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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干部，荣昌区龙集镇清河村原党支部书记张希良十余年如一日，用他质朴的情怀和大爱无私的举动，温暖着清河村5000多名村民的心。
张希良病逝后，重庆党刊全媒体连续报道了他的感人事迹，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这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好支书的故事，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
“张书记省吃俭用，对外人却大方得不得了”
2月13日下午3点，清河村3组，天阴沉沉的。
“今天都正月初九了，换作往年，张书记又该通知我去哪里干活了。”46岁的郭崇金在门前踱步，悲伤刻在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脸上，他不断地唉声叹气。
郭崇金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女儿在上学，大女儿还没有工作，正是一大家子急需用钱的时候，也难怪他着急，“跟着张书记，好歹每天能挣150块钱，这下可好，只能成天守在家里。”
张希良从生病住院到入土为安，一幕幕清晰烙印在郭崇金的脑海。
郭崇金是清河村施工队的泥工班头，每天清晨7点，是施工队集合的时间，不管春夏秋冬，雷打不动。2018年11月10日，当郭崇金赶到集合地点时，一丝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
“大家没有整队，也没有点名，只见张书记被家人从屋里架了出来。”张希良路过郭崇金面前时停了下来，说了一句“我胸口不舒服，帮我把工人带好”后便上了车。
从跟随张希良开始那天算起，郭崇金已经干了十多年，不曾想，这一面竟是永别。
“我只晓得他有高血压，每次问他，他都说是小毛病，没啥大碍。”郭崇金日复一日地盼望着，希望张希良能早日康复。
12月22日傍晚7点，郭崇金下班刚回到家：“张希龙打来‘哥哥走了，帮忙招呼人把家头收拾一下’的电话，惊得我半晌没应出声来。”
意料之外，郭崇金打了个冷战，任由泪水在脸颊肆意滂沱。
郭崇金的家，砖瓦结构，出门左转，就是清河村村委会办公室。
“幸好有张书记出面帮忙协调宅基地。”郭崇金说，原本他住在清河村6组，考虑到出行不便，一大家子都想搬到3组来，“当我把想法告诉张书记后，他前前后后忙了好长一段时间，让我花很少的钱就实现了愿望。”
在接下来的房屋修建中，张书记不仅亲身参与施工，还垫钱拉材料，“好人”的印象，从此深深扎根在郭崇金一家人的心中。
“我想抽烟了，去他家开的小卖部拿就是，他从来都不收我的钱。”69岁的“五保户”唐传方打岔道，“张书记省吃俭用，对外人却大方得不得了。”
“尽管在外面欠了那么多钱，张书记却从不拖欠我们的人工费。”郭崇金马上又接过话茬，“你想嘛，我们男子汉哪会轻易掉眼泪嘛，在张书记遗体运回来时，我们都忍不住号啕大哭。”
不丢《扶贫手册》，“让子孙后代都记得张书记的好”
清河村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陈绍友住在2组，从门前水田望过去，除了几个山包，再无他物。
“我的目光和环境一样，有点‘坐井观天’。”2月13日下午5点半，坐在自家门前，陈绍友自嘲道，“今年，再无张书记带队，我们可能只好外出打工了。”
自从张希良开始承揽工地，陈绍友就一直跟着他干：“至少有10个年头了，只要有活路，他就带着我们一起干。”
“母亲多病，父亲双眼失明，儿女还在读书。”陈绍友解释当初不外出务工的原因，“主要是走不开，尤其是娃娃读大学的那几年，每年开学都要两万多元，钱不够我就找张书记借，他从来没说半个‘不’字。”
跟着张希良干，木工出身的陈绍友每天能挣到150元。
“最近几年，我每年都要帮他干不少活呢。”端着撮箕喂完猪食，陈绍友的妻子唐孝珍忍不住插话道，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是到现场干了活的，张希良统统按每人每天100元結算。
“为了能挣到每天的100元钱，有些老婆婆都七十出头了，路都走不稳，还争先恐后地去现场，哪能干什么活嘛？”唐孝珍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在我看来，他做的就是亏本买卖。”唐孝珍说，张希良就是个“马大哈”，傻。有一次，唐孝珍私下问了张希良才晓得，“其实他并不傻，他这是在想方设法为我们增加收入呀。”
