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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联合国诞生整整七十周年了！它的诞生，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对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5年2月，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组建联合国，并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国际性会议”，讨论和制定《联合国宪章》。
二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获悉此消息非常高兴，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制订出可行的“宣传纲要与实施计划”，利用旧金山会议达到其得益的最大化。他数次召见负责对英美两国外交事务的外交部主任委员王世杰与他的美籍顾问毕范宇，讨论对旧金山会议的宣传纲要。
当旧金山会议的消息传到延安时，中共正在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当即在会议上提出要求，即中共一定要派员参加。
1945年2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函肩负“调停”国共关系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出：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其代表出席。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国民党代表只应占代表团全体人数1/3，其余2/3的代表，应由共产党及民主同盟派遣。
针对中共的要求，蒋介石第一反应是拒绝。
他认为旧金山会议为“各国政府会议”，非“各国之党派会议”，否认中共参加会议的资格。他甚至认为，只要国民党政府不参加会议，纵使中共参加，旧金山会议也将失去其合法性。
1944年以后，国共两党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问题争执不下。国共双方为此多次谈判，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在此情形下，蒋介石自然排斥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他担心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增强其影响力，日后更难控制。
三
3月5日，由东道国——美国出面，代表美、英、苏、中四大发起国向其他国家发出了参加会议的邀请。
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理所当然要派代表团参加会议。但在会前，围绕中国代表团人员的组成问题，国共两党曾有过激烈的争执。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当局试图一手包办中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一切事宜，独占中国代表团的全部名额。蒋介石三次拟定参加会议人选名单，中共皆被排斥在外。
蒋介石排斥中共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做法，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也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周恩来致函王世杰，请其转达国民政府，国民党一手垄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不但不公平、不合理，而且有可能导致中共与国民党的分裂。周提出，代表团中应有中共和民主同盟人员，中共由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参加。如不采纳，将对国民党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一切言行保留发言权。中共提出的三个人选，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周恩来等三人均有与国民党合作或谈判的经历，且又都长期居住和生活在重庆。
中共除通过自身与国民党交涉斗争外，还积极争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向蒋介石施压。除苏联积极支持中共派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宋庆龄也在替中共说话。她向顾维钧表示：“共产党人希望在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中，占有两个名额。”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大为恼火。宋庆龄兼具国父孙中山夫人与宋美龄二姐的双重身份，蒋介石虽与她政见不合，但还一直保持着基本的尊重。现在，即使宋庆龄、苏联出面，蒋仍将“置之不理、视若无睹”。可见，蒋对拒绝中共代表参加的态度，不可谓不强硬。
那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已打了七年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飞速地成长壮大。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些外交官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抗日战争“是成功的”（谢伟思：1944年10月9日备忘录）。如果美国公开表态，支持中共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要求，那蒋介石是不能不考虑的。
2月20日，赫尔利返回美国述职前复函周恩来，指出旧金山会议为政府会议，而非党派会议，这与蒋介石的观点完全吻合。蒋介石听到后相当高兴，发出“国际趋势似于我有利”之感慨。
然而，當赫尔利回国述职向罗斯福总统提及中共的要求，即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应以平等基础参加中国代表团时，罗斯福同情中共的主张，随即给蒋介石发电报指出：
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至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
罗斯福总统的电报用词极婉转，表面上对蒋很尊重，但绵里藏针，话中有话。其潜台词是如果蒋不选中共代表，则美国就对其不提供“实际援助”，这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罗斯福的电报在3月22日由美方转交给外交部长宋子文时，蒋介石正离开重庆在云南视察。23日下午，蒋介石见到罗斯福的电文，细读之下，发现美国的要求虽然坚决，但“其措辞委婉”，照顾了他的面子。蒋介石不得不思考接受罗斯福的建议，允许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派代表参加中华民国代表团，但仅给了一个名额。
王世杰在23日给蒋密电，考虑就中共所提三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中选派一人，并建议选派秦邦宪。但蒋介石考虑的却是长期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且身为国民参政员的董必武。
四
26日上午，蒋介石主持国防会议，决定出席旧金山国际会议代表人选。当场商定，指派中共方面的董必武参加。由上可见，蒋介石从排斥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到最后同意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参加会议，是慑于中共和中国各界人士，以及苏联，美国压力的结果，尤其是罗斯福以“援助”相要挟的电报在最后关头起了作用。 中国代表团团长即首席代表为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团成员有：驻美大使魏道明、驻英大使顾维钧、前驻美大使胡适，中共代表董必武，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李璜、吴贻芳，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议员）张君劢，大公报总经理胡霖等一共10名正式代表。
名单决定之后，蒋介石立即复电罗斯福，报告已落实其关于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应“尽量代表各方面”的建议，并详细说明了代表团的构成情况：
中国政府今日已派定代表十人，其中六人为国民参政员，即国民党以外之共产党及其他反对党各一人，暨无党派者三人，大公报社长亦在其内。
蒋的复电颇有技巧，他故意不提国民党占代表团的绝大多数，而含混地说国民参政员有六人，中共与反对党三人，无党派三人，造成很民主的样子。
中共中央经过周密的研究之后，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意见，派党的元老、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参加代表团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
