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1984年6月起，海南岛突然成了一块骚动的热土，全中国嗅觉敏感的商人都夹着钱包往那里赶，一场百年一遇的金钱狂欢正在那里上演。但大戏持续半年，最终以悲剧落幕。
（一）疯狂的汽车贸易
海南岛那时还隶属于广东省，1984年1月，中央决定开放沿海14座城市，比邻香港和深圳的海南理所当然地成为开放的重点区域。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算过一个细账：“海南岛要发展，必须要有原始积累，靠什么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够。靠外援？不可能。有一快捷的办法是自己‘草船借箭’。”
雷宇的“借箭计”，便是把中央给的特殊政策转化成真金白银。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批转过一个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 。”不过，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雷宇的“借箭计”则把后面的这段文字给轻描淡写地“忽略”了。雷宇日后抗辩说，1984年7月，国家工商局市场司一位副司长在全国一个会议上，宣布广东、福建两省进口汽车可以销往省外。然而，这仅是个人说法，并无文件依据。
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雷宇和他的部属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车，跟进口一些小家电、办公设备等相比，汽车无疑是利润最丰厚、也是内陆市场最受欢迎的一个重量级商品。当时雷宇的算盘是，“进口1.3万辆转卖至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
出乎他预料的是，闸门一开，事态迅速地变得不可收拾。1984年的海南是一个官贫民穷的偏远之地，当时全岛的财政收入只有2.856亿元人民币，用雷宇的话说：“连开工资都不够，当时的公社改成乡和镇要挂牌子，有的公社连挂牌子的钱都没有。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这是真的。”而如今，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这对于海南人来说，无疑是在家门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一时间，全岛陷入疯魔，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连雷宇日后都无奈地承认：“连幼儿园都来搞汽车批文，因为批文可以变钱，跑到外省卖批文，外地没有批文，海南岛可以有批文啊，他转手之间把这些批文给别人，那不就赚钱了吗？”
这年夏天，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随便到哪间茶楼、饭馆、旅馆、商店、机关、工厂、学校、报社，直至幼儿园、托儿所，听得人头昏脑涨的一个词汇，就是“汽车”。日后有一篇报告文学描写过一个细节：“这天早上，一位在机关扫地倒茶的阿婶，扳着手指，给在门口收邮件报纸的阿伯算账，进口一辆12座的日本面包车，只需四五千美元，进口一辆日本超豪华皇冠只需5700美元。以美元和人民币牌价比率1：2.8计算，打了关税，还是有100%、甚至200%的惊人利润。两个人越算越欢喜，因为他们刚刚搞到了一张进口汽车批文。”
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2000多辆，到7月份，区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万辆汽车进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黑市外汇变得公开化了，价格疯狂飙升，美元和人民币的比率成了1：4.4，甚至到了1：6。人们带着大包小包的人民币，涌到珠江三角洲换港币。深圳、北京等地的一些人也从海南的政策中嗅到了金矿的气味。当时其他地方進口家用电器、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等，都要直接由国务院审批，但海南岛却拥有自己进口的特权，谁都判断得出其中的利益空间，于是，“到海南去倒汽车”成了那时最诱人的商机。
一场史无前例的汽车大狂潮，在这个贫穷的孤岛上正式启动了。区直属94个单位，有88个着了魔似地卷入了汽车狂潮中。在党政机关的影响下，全区各行各业都气粗胆壮地做起汽车买卖。仅半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直奔汽车而去。
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部停在海口市内外，密密麻麻，一望无际，在阳光下五彩缤纷，闪闪发亮，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里，海南一共签发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已经开出信用证5万多辆。进口用汇总额，高达3亿美元。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的事情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海南行政区政府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第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所有汽车发票上都盖着‘只限岛内使用’和‘不许出岛’的字样，这是事实）。第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第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就在行政区政府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不断地被卸下。从9月25日至10月10日，海南至少又批准了8900多辆汽车进口。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国务院特区办的电报中仍称：“到目前为止，海南岛进口的汽车全部都是在岛内销售的。”
（二）汽车带来的官场震荡
汽车并不是钻石，成千上万地进口、出岛，却让全天下的人都视若无睹，这未免太过猖狂。到年底，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广东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
1985年初，由中央纪委、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审计署、海关总署、国务院特区办，以及省委、省府等机构102人组成的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1985年7月31日，新华社播发通电《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其中称：“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9万多辆汽车，已到货7.9万多辆，还有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不久后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除了汽车之外，还进口了286万台电视机、25.2万台录像机。