2010年，陈绍友家改建房屋，工程自然是包给了张希良。
“在完工结算时，只花了不到10万元，除了材料费和人工费支出，张书记没多要我一分钱，比我预算中节约了好几万元。剩下的尾款，还是我主动给他送上门去的。”这笔账，陈绍友记得很清楚。
说完，顺着陈绍友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他家两楼一底的房屋，外加猪圈和灶房，有300平方米左右的使用面积，外立面贴着白色的瓷砖。
“如今儿女长大成人，都在重庆主城区上班。”说话间，唐孝珍走进屋内，找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资料袋，里面装着《扶贫手册》。
陈绍友掰着手指算了算：“我每年跟着张书记赚4万多元，老婆在家里头搞种植、养殖，帮张书记打点零工，可以挣3万元，加上儿女的工资，一年下来，全家毛收入差不多有20万元了呢。”
尽管早已甩掉了建卡贫困户的“帽子”，但陈绍友家的这本《扶贫手册》没舍得扔，“留作纪念嘛，让子孙后代都记得张书记的好。”
“张书记用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我对农村干部的印象”
“如果没得张书记对我的帮助和引导，可能就没得我的今天。”2月14日上午8点半，荣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30岁的聂鹏悲从中来。
老家在贵州遵义城区的聂鹏，从西南大学毕业后，考取大学生村干部，来到了清河村。
2011年7月18日，聂鹏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星期一。
到龙集镇办完报到手续抵达清河村时，已是上午11点，聂鹏发现一个胖乎乎的矮个中年男子，满脸堆笑地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口迎接他：“我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叫张希良，你是新来的主任助理聂鹏吧？”
声音浑厚、个性豪放，张希良的第一印象从此定格在聂鹏的脑海中。
还没来得及等聂鹏搭话，张希良便接过他手上的大包小袋，连声说：“好事，好事！我们村的发展，就需要你们这些大学生来帮忙出谋划策呢。”
在接下来的接触中，聂鹏察觉到，张希良其实并不善于言辞，做任何事情，他都强调结果。“只要是可行性方案，只要我们提出来，他就会想方设法地予以支持。”聂鹏说。
村里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看管。“上学期间还好，放学和周末时段，除了学习上没人照管，安全也是一大隐患。”2011年10月初，聂鹏提出腾一间大办公室出来，搞一个“留守儿童亲情园”。张希良立马支持他，还让他牵头成立了电教中心。
2012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聂鹏想让留守儿童也能像城里娃一样，过一个难忘的节日。
统计人数时，发现有200多名孩子报名。“有我们村的，也有邻村的，有些还不是留守儿童。”当聂鹏将统计结果告诉张希良时，他乐呵呵地一笑：“有啥子嘛？不就是2000多块钱嘛，只要你们觉得好，孩子们高兴，钱我来出就是。”
聂鹏清楚，作为一名村支部书记，2000多元几乎就是他两个月的工资。
“说实话，我以前总觉得农村人比较抠，但张书记用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我对农村干部的印象。”聂鹏说。虽然已过去7年时间，但孩子们集体享用美餐时的笑脸，仍珍藏在他的手机相册里。
作为一名“工科男”，文字功夫较差让聂鹏伤透脑筋。为了锻炼他，自从进村那天起，张希良就要求他坚持写日记、发博客，一些经验总结方面的材料，也让他来写。
“我好歹是一名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你作为一个农村干部，能帮助我提高多少？”聂鹏坦陈，刚开始，他对张希良的要求有些抵触，久而久之，他终于懂得了书记的用心。
“如果不是张书记手把手地教我，可能我干不了现在的工作。”聂鹏表示。