董必武（1886～1975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参加过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长期担任中共重要领导职务，与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并称“中共五老”，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再加上他在陪都重庆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与国统区各界人士和驻重庆的各国外交人员都有广泛而友好的交往，人缘颇佳，口碑载道。中国共产党派他作为解放区代表出席旧金山国际会议，称得上是理想人选。
3月7日，国民政府发给董必武特派状，写有“特派董必武为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派字第十八号）”，此状由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和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签署。
1978年2月，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将此特派状捐赠给国家，现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4月6日，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及其随行人员从延安乘飞机前往重庆，受恶劣天气的影响，7日才到达。
中国代表团的10名成员，其中胡适、顾维钧、魏道明三人已在美国，身在重庆的另6位代表，便搭乘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的私家豪华飞机直接飞往美国。而董必武及其随行人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经过简短的准备，于4月12日，在重庆珊瑚坝机场搭乘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飞赴美国。小军用飞机在空中颠簸不断，先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加尔各答，然后转机赴中东，跨越非洲，横飞大西洋，到拉丁美洲的巴西，最后才飞到美国纽约的莱加弟机场，此时已是21日，前后飞行了10天。年已花甲的董必武一路之劳顿，可想而知。
五
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富丽堂皇的旧金山大剧院隆重开幕，包括中国在内的50个国家（后波兰加入）的282名代表出席大会，共同讨论和制定《联合国宪章》。董必武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出席了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首次在西方国际政治舞台上亮相。从5月3日起，各代表团成员分成4个专门委员会审议联合国宪章草案，董必武被安排在第三专门委员会，即负责审议联合国关键部门安理会的有关条文。这个专门委员会讨论时，因为涉及安理会的权限和否决权等问题，争论最为激烈，成为整个会议的中心之一。
会议期间，董必武固有的庄重而平和的政治家风度，给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在其回忆录中对董必武的言行作了重要介绍，他写道：“会议期间，我同董必武作过多次讨论，他是中国代表团最年长的，是个读过古书的人，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敏”。他还写道，“我和董必武先生交谈过，觉得他和众人也没有多大不同，他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这使我顿感惊奇”。
6月25日，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并于26日举行签字仪式。因为中国代表团在发起国中按英文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按照大会所商定的程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政府首席代表宋子文提前回国，胡适在哈佛大学讲学，他二人均未参加签字仪式，实际到场签字的中国代表仅为8人。代理首席代表顾维钧第一个签名，其中吴贻芳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签字仪式在肃穆的气氛中进行，董必武以中国代表之五的身份，庄严地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也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上了“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体字。这是历史上不同寻常的镜头，又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董必武的毛笔字潇洒飘逸，别具一格，至今这一珍贵历史记录还保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三楼的一个别致的玻璃柜中。当晚，董必武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出席了会议的闭幕式，至此，联合国成立大会圆满结束。
六
董必武来到美国，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他知道自己能作为一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到旧金山参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那是经过一番不小的斗争才得以实现的，因而他非常珍惜这一机会。他利用出席会议的难得机会，为打破国民党历来对解放区情况的新闻封锁，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搞国际统战和宣传工作。他要他的助手章汉夫、陈家康和在美国工作的共产党员徐永瑛等同志一道，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解放区实录》一书，在联合国的各代表团、新闻记者以及美国人民中广为散发，向全世界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的战绩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一家华侨报纸还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董必武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全文。
联合国大会闭幕后，董必武携章汉夫、陈家康一行离旧金山赴纽约，首先拜访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和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等。然后便广泛地会见当地的华侨代表、美国友好人士、新闻记者及部分美国社会上层人物，向他们介绍了中国解放区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了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的本质，争取了华侨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美籍华人邝治中先生曾撰文写道：“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当国民政府出席成立仪式的代表宋子文前来访问纽约时，他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拒绝去唐人街发表演说。相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他那时在旧金山）却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這给纽约的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在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见《纽约唐人街》第151页）。
总之，董必武不愧为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和使者，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民主人士和解放区人民亦即全国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结束在美工作，于11月20日乘飞机回国，26日抵达重庆。
1985年10月24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万里高度评价了董必武旧金山之行的伟大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并在宪章上签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支持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建立。”
