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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美丽的记忆，是精妙的符号，是珍藏在每个人心中的一片净土，是寄生在每个人脑海里的精神家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是从乡村开始的，而乡村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时光轴下的三农演进图
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农村、农民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走上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演进道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考察以下几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1984年。仅是联产承包全面推行两年之后，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了“卖难”，这让中央万万没想到。因为在1984年，我们的概念首先还是如何填饱肚子的问题，但这一年却意外出现了粮食卖不掉的问题，各地的农民在粮站外面排队，粮食交不进去。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让人看到了农业巨大的潜能。
出现“卖难”之后，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允许农民自己卖粮食。这个政策现在可能很难想象，难道卖自己生产出來的东西还要国家批准？但过去农民是不能自己卖的，因为必须统购统销。这个政策壁垒一打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自己卖还是不能化解粮食过剩，于是农民又要求自己加工，中央再次批准了。
当时为了推动农村改革，自1982年起将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确定为农村主题，大家于是约定俗成，让“一号文件”变成了三农政策的代名词。上世纪80年代一共连续发了5个三农的“一号文件”，迄今让人怀念，因为含金量非常高，创新性非常强，最重要的是尊重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换句话说，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农民一手推动的。也就是1984年开始，国家似乎对农业感到有点放心了，改革全面转入城市。
第二个时间节点，1991年。这一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达到了1亿人次，这又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也就是说，农民已经开始告别种田，过上了半工半农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当时把这种现象叫作“泥腿子上岸”，“离土不离乡”。
关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央用了一个词叫“异军突起”，现在的很多企业都是过去的乡镇企业转制而来的。当然，“乡镇企业”这个名词还是要界定一下，它不是指办在乡村的企业，而是指由过去的乡镇、村集体办的企业，最出名的乡镇企业是春兰，而最出名的乡镇企业现象就是“苏南现象”。
但让人遗憾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也是乡镇企业的巅峰时期了，此后在国企改革、外资进入、私人企业崛起等多重因素的竞争下，乡镇企业日渐式微，由此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农民在家门口打工的机会减少了，只能“离土又离乡”，大规模的民工潮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第三个时间节点，1998年。这一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值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因为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又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会议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对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有重要意义。这一年，全国各地粮食丰收的消息纷纷传来，而农产品卖难现象也继续涌现，所以农业方面的总体评价是已经进入总体平衡而结构性不足的时代，总体够吃了，但是结构有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着手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第四个时间节点，2004年。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到新世纪初，三农度过了一段很煎熬的时段，可谓“病灶”集中暴发，农产品价格徘徊不前，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粮食生产下滑，农民税负很重，基层干群矛盾日益突出。2000年初，湖北省一个乡镇党委的书记李昌平向时任总理朱镕基上了万言书，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200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和研究2003年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核心，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都要下发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核心的思路是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思路来统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到2017年已经连续下发14个中央一号文件。
第五个时间节点，2011年。这一年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了51.3%，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一半多的人是城镇居民，而不是农民了。此后，这个比例还在以每年一个多点的速度增加，到了2016年底，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农村居民只剩下43%。当然，这里面如果按户籍算，则户籍城镇化率是41%，也就是说还有16%的农民身份者常年在城里待着，他们还不是完全的城镇居民，甚至还可能倒回农村去。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民帝国”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彻底被扭转了，亿万农民从此在城镇化中迎来“新生”！
第六个时间节点，2015年。这一年的三农又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非农的收入首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超过了农业经营收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今天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也跟城市人一样，是工薪阶层了。农民收入有四大构成，目前的结构大体是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各占40%左右，而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共占20%左右。但家庭经营收入包括一产、二产和三产，种地是一产，加工是二产，搞乡村旅游是三产，如果单独把种地、养殖这样的农业部分独立出来算，已经比工资收入少了，也就是说今天农民收入不再主要靠在地里“刨食”。
三农各要素各自演进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原来浑然一体的“三农”，走上了逐渐分化的道路。农业、农村、农民，按照过去的理解是浑然一体的，农民是种地的，住在农村，但是今天一切都不大一样了。
首先，农民正在由社会身份向职业身份演化。
过去讲的农民，多是社会身份，也有对应的概念，如种地的、农村户口等。现在来看，农民特别是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农民已经不一定再务农了，目前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职工80%以上都是农民工，农民成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阶级主力军。 留在农村的人，也不一定在种地，主要表现为兼业化，真正种地的劳动力已经很少了。因为今天机械化发展很厉害了，农民于是有了大量的时间从事二三产业，不用再守在地头。而且，农民进城与城里人下乡相对出现，还有700万名农民进城再返乡创业。
