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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重新给大地画上格子，让一些指手画脚的身影和茫然游离的目光，都适应并享受新的规则。
——题记
带着镣铐的舞者
滚滚长江从江津市西部的白沙镇穿过，其势壮阔，其情畅达。
站在长江岸边，做了多年党委书记的夏昭禄的心情却没有那么通泰。作为江津市的一个大镇，面对１９人的镇领导班子和镇机关１４９名干部，要生存，还要发展，夏昭禄止不住“甩脑壳”。
首先难在人的问题。机关这么多人员，农税取消后，夏昭禄说：“减少一半的干部都可以，而领导设７－９人足够了。”其次，难在内设机构多，不规范。乡镇的机构都要和（江津）市对口，白沙镇内设机构调整前，设有经济、安全、计生等２０多个办公室，而经济办公室下面还有蚕桑办、乡镇企业办、统计办、农办，等等。第三难是钱的问题。机关运转的刚性支出，除工资、医保、住房公积金外，差旅、误餐等经费和办公费用一个月要３０多万元；还要偿还所欠５８００万元普六、普九和场镇建设等的债务。自身投入匮乏，发展全靠引资。
一道道难题，无异于层层枷锁。
而农业税取消，“以农养政”时代结束了。夏昭禄在沉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村税费改革必然会直接触动乡镇机构、人员的变革。说起这些，这位多年从事乡镇领导工作的同志把乡镇干部无奈地喻为“带着镣铐的舞者”。
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之后
“当‘农业税’和‘提留款’这些词汇从农民的‘字典’里消失，就预示着乡镇机构改革的水已经淹到嘴边边了。”忠县官坝镇党委书记王精华告诉记者。
多少年来，农民负担成了传统的乡镇体制的“依据”。一位村支部书记认为：“乡干部下来就是收钱，村上的工作完成得好不好，就是看你的钱收得好不好。”
而免征农业税，无疑是推倒了现行农村管理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从“管制型”官员向“服务型”官员的转变，也就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过去指手画脚、下计划之类的工作方式当然就行不通了，农民需要的服务型干部是什么样的？那就是：说起“有道道”，能够让农民们发自内心信服；做起“有名堂”，能够用自己的行为示范引路。江津市中山镇一位党委副书记主动协助“有头脑”的村民承包２００多亩土地，种植苎麻，跑市场、联系企业、培训种植技术……“充实得多，对干部素质的要求也高得多了，过去‘谙倒说，说得脱走得脱’那种方法和作风就行不通了。”他说。
新的形势要求乡镇官员要有“法”（顺应形势的好方法），还要有“能”（能说能做，引导有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民主的、法制的、公平公正的乡村社会的建立也就有了可能。
乡镇的“手术”怎样动
乡镇干部对“乡镇问题”感受深切，“鞋子合不合脚”他们最晓得。
潼南县梓潼镇党委书记向元武认为：“乡镇的改革，最终应当落脚到精简、效能和职能转变三个方面。”
回首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虽然每一次乡镇机构改革都“成效显著”，但２０年一盘点，却令人惊讶地发现，机构在“改革”中扩张，积弊竟日趋严重。
根据资料，全国现在财政供养人员和总人口的比例是１∶２８。财政供养人员的不断扩张，是对多年来机构改革的莫大讽刺。
改革，对于重庆的乡镇来说，在撤并取得成效、搞好职能转变、创新财政体制、强化公共服务、改善群众生活、完善社会管理、促进和谐稳定的同时，当前的重要工作是加快乡镇机构改革，提高乡镇行政效能。
去年的全市乡镇工作会，对乡镇机构改革确立了“两条底线”：机构编制只减不增；确保社会稳定。市委的要求是，相对减事，绝对减员。重点是精简机构，整合事业站所。乡镇行政机构原则上设置党政综合、经济发展、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和社会安全稳定办公室。办公室设置一专多能、专兼共容的综合性职位；同时减少乡镇领导职数，实行兼职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对延伸到乡镇的事业站所进行整合，分类管理，鼓励经营性单位放开搞活、走向市场。
而检验的标准，则是“四个有利于”：有利于巩固税费改革成果，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增强为“三农”服务的功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促进农村稳定。
一场乡镇干部的“饭碗革命”
３０岁的熊振平是荣昌县广顺镇财政所的“铁饭碗”干部，可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他把自己的“铁饭碗”弄“丢”了。乡镇建制调整使荣昌县３０个乡镇合为２０个镇，全县近２０００人的镇机关干部中富余人员占１／３强，熊振平主动把自己纳入了这“１／３强”之中。
而与此同时，在村一级，则是许多年轻有文化的能人外出打工，留守的村干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
荣昌县在全县２０个镇的机关干部中，采取“自愿报名、竞争演讲、双向选择”的办法，向村（居）委会选派干部：对下派干部按照“身份性质、职级职称、工作待遇不变，提拔使用、奖金福利、评优评先优先”的原则，与村干部同等接受镇对村的各种考核奖惩。
熊振平主动报名参选，成为了高瓷村支部书记。
这就是被称为“荣昌模式”的重庆乡镇干部的“饭碗革命”，在消除乡镇干部“一怕没位子、二怕丢帽子、三怕没面子”等顾虑之后。荣昌县有５００多名镇干部自愿报名，２３４人取得了下派村干部的参选资格。