联合国诞生整整七十周年了！它的诞生，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对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5年2月，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组建联合国，并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国际性会议”，讨论和制定《联合国宪章》。
二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获悉此消息非常高兴，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制订出可行的“宣传纲要与实施计划”，利用旧金山会议达到其得益的最大化。他数次召见负责对英美两国外交事务的外交部主任委员王世杰与他的美籍顾问毕范宇，讨论对旧金山会议的宣传纲要。
当旧金山会议的消息传到延安时，中共正在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当即在会议上提出要求，即中共一定要派员参加。
1945年2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函肩负“调停”国共关系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出：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其代表出席。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国民党代表只应占代表团全体人数1/3，其余2/3的代表，应由共产党及民主同盟派遣。
针对中共的要求，蒋介石第一反应是拒绝。
他认为旧金山会议为“各国政府会议”，非“各国之党派会议”，否认中共参加会议的资格。他甚至认为，只要国民党政府不参加会议，纵使中共参加，旧金山会议也将失去其合法性。
1944年以后，国共两党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问题争执不下。国共双方为此多次谈判，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在此情形下，蒋介石自然排斥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他担心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增强其影响力，日后更难控制。
三
3月5日，由东道国——美国出面，代表美、英、苏、中四大发起国向其他国家发出了参加会议的邀请。
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理所当然要派代表团参加会议。但在会前，围绕中国代表团人员的组成问题，国共两党曾有过激烈的争执。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当局试图一手包办中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一切事宜，独占中国代表团的全部名额。蒋介石三次拟定参加会议人选名单，中共皆被排斥在外。
蒋介石排斥中共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做法，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也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周恩来致函王世杰，请其转达国民政府，国民党一手垄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不但不公平、不合理，而且有可能导致中共与国民党的分裂。周提出，代表团中应有中共和民主同盟人员，中共由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参加。如不采纳，将对国民党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一切言行保留发言权。中共提出的三个人选，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周恩来等三人均有与国民党合作或谈判的经历，且又都长期居住和生活在重庆。
中共除通过自身与国民党交涉斗争外，还积极争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向蒋介石施压。除苏联积极支持中共派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宋庆龄也在替中共说话。她向顾维钧表示：“共产党人希望在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中，占有两个名额。”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大为恼火。宋庆龄兼具国父孙中山夫人与宋美龄二姐的双重身份，蒋介石虽与她政见不合，但还一直保持着基本的尊重。现在，即使宋庆龄、苏联出面，蒋仍将“置之不理、视若无睹”。可见，蒋对拒绝中共代表参加的态度，不可谓不强硬。
那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已打了七年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飞速地成长壮大。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些外交官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抗日战争“是成功的”（谢伟思：1944年10月9日备忘录）。如果美国公开表态，支持中共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要求，那蒋介石是不能不考虑的。
2月20日，赫尔利返回美国述职前复函周恩来，指出旧金山会议为政府会议，而非党派会议，这与蒋介石的观点完全吻合。蒋介石听到后相当高兴，发出“国际趋势似于我有利”之感慨。
然而，當赫尔利回国述职向罗斯福总统提及中共的要求，即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应以平等基础参加中国代表团时，罗斯福同情中共的主张，随即给蒋介石发电报指出：
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至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
罗斯福总统的电报用词极婉转，表面上对蒋很尊重，但绵里藏针，话中有话。其潜台词是如果蒋不选中共代表，则美国就对其不提供“实际援助”，这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罗斯福的电报在3月22日由美方转交给外交部长宋子文时，蒋介石正离开重庆在云南视察。23日下午，蒋介石见到罗斯福的电文，细读之下，发现美国的要求虽然坚决，但“其措辞委婉”，照顾了他的面子。蒋介石不得不思考接受罗斯福的建议，允许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派代表参加中华民国代表团，但仅给了一个名额。
王世杰在23日给蒋密电，考虑就中共所提三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中选派一人，并建议选派秦邦宪。但蒋介石考虑的却是长期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且身为国民参政员的董必武。
四
26日上午，蒋介石主持国防会议，决定出席旧金山国际会议代表人选。当场商定，指派中共方面的董必武参加。由上可见，蒋介石从排斥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到最后同意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参加会议，是慑于中共和中国各界人士，以及苏联，美国压力的结果，尤其是罗斯福以“援助”相要挟的电报在最后关头起了作用。 中国代表团团长即首席代表为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团成员有：驻美大使魏道明、驻英大使顾维钧、前驻美大使胡适，中共代表董必武，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李璜、吴贻芳，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议员）张君劢，大公报总经理胡霖等一共10名正式代表。
名单决定之后，蒋介石立即复电罗斯福，报告已落实其关于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应“尽量代表各方面”的建议，并详细说明了代表团的构成情况：
中国政府今日已派定代表十人，其中六人为国民参政员，即国民党以外之共产党及其他反对党各一人，暨无党派者三人，大公报社长亦在其内。
蒋的复电颇有技巧，他故意不提国民党占代表团的绝大多数，而含混地说国民参政员有六人，中共与反对党三人，无党派三人，造成很民主的样子。
中共中央经过周密的研究之后，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意见，派党的元老、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国解放区代表参加代表团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
