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当初的放权让利改革,同时涵盖了国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和国企所有者的两种身份来调整与国企的关系。但国家作为所有者来处理与国企的关系,比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来处理与国企的关系,要困难得多。国有制的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方面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这有着广泛共识。从实际情况看,国企效率低下也是普遍现象。如果要使中国经济在未来仍保持一定增速,必须更加依赖企业创新和生产率提高,依赖要素从效率低的企业不断流向效率高的企业。这就必须考虑如何处置国家资本主义、国企。所幸,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一个规模较大的民营部门,再保留这么多的国企在重要行业占有主导地位,已经没有必要。可以认为,离开产权改革来推行国企市场化改革,不可能有真的市场化。因为民营化包括产权民间化和治理商业化。另外,要避免民营化会成为少数人掠夺国有资产的过程。在过去几年,防止国资流失的各种技术性措施更加完善,唯一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意志启动新一轮民营化。同时应该认识到,民营化过程中腐败的根源是政府腐败,所以必须大力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改革可能比国企改革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