的一切权利和政治参与资格。现代社会普遍推行有限政府原则和法制原则，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始终受到严格限制。在英国著名哲学家密尔看来，不仅个人拥有的思想及讨论自由、个性自由、个人联合的自由不容侵犯，就是有些不涉及侵犯自由的问题，政府也不应干预。也就是说政府的行动必须有底线，那就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温总理说得颇为动容，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有尊严。能够自由表达观点和意见，能够自由地获取世界的信息，靠着自己的理解和知识做出判断，就是幸福和有尊严。一个愿意倾听公众意见的政府，不仅会获得公众认可，也会获得国际认可，公民的尊严就是国家的尊严。
在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表达常态化已成为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表达诉求是一种合理的公共需求，当然自由表达有一定的限度——国家的法律和公民的道德伦理底线。如何在公平原则下，通过法律、政策、制度等有效手段，搭建起有效的意见表达平台和渠道?只有畅之所言，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一味地“堵”与“罚”，只会使简单纠纷复杂化、个体冲突群体化。中国早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古训。
预防舆论“门”事件，“疏”胜于“堵”
如今，言论表达的语境和效应已发生变化，无向度、失序的网络效应成为言论自由表达的主导方式。如果文化宣传部门及其主流媒体引导得当，就会加强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如果言论表达与社会舆论导向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言论的自发聚集效应就会形成各种舆论的“门”事件，其产生的恶果，往往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
如何在舆论宽松和正确导向下，给言论表达自由以积极的肯定，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疏胜于堵，给民众的言论表达打开渠道和出口至关重要。要认真研究言论表达特点和舆情导向，在对言论的引导中不回避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讲空泛的官话、套话。不进行空洞的说教；在方式、方法和策略上，要有文化自信，不能用压制、控制的封闭性思维，而是以开放、主动、全面、灵活的思维，顺时应势，与时俱进，积极直面言论的自由表达，把握言论表达的规律；在言论自由表达中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相信主流民意是好的，相信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所为和所欲，会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在创造言论宽松环境的同时，主流文化要担当提供明确清晰的价值尺度和言论导向的功能与使命。
关注新媒体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网络流行语的大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意表达的符号，这折射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力焦虑”，和对公权滥用的嘲讽以及对关乎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现在的流行语已超越单纯的“恶搞”层面，而带有更多的民意诉求。当下的“织围脖”潮，就是微博使用者无意识的集体躁动，信息传播方式便捷背后的意味值得期许：每个人都有表达和沟通的欲望，普通民众也有同等的发言权和表达空间。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加大了公众的话语权，如何做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有效互动?给公众更多的言论自由表达的渠道和空间?在法律和政策允许内，不单在虚拟空间，更要在现实空间，倾听民意，体察民情，化解矛盾。如何善用和把握新媒体的双刃剑特性，对执政党是一个挑战。
对当下网络舆论空间要有一种警醒和自觉，高度关注新媒体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特别是伴随新媒体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与之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是新技术的热衷者、信息的消费者、制造者、传播者，一定意义上也是“燃点”的控制者，如何加强对他们的引导和拓宽现实表达渠道，是消解“燃点”的有效路径。
要深刻理解新媒体的多重效应，在加强对网络公共空间的引导和监管的同时(依然是疏而不是堵)，要拓宽现实中的民意表达渠道，使其能够更多地在现实中，譬如报纸、图书、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敞开舆论空间。当下价值传播越来越与新技术特别是网络数字技术相交融，新媒体的生成决不是传统媒体的延伸，甚至反过来，传统媒体要在新媒体格局中获得定位，对此要有战略意识和前瞻意识。不断提升对虚拟空间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实现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良性互动。而不是马路警察各管一边。更不能使传统媒体愈益走向封闭僵化而严重滞后于新媒体的发展，从而失去新闻和舆论的敏感性，久之就会丧失事实上的舆论引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