董必武（1886～1975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参加过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长期担任中共重要领导职务，与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并称“中共五老”，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再加上他在陪都重庆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与国统区各界人士和驻重庆的各国外交人员都有广泛而友好的交往，人缘颇佳，口碑载道。中国共产党派他作为解放区代表出席旧金山国际会议，称得上是理想人选。
3月7日，国民政府发给董必武特派状，写有“特派董必武为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派字第十八号）”，此状由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和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签署。
1978年2月，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将此特派状捐赠给国家，现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4月6日，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及其随行人员从延安乘飞机前往重庆，受恶劣天气的影响，7日才到达。
中国代表团的10名成员，其中胡适、顾维钧、魏道明三人已在美国，身在重庆的另6位代表，便搭乘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的私家豪华飞机直接飞往美国。而董必武及其随行人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经过简短的准备，于4月12日，在重庆珊瑚坝机场搭乘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飞赴美国。小军用飞机在空中颠簸不断，先要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加尔各答，然后转机赴中东，跨越非洲，横飞大西洋，到拉丁美洲的巴西，最后才飞到美国纽约的莱加弟机场，此时已是21日，前后飞行了10天。年已花甲的董必武一路之劳顿，可想而知。
五
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富丽堂皇的旧金山大剧院隆重开幕，包括中国在内的50个国家（后波兰加入）的282名代表出席大会，共同讨论和制定《联合国宪章》。董必武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出席了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首次在西方国际政治舞台上亮相。从5月3日起，各代表团成员分成4个专门委员会审议联合国宪章草案，董必武被安排在第三专门委员会，即负责审议联合国关键部门安理会的有关条文。这个专门委员会讨论时，因为涉及安理会的权限和否决权等问题，争论最为激烈，成为整个会议的中心之一。
会议期间，董必武固有的庄重而平和的政治家风度，给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在其回忆录中对董必武的言行作了重要介绍，他写道：“会议期间，我同董必武作过多次讨论，他是中国代表团最年长的，是个读过古书的人，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敏”。他还写道，“我和董必武先生交谈过，觉得他和众人也没有多大不同，他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这使我顿感惊奇”。
6月25日，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并于26日举行签字仪式。因为中国代表团在发起国中按英文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按照大会所商定的程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政府首席代表宋子文提前回国，胡适在哈佛大学讲学，他二人均未参加签字仪式，实际到场签字的中国代表仅为8人。代理首席代表顾维钧第一个签名，其中吴贻芳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签字仪式在肃穆的气氛中进行，董必武以中国代表之五的身份，庄严地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也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上了“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体字。这是历史上不同寻常的镜头，又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董必武的毛笔字潇洒飘逸，别具一格，至今这一珍贵历史记录还保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三楼的一个别致的玻璃柜中。当晚，董必武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出席了会议的闭幕式，至此，联合国成立大会圆满结束。
六
董必武来到美国，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他知道自己能作为一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到旧金山参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那是经过一番不小的斗争才得以实现的，因而他非常珍惜这一机会。他利用出席会议的难得机会，为打破国民党历来对解放区情况的新闻封锁，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搞国际统战和宣传工作。他要他的助手章汉夫、陈家康和在美国工作的共产党员徐永瑛等同志一道，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解放区实录》一书，在联合国的各代表团、新闻记者以及美国人民中广为散发，向全世界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的战绩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一家华侨报纸还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董必武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全文。
联合国大会闭幕后，董必武携章汉夫、陈家康一行离旧金山赴纽约，首先拜访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和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等。然后便广泛地会见当地的华侨代表、美国友好人士、新闻记者及部分美国社会上层人物，向他们介绍了中国解放区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了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的本质，争取了华侨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美籍华人邝治中先生曾撰文写道：“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当国民政府出席成立仪式的代表宋子文前来访问纽约时，他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拒绝去唐人街发表演说。相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他那时在旧金山）却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這给纽约的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在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见《纽约唐人街》第151页）。
总之，董必武不愧为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和使者，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民主人士和解放区人民亦即全国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结束在美工作，于11月20日乘飞机回国，26日抵达重庆。
1985年10月24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万里高度评价了董必武旧金山之行的伟大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并在宪章上签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支持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