“我离开村里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除了关心工作，也惦记着我的婚姻大事，说要见证我的婚礼，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豆大的泪珠，不停地从聂鹏的脸颊洒落。
张希良病逝后，重庆党刊全媒体连续报道了他的感人事迹，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这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好支书的故事，感动着越来越多的人。
“张书记省吃俭用，对外人却大方得不得了”
2月13日下午3点，清河村3组，天阴沉沉的。
“今天都正月初九了，换作往年，张书记又该通知我去哪里干活了。”46岁的郭崇金在门前踱步，悲伤刻在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脸上，他不断地唉声叹气。
郭崇金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女儿在上学，大女儿还没有工作，正是一大家子急需用钱的时候，也难怪他着急，“跟着张书记，好歹每天能挣150块钱，这下可好，只能成天守在家里。”
张希良从生病住院到入土为安，一幕幕清晰烙印在郭崇金的脑海。
郭崇金是清河村施工队的泥工班头，每天清晨7点，是施工队集合的时间，不管春夏秋冬，雷打不动。2018年11月10日，当郭崇金赶到集合地点时，一丝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
“大家没有整队，也没有点名，只见张书记被家人从屋里架了出来。”张希良路过郭崇金面前时停了下来，说了一句“我胸口不舒服，帮我把工人带好”后便上了车。
从跟随张希良开始那天算起，郭崇金已经干了十多年，不曾想，这一面竟是永别。
“我只晓得他有高血压，每次问他，他都说是小毛病，没啥大碍。”郭崇金日复一日地盼望着，希望张希良能早日康复。
12月22日傍晚7点，郭崇金下班刚回到家：“张希龙打来‘哥哥走了，帮忙招呼人把家头收拾一下’的电话，惊得我半晌没应出声来。”
意料之外，郭崇金打了个冷战，任由泪水在脸颊肆意滂沱。
郭崇金的家，砖瓦结构，出门左转，就是清河村村委会办公室。
“幸好有张书记出面帮忙协调宅基地。”郭崇金说，原本他住在清河村6组，考虑到出行不便，一大家子都想搬到3组来，“当我把想法告诉张书记后，他前前后后忙了好长一段时间，让我花很少的钱就实现了愿望。”
在接下来的房屋修建中，张书记不仅亲身参与施工，还垫钱拉材料，“好人”的印象，从此深深扎根在郭崇金一家人的心中。
“我想抽烟了，去他家开的小卖部拿就是，他从来都不收我的钱。”69岁的“五保户”唐传方打岔道，“张书记省吃俭用，对外人却大方得不得了。”
“尽管在外面欠了那么多钱，张书记却从不拖欠我们的人工费。”郭崇金马上又接过话茬，“你想嘛，我们男子汉哪会轻易掉眼泪嘛，在张书记遗体运回来时，我们都忍不住号啕大哭。”
不丢《扶贫手册》，“让子孙后代都记得张书记的好”
清河村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陈绍友住在2组，从门前水田望过去，除了几个山包，再无他物。
“我的目光和环境一样，有点‘坐井观天’。”2月13日下午5点半，坐在自家门前，陈绍友自嘲道，“今年，再无张书记带队，我们可能只好外出打工了。”
自从张希良开始承揽工地，陈绍友就一直跟着他干：“至少有10个年头了，只要有活路，他就带着我们一起干。”
“母亲多病，父亲双眼失明，儿女还在读书。”陈绍友解释当初不外出务工的原因，“主要是走不开，尤其是娃娃读大学的那几年，每年开学都要两万多元，钱不够我就找张书记借，他从来没说半个‘不’字。”
跟着张希良干，木工出身的陈绍友每天能挣到150元。
“最近几年，我每年都要帮他干不少活呢。”端着撮箕喂完猪食，陈绍友的妻子唐孝珍忍不住插话道，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是到现场干了活的，张希良统统按每人每天100元結算。
“为了能挣到每天的100元钱，有些老婆婆都七十出头了，路都走不稳，还争先恐后地去现场，哪能干什么活嘛？”唐孝珍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在我看来，他做的就是亏本买卖。”唐孝珍说，张希良就是个“马大哈”，傻。有一次，唐孝珍私下问了张希良才晓得，“其实他并不傻，他这是在想方设法为我们增加收入呀。”
2010年，陈绍友家改建房屋，工程自然是包给了张希良。