根据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中披露的数据，1985年中国进口汽车等于1950-1979年进口汽车的总数。海南事件后，利用政策空子，倒卖走私进口汽车的现象一直没有被真正制止，其后续余波一直延续到2000年的厦门远华赖昌星走私案。从1983年到1987年，各地政府动用外汇大量进口汽车，数额高达16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两个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其他商品的进口倒卖也同样没有停止过。1988年1月到9月，通过海关进口的录像机为2万台左右，而实际流入国内的在33万台以上。再以彩色相纸为例，1989年上半年，5个特区就引进4000万美元，占全国消费量的1/3，其中80%以上通过灰色渠道流入内地。1988年，根据海关统计的全国进口消费品价值为13亿美元，
实际从被降职的那一天起，雷宇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时候，他常常与海南籍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并论。1996年，他在61岁的时候，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职位上主动退下来，并声称回家侍奉九旬老母亲，由此再成新闻人物，一时颇受社会舆论的同情。
“海南汽车倒卖事件”在客观上，让封闭落后的海南一跃而成为开放的前沿，一向羞于商品交易的海南人如同经历了一场刻骨的金钱教育。1996年，一位叫朱健国的财经记者在海南采访4个月，他发现，“无论到什么單位采访，一提起海南今日的巨变之由，人们首先说，这真是多亏了雷宇啊。”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胆，与当时很多人急于求变的心态是分不开的。据他后来回忆，80年代初，主政当局对各地的突破性举措颇有鼓励。他到海南到任之际，曾有中央领导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之后，更有领导鼓励说，你在海南岛工作，胆子大一点，怎么快你就怎么搞。“汽车事件”被公开处理后，北京的措辞固然看上去雷霆万钧，但是在依法处理上却可谓“高举轻放”，雷宇被谪贬为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3年后，复用为广州市副市长，后又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国难得的能吏和清官，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抗上直言，行事霹雳，思路清晰，官声之佳，有众口为证。他在任职期间，努力于肃清“文革”后遗症，将岛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他有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3年里，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除了让秘书剪开信封口，每一封都是他自己亲自展读，亲自批复。在“汽车事件”的事后清查中发现，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也正因此，他在其后十余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间流传为一个侠客式的清官。雷宇晚年定居广州。1999年，有记者登门采访时看到，午饭之后，他与99岁的老母亲一起参禅入定，宛若老僧。
（据《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吴晓波/文）
（一）疯狂的汽车贸易
海南岛那时还隶属于广东省，1984年1月，中央决定开放沿海14座城市，比邻香港和深圳的海南理所当然地成为开放的重点区域。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算过一个细账：“海南岛要发展，必须要有原始积累，靠什么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够。靠外援？不可能。有一快捷的办法是自己‘草船借箭’。”
雷宇的“借箭计”，便是把中央给的特殊政策转化成真金白银。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批转过一个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 。”不过，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雷宇的“借箭计”则把后面的这段文字给轻描淡写地“忽略”了。雷宇日后抗辩说，1984年7月，国家工商局市场司一位副司长在全国一个会议上，宣布广东、福建两省进口汽车可以销往省外。然而，这仅是个人说法，并无文件依据。
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雷宇和他的部属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车，跟进口一些小家电、办公设备等相比，汽车无疑是利润最丰厚、也是内陆市场最受欢迎的一个重量级商品。当时雷宇的算盘是，“进口1.3万辆转卖至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
出乎他预料的是，闸门一开，事态迅速地变得不可收拾。1984年的海南是一个官贫民穷的偏远之地，当时全岛的财政收入只有2.856亿元人民币，用雷宇的话说：“连开工资都不够，当时的公社改成乡和镇要挂牌子，有的公社连挂牌子的钱都没有。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这是真的。”而如今，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这对于海南人来说，无疑是在家门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一时间，全岛陷入疯魔，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连雷宇日后都无奈地承认：“连幼儿园都来搞汽车批文，因为批文可以变钱，跑到外省卖批文，外地没有批文，海南岛可以有批文啊，他转手之间把这些批文给别人，那不就赚钱了吗？”
这年夏天，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随便到哪间茶楼、饭馆、旅馆、商店、机关、工厂、学校、报社，直至幼儿园、托儿所，听得人头昏脑涨的一个词汇，就是“汽车”。日后有一篇报告文学描写过一个细节：“这天早上，一位在机关扫地倒茶的阿婶，扳着手指，给在门口收邮件报纸的阿伯算账，进口一辆12座的日本面包车，只需四五千美元，进口一辆日本超豪华皇冠只需5700美元。以美元和人民币牌价比率1：2.8计算，打了关税，还是有100%、甚至200%的惊人利润。两个人越算越欢喜，因为他们刚刚搞到了一张进口汽车批文。”
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2000多辆，到7月份，区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万辆汽车进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黑市外汇变得公开化了，价格疯狂飙升，美元和人民币的比率成了1：4.4，甚至到了1：6。人们带着大包小包的人民币，涌到珠江三角洲换港币。深圳、北京等地的一些人也从海南的政策中嗅到了金矿的气味。当时其他地方進口家用电器、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等，都要直接由国务院审批，但海南岛却拥有自己进口的特权，谁都判断得出其中的利益空间，于是，“到海南去倒汽车”成了那时最诱人的商机。