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就是人员分流，２００１年来，重庆市乡镇党政综合机构从９个减少为５个，事业单位从１４个减少为６个。但随着乡镇职能职责的变化，乡镇机构和领导职数仍然偏多，延伸到乡镇的七站八所也很不规范，或“以钱养人”、人浮于事，或大量“混岗”，造成行政运行成本大、运转效率低。
乡镇机构势在必改，人员势在必减。
这么多的“庙”这么多的“和尚”，哪里去？应该说，荣昌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饭碗革命”使有知识、有能力、政策水平较高的乡镇干部下到村里，带来的是农村面貌的全新变化，是资源和人才的良性流动。
从 “根”上激活“乡镇生态”
一个舒朗的冬日，记者来到渝西地区万亩蔬菜基地潼南县桂林镇。水雾洗净了田间的蔬菜大棚，棚里滋长出满眼新绿。“全市乡镇工作会，预示着一场深刻变革，它将冲刷乡镇干部和群众的心灵。”潼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龙永久告诉记者。
“早改比迟改好，主动改比被动改好。”“上面有政策，农民有需求，不改不行了！”在合川，在万州，在黔江……不管是切身利益将受到影响的乡镇干部，还是直接受益的农民群众，每个人都以不同的话语表述出相同的认识。
“乡镇机构改革要走出为改革而改革的老路子，必须创新关键环节，从‘根’上抓起。”渝北区王家镇党委书记周恒丰告诉记者，“迈过精简人员这道‘坎’，根本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从体制和机制上彻底根除几十年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积弊，通过创新激活‘乡镇生态’。”
建立刚性约束机制，分类核定乡镇行政和事业编制，缺编不补，超编精简。同时实行机构编制监管信息化、公开化，并将机构编制作为乡镇办事处行政事业单位经费预算拨款的主要依据，从体制上切断“收费养人、养人收费”的恶性循环链条。
精简机构要与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农业税免收之后，乡镇的职能必须进行根本性转换和结构性优化，以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
实行领导班子交叉任职，大幅度减少乡镇领导职数，将乡镇领导班子从机构、职能重叠，推诿、扯皮等结构性矛盾中解脱出来，以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经营性事业单位的员工要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将事业单位转制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鼓励其换牌子、转机制，逐步向市场“找饭吃”。
乡镇之变，潮流所推，大势所趋。整个中国、尤其是几亿农民，都在翘首期待！
——题记
带着镣铐的舞者
滚滚长江从江津市西部的白沙镇穿过，其势壮阔，其情畅达。
站在长江岸边，做了多年党委书记的夏昭禄的心情却没有那么通泰。作为江津市的一个大镇，面对１９人的镇领导班子和镇机关１４９名干部，要生存，还要发展，夏昭禄止不住“甩脑壳”。
首先难在人的问题。机关这么多人员，农税取消后，夏昭禄说：“减少一半的干部都可以，而领导设７－９人足够了。”其次，难在内设机构多，不规范。乡镇的机构都要和（江津）市对口，白沙镇内设机构调整前，设有经济、安全、计生等２０多个办公室，而经济办公室下面还有蚕桑办、乡镇企业办、统计办、农办，等等。第三难是钱的问题。机关运转的刚性支出，除工资、医保、住房公积金外，差旅、误餐等经费和办公费用一个月要３０多万元；还要偿还所欠５８００万元普六、普九和场镇建设等的债务。自身投入匮乏，发展全靠引资。
一道道难题，无异于层层枷锁。
而农业税取消，“以农养政”时代结束了。夏昭禄在沉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村税费改革必然会直接触动乡镇机构、人员的变革。说起这些，这位多年从事乡镇领导工作的同志把乡镇干部无奈地喻为“带着镣铐的舞者”。
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之后
“当‘农业税’和‘提留款’这些词汇从农民的‘字典’里消失，就预示着乡镇机构改革的水已经淹到嘴边边了。”忠县官坝镇党委书记王精华告诉记者。
多少年来，农民负担成了传统的乡镇体制的“依据”。一位村支部书记认为：“乡干部下来就是收钱，村上的工作完成得好不好，就是看你的钱收得好不好。”
而免征农业税，无疑是推倒了现行农村管理体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从“管制型”官员向“服务型”官员的转变，也就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过去指手画脚、下计划之类的工作方式当然就行不通了，农民需要的服务型干部是什么样的？那就是：说起“有道道”，能够让农民们发自内心信服；做起“有名堂”，能够用自己的行为示范引路。江津市中山镇一位党委副书记主动协助“有头脑”的村民承包２００多亩土地，种植苎麻，跑市场、联系企业、培训种植技术……“充实得多，对干部素质的要求也高得多了，过去‘谙倒说，说得脱走得脱’那种方法和作风就行不通了。”他说。
新的形势要求乡镇官员要有“法”（顺应形势的好方法），还要有“能”（能说能做，引导有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的、民主的、法制的、公平公正的乡村社会的建立也就有了可能。
乡镇的“手术”怎样动
乡镇干部对“乡镇问题”感受深切，“鞋子合不合脚”他们最晓得。
潼南县梓潼镇党委书记向元武认为：“乡镇的改革，最终应当落脚到精简、效能和职能转变三个方面。”