目前出现的“新农人”群体已经上百万，他们大多数并不是农村人，却从事了农业，这让“农民”这一身份进一步职业化了。
其次，农业呈现出现代与传统交织的转型特征，大农场与小农户并存，高科技与传统农业同在。
一方面在东北、新疆，出现了现代化大农场，规模上万亩，飞机作业，超大机械耕作，其场景恍若美国。而另一方面，在贫困的山区，还是零散种着地，甚至还有刀耕火种的场景。但在大部分农业区，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成为事实上的主要务农者，农民已经基本告别繁重的体力劳动，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另外也有一些农民成为职业化的农业经营者，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达280万个，其中农民合作社179萬家。农产品的供给也呈现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的特征，价格加速与国际市场一体波动，原有的政策性价格体系加快与市场机制并轨，农业补贴方式被迫转型。
再其次，农村正面临命运的重大转型，消亡、合并、转型每天都在上演。
有报告说，每天我们国家消失100个左右的自然村，在一些贫困山区出现了10人以下村的场景。还有的农村则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迎来了新生，有的成为了城中村，有的被征用成工业用地，有的移民搬迁到其他地方。还有的在新一轮撤乡并村过程中与其他的村合并，有的变成了农村新型社区的一部分。
所以，整个三农在今天已经不是传统的田园牧歌印象。我最近看一个人写的回乡记录后很感慨，他说现在要找乡愁，连乡愁的角都抓不住了，为什么？因为农村都没有了炊烟，农民现在做饭都用上了电磁炉或者煤气灶。有的村甚至没有了鸡鸣，因为新农村不许在家里养鸡。上世纪80年代的“倒蛋部队”是从农村收鸡蛋往城里卖，今天正好反过来，一些地方是把城郊养鸡场的鸡蛋倒卖回农村，这是农村深刻变革中出现的新现象。
新时代的变化和挑战
今天，全球正处于一个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过渡的大变革时代。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变化之大、之快、之剧烈，远超人类原有的想象。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率接近60%，中国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一方面，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首次超过农村，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巨变。城市化的推进，不仅意味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撑城市生活；不仅意味着劳动分工结构的复杂化，也意味着利益诉求的复杂化。这些变化趋势，要求我们走上更高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和公共服务；要求更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场，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撑自身发展；要求进一步改进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多元利益诉求，全面提高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和农民也呈现出新的形态。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现在农村只需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维持生产和生活，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趋势也日益严重。
同时，我们的农民一部分成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一部分成为参与土地增值分配而市民化、食利阶层化的人群，还有一部分成为借助土地流转而进行较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大户，只有少部分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业已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势必会发生深刻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农民群体的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对农业、农村、农民的传统理解和经验需要进行深刻调整以适应变化，还意味着我们必须积极调整土地制度、农业产业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来缓解和释放农业转型带来的社会压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基本平衡。
更重要的是，新的文明形态正在挑战中国传统的文明形态。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进入了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正在被重新塑造。由于信息社会各种资源（资本、信息、消费）的高度集聚和高速流动，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已发生显著的变化。
过去小农经济是按照自然四季来计算时间，现在我们是争分夺秒来计算，而在大数据之下，基于自然的时间概念更有可能被完全颠覆；过去的空间概念是比较确定的空间，而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迅速地和世界发生关联，人的活动空间大为扩展。
时空结构和对时空结构的经验体会，极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对生产方式的组织，对知识与经验的理解，对个人心理的把握。客观实在的时间与空间都在变化，由此而来的社会心理、公共文化、交往方式也会深刻变化，这种影响是以文明为尺度的。对于这种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变化和挑战，不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所能表达的。事实上，如同过去农耕文明遭遇工业文明的挑战一样，新的文明形态将对既有的文明形态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冲击力。
在这种背景下，有别于以往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建设时期的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我们可能迎来第四次农村与城市关系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的主题将是生态文明。
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调动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的活力。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还在农村，在广阔的山林、草原地区。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再一次通过激发农民的活力来“振兴乡村”，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共建一个美丽的家园。
放眼未来，我们需要更开阔的视野，需要一种更具有穿透性的历史观，来思考应对新型挑战的方式。中国很快就实现全面小康，伴随信息革命的浪潮，我们如何在世界诸文明中走到前面？如何推动人自身的发展、内在价值观的发掘、社会性的再造、人与人关系的重塑？如何进一步激发人的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人应该思考得更早一些。
时光轴下的三农演进图
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农村、农民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走上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演进道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考察以下几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1984年。仅是联产承包全面推行两年之后，我们国家第一次出现了“卖难”，这让中央万万没想到。因为在1984年，我们的概念首先还是如何填饱肚子的问题，但这一年却意外出现了粮食卖不掉的问题，各地的农民在粮站外面排队，粮食交不进去。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让人看到了农业巨大的潜能。