一场史无前例的汽车大狂潮，在这个贫穷的孤岛上正式启动了。区直属94个单位，有88个着了魔似地卷入了汽车狂潮中。在党政机关的影响下，全区各行各业都气粗胆壮地做起汽车买卖。仅半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直奔汽车而去。
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部停在海口市内外，密密麻麻，一望无际，在阳光下五彩缤纷，闪闪发亮，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里，海南一共签发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已经开出信用证5万多辆。进口用汇总额，高达3亿美元。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的事情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海南行政区政府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第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所有汽车发票上都盖着‘只限岛内使用’和‘不许出岛’的字样，这是事实）。第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第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就在行政区政府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不断地被卸下。从9月25日至10月10日，海南至少又批准了8900多辆汽车进口。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国务院特区办的电报中仍称：“到目前为止，海南岛进口的汽车全部都是在岛内销售的。”
（二）汽车带来的官场震荡
汽车并不是钻石，成千上万地进口、出岛，却让全天下的人都视若无睹，这未免太过猖狂。到年底，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广东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
1985年初，由中央纪委、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审计署、海关总署、国务院特区办，以及省委、省府等机构102人组成的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1985年7月31日，新华社播发通电《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其中称：“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9万多辆汽车，已到货7.9万多辆，还有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不久后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除了汽车之外，还进口了286万台电视机、25.2万台录像机。
根据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中披露的数据，1985年中国进口汽车等于1950-1979年进口汽车的总数。海南事件后，利用政策空子，倒卖走私进口汽车的现象一直没有被真正制止，其后续余波一直延续到2000年的厦门远华赖昌星走私案。从1983年到1987年，各地政府动用外汇大量进口汽车，数额高达16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两个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固定资产净值。其他商品的进口倒卖也同样没有停止过。1988年1月到9月，通过海关进口的录像机为2万台左右，而实际流入国内的在33万台以上。再以彩色相纸为例，1989年上半年，5个特区就引进4000万美元，占全国消费量的1/3，其中80%以上通过灰色渠道流入内地。1988年，根据海关统计的全国进口消费品价值为13亿美元，
实际从被降职的那一天起，雷宇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时候，他常常与海南籍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并论。1996年，他在61岁的时候，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职位上主动退下来，并声称回家侍奉九旬老母亲，由此再成新闻人物，一时颇受社会舆论的同情。
“海南汽车倒卖事件”在客观上，让封闭落后的海南一跃而成为开放的前沿，一向羞于商品交易的海南人如同经历了一场刻骨的金钱教育。1996年，一位叫朱健国的财经记者在海南采访4个月，他发现，“无论到什么單位采访，一提起海南今日的巨变之由，人们首先说，这真是多亏了雷宇啊。”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雷宇之所以如此大胆，与当时很多人急于求变的心态是分不开的。据他后来回忆，80年代初，主政当局对各地的突破性举措颇有鼓励。他到海南到任之际，曾有中央领导说，中央和广东省对海南岛要无为而治，最起码三年内一不要打棍子，二不要给“绳子”。之后，更有领导鼓励说，你在海南岛工作，胆子大一点，怎么快你就怎么搞。“汽车事件”被公开处理后，北京的措辞固然看上去雷霆万钧，但是在依法处理上却可谓“高举轻放”，雷宇被谪贬为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3年后，复用为广州市副市长，后又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国难得的能吏和清官，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抗上直言，行事霹雳，思路清晰，官声之佳，有众口为证。他在任职期间，努力于肃清“文革”后遗症，将岛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他有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3年里，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除了让秘书剪开信封口，每一封都是他自己亲自展读，亲自批复。在“汽车事件”的事后清查中发现，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也正因此，他在其后十余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间流传为一个侠客式的清官。雷宇晚年定居广州。1999年，有记者登门采访时看到，午饭之后，他与99岁的老母亲一起参禅入定，宛若老僧。
（据《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吴晓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