回首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虽然每一次乡镇机构改革都“成效显著”，但２０年一盘点，却令人惊讶地发现，机构在“改革”中扩张，积弊竟日趋严重。
根据资料，全国现在财政供养人员和总人口的比例是１∶２８。财政供养人员的不断扩张，是对多年来机构改革的莫大讽刺。
改革，对于重庆的乡镇来说，在撤并取得成效、搞好职能转变、创新财政体制、强化公共服务、改善群众生活、完善社会管理、促进和谐稳定的同时，当前的重要工作是加快乡镇机构改革，提高乡镇行政效能。
去年的全市乡镇工作会，对乡镇机构改革确立了“两条底线”：机构编制只减不增；确保社会稳定。市委的要求是，相对减事，绝对减员。重点是精简机构，整合事业站所。乡镇行政机构原则上设置党政综合、经济发展、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和社会安全稳定办公室。办公室设置一专多能、专兼共容的综合性职位；同时减少乡镇领导职数，实行兼职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对延伸到乡镇的事业站所进行整合，分类管理，鼓励经营性单位放开搞活、走向市场。
而检验的标准，则是“四个有利于”：有利于巩固税费改革成果，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增强为“三农”服务的功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促进农村稳定。
一场乡镇干部的“饭碗革命”
３０岁的熊振平是荣昌县广顺镇财政所的“铁饭碗”干部，可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他把自己的“铁饭碗”弄“丢”了。乡镇建制调整使荣昌县３０个乡镇合为２０个镇，全县近２０００人的镇机关干部中富余人员占１／３强，熊振平主动把自己纳入了这“１／３强”之中。
而与此同时，在村一级，则是许多年轻有文化的能人外出打工，留守的村干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
荣昌县在全县２０个镇的机关干部中，采取“自愿报名、竞争演讲、双向选择”的办法，向村（居）委会选派干部：对下派干部按照“身份性质、职级职称、工作待遇不变，提拔使用、奖金福利、评优评先优先”的原则，与村干部同等接受镇对村的各种考核奖惩。
熊振平主动报名参选，成为了高瓷村支部书记。
这就是被称为“荣昌模式”的重庆乡镇干部的“饭碗革命”，在消除乡镇干部“一怕没位子、二怕丢帽子、三怕没面子”等顾虑之后。荣昌县有５００多名镇干部自愿报名，２３４人取得了下派村干部的参选资格。
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就是人员分流，２００１年来，重庆市乡镇党政综合机构从９个减少为５个，事业单位从１４个减少为６个。但随着乡镇职能职责的变化，乡镇机构和领导职数仍然偏多，延伸到乡镇的七站八所也很不规范，或“以钱养人”、人浮于事，或大量“混岗”，造成行政运行成本大、运转效率低。
乡镇机构势在必改，人员势在必减。
这么多的“庙”这么多的“和尚”，哪里去？应该说，荣昌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饭碗革命”使有知识、有能力、政策水平较高的乡镇干部下到村里，带来的是农村面貌的全新变化，是资源和人才的良性流动。
从 “根”上激活“乡镇生态”
一个舒朗的冬日，记者来到渝西地区万亩蔬菜基地潼南县桂林镇。水雾洗净了田间的蔬菜大棚，棚里滋长出满眼新绿。“全市乡镇工作会，预示着一场深刻变革，它将冲刷乡镇干部和群众的心灵。”潼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龙永久告诉记者。
“早改比迟改好，主动改比被动改好。”“上面有政策，农民有需求，不改不行了！”在合川，在万州，在黔江……不管是切身利益将受到影响的乡镇干部，还是直接受益的农民群众，每个人都以不同的话语表述出相同的认识。
“乡镇机构改革要走出为改革而改革的老路子，必须创新关键环节，从‘根’上抓起。”渝北区王家镇党委书记周恒丰告诉记者，“迈过精简人员这道‘坎’，根本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从体制和机制上彻底根除几十年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积弊，通过创新激活‘乡镇生态’。”
建立刚性约束机制，分类核定乡镇行政和事业编制，缺编不补，超编精简。同时实行机构编制监管信息化、公开化，并将机构编制作为乡镇办事处行政事业单位经费预算拨款的主要依据，从体制上切断“收费养人、养人收费”的恶性循环链条。
精简机构要与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农业税免收之后，乡镇的职能必须进行根本性转换和结构性优化，以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
实行领导班子交叉任职，大幅度减少乡镇领导职数，将乡镇领导班子从机构、职能重叠，推诿、扯皮等结构性矛盾中解脱出来，以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经营性事业单位的员工要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将事业单位转制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鼓励其换牌子、转机制，逐步向市场“找饭吃”。
乡镇之变，潮流所推，大势所趋。整个中国、尤其是几亿农民，都在翘首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