“在完工结算时，只花了不到10万元，除了材料费和人工费支出，张书记没多要我一分钱，比我预算中节约了好几万元。剩下的尾款，还是我主动给他送上门去的。”这笔账，陈绍友记得很清楚。
说完，顺着陈绍友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他家两楼一底的房屋，外加猪圈和灶房，有300平方米左右的使用面积，外立面贴着白色的瓷砖。
“如今儿女长大成人，都在重庆主城区上班。”说话间，唐孝珍走进屋内，找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资料袋，里面装着《扶贫手册》。
陈绍友掰着手指算了算：“我每年跟着张书记赚4万多元，老婆在家里头搞种植、养殖，帮张书记打点零工，可以挣3万元，加上儿女的工资，一年下来，全家毛收入差不多有20万元了呢。”
尽管早已甩掉了建卡贫困户的“帽子”，但陈绍友家的这本《扶贫手册》没舍得扔，“留作纪念嘛，让子孙后代都记得张书记的好。”
“张书记用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我对农村干部的印象”
“如果没得张书记对我的帮助和引导，可能就没得我的今天。”2月14日上午8点半，荣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30岁的聂鹏悲从中来。
老家在贵州遵义城区的聂鹏，从西南大学毕业后，考取大学生村干部，来到了清河村。
2011年7月18日，聂鹏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星期一。
到龙集镇办完报到手续抵达清河村时，已是上午11点，聂鹏发现一个胖乎乎的矮个中年男子，满脸堆笑地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口迎接他：“我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叫张希良，你是新来的主任助理聂鹏吧？”
声音浑厚、个性豪放，张希良的第一印象从此定格在聂鹏的脑海中。
还没来得及等聂鹏搭话，张希良便接过他手上的大包小袋，连声说：“好事，好事！我们村的发展，就需要你们这些大学生来帮忙出谋划策呢。”
在接下来的接触中，聂鹏察觉到，张希良其实并不善于言辞，做任何事情，他都强调结果。“只要是可行性方案，只要我们提出来，他就会想方设法地予以支持。”聂鹏说。
村里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看管。“上学期间还好，放学和周末时段，除了学习上没人照管，安全也是一大隐患。”2011年10月初，聂鹏提出腾一间大办公室出来，搞一个“留守儿童亲情园”。张希良立马支持他，还让他牵头成立了电教中心。
2012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聂鹏想让留守儿童也能像城里娃一样，过一个难忘的节日。
统计人数时，发现有200多名孩子报名。“有我们村的，也有邻村的，有些还不是留守儿童。”当聂鹏将统计结果告诉张希良时，他乐呵呵地一笑：“有啥子嘛？不就是2000多块钱嘛，只要你们觉得好，孩子们高兴，钱我来出就是。”
聂鹏清楚，作为一名村支部书记，2000多元几乎就是他两个月的工资。
“说实话，我以前总觉得农村人比较抠，但张书记用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我对农村干部的印象。”聂鹏说。虽然已过去7年时间，但孩子们集体享用美餐时的笑脸，仍珍藏在他的手机相册里。
作为一名“工科男”，文字功夫较差让聂鹏伤透脑筋。为了锻炼他，自从进村那天起，张希良就要求他坚持写日记、发博客，一些经验总结方面的材料，也让他来写。
“我好歹是一名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你作为一个农村干部，能帮助我提高多少？”聂鹏坦陈，刚开始，他对张希良的要求有些抵触，久而久之，他终于懂得了书记的用心。
“如果不是张书记手把手地教我，可能我干不了现在的工作。”聂鹏表示。
“我离开村里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除了关心工作，也惦记着我的婚姻大事，说要见证我的婚礼，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豆大的泪珠，不停地从聂鹏的脸颊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