出现“卖难”之后，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允许农民自己卖粮食。这个政策现在可能很难想象，难道卖自己生产出來的东西还要国家批准？但过去农民是不能自己卖的，因为必须统购统销。这个政策壁垒一打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因为自己卖还是不能化解粮食过剩，于是农民又要求自己加工，中央再次批准了。
当时为了推动农村改革，自1982年起将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确定为农村主题，大家于是约定俗成，让“一号文件”变成了三农政策的代名词。上世纪80年代一共连续发了5个三农的“一号文件”，迄今让人怀念，因为含金量非常高，创新性非常强，最重要的是尊重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换句话说，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农民一手推动的。也就是1984年开始，国家似乎对农业感到有点放心了，改革全面转入城市。
第二个时间节点，1991年。这一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达到了1亿人次，这又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也就是说，农民已经开始告别种田，过上了半工半农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当时把这种现象叫作“泥腿子上岸”，“离土不离乡”。
关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央用了一个词叫“异军突起”，现在的很多企业都是过去的乡镇企业转制而来的。当然，“乡镇企业”这个名词还是要界定一下，它不是指办在乡村的企业，而是指由过去的乡镇、村集体办的企业，最出名的乡镇企业是春兰，而最出名的乡镇企业现象就是“苏南现象”。
但让人遗憾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也是乡镇企业的巅峰时期了，此后在国企改革、外资进入、私人企业崛起等多重因素的竞争下，乡镇企业日渐式微，由此导致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农民在家门口打工的机会减少了，只能“离土又离乡”，大规模的民工潮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第三个时间节点，1998年。这一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值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因为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又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会议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对加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有重要意义。这一年，全国各地粮食丰收的消息纷纷传来，而农产品卖难现象也继续涌现，所以农业方面的总体评价是已经进入总体平衡而结构性不足的时代，总体够吃了，但是结构有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着手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第四个时间节点，2004年。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到新世纪初，三农度过了一段很煎熬的时段，可谓“病灶”集中暴发，农产品价格徘徊不前，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粮食生产下滑，农民税负很重，基层干群矛盾日益突出。2000年初，湖北省一个乡镇党委的书记李昌平向时任总理朱镕基上了万言书，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200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和研究2003年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核心，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都要下发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核心的思路是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思路来统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到2017年已经连续下发14个中央一号文件。
第五个时间节点，2011年。这一年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了51.3%，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一半多的人是城镇居民，而不是农民了。此后，这个比例还在以每年一个多点的速度增加，到了2016年底，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农村居民只剩下43%。当然，这里面如果按户籍算，则户籍城镇化率是41%，也就是说还有16%的农民身份者常年在城里待着，他们还不是完全的城镇居民，甚至还可能倒回农村去。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民帝国”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彻底被扭转了，亿万农民从此在城镇化中迎来“新生”！
第六个时间节点，2015年。这一年的三农又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非农的收入首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超过了农业经营收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今天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也跟城市人一样，是工薪阶层了。农民收入有四大构成，目前的结构大体是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各占40%左右，而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共占20%左右。但家庭经营收入包括一产、二产和三产，种地是一产，加工是二产，搞乡村旅游是三产，如果单独把种地、养殖这样的农业部分独立出来算，已经比工资收入少了，也就是说今天农民收入不再主要靠在地里“刨食”。
三农各要素各自演进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原来浑然一体的“三农”，走上了逐渐分化的道路。农业、农村、农民，按照过去的理解是浑然一体的，农民是种地的，住在农村，但是今天一切都不大一样了。
首先，农民正在由社会身份向职业身份演化。
过去讲的农民，多是社会身份，也有对应的概念，如种地的、农村户口等。现在来看，农民特别是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农民已经不一定再务农了，目前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职工80%以上都是农民工，农民成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阶级主力军。 留在农村的人，也不一定在种地，主要表现为兼业化，真正种地的劳动力已经很少了。因为今天机械化发展很厉害了，农民于是有了大量的时间从事二三产业，不用再守在地头。而且，农民进城与城里人下乡相对出现，还有700万名农民进城再返乡创业。
目前出现的“新农人”群体已经上百万，他们大多数并不是农村人，却从事了农业，这让“农民”这一身份进一步职业化了。
其次，农业呈现出现代与传统交织的转型特征，大农场与小农户并存，高科技与传统农业同在。
一方面在东北、新疆，出现了现代化大农场，规模上万亩，飞机作业，超大机械耕作，其场景恍若美国。而另一方面，在贫困的山区，还是零散种着地，甚至还有刀耕火种的场景。但在大部分农业区，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成为事实上的主要务农者，农民已经基本告别繁重的体力劳动，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另外也有一些农民成为职业化的农业经营者，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达280万个，其中农民合作社179萬家。农产品的供给也呈现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的特征，价格加速与国际市场一体波动，原有的政策性价格体系加快与市场机制并轨，农业补贴方式被迫转型。
再其次，农村正面临命运的重大转型，消亡、合并、转型每天都在上演。
有报告说，每天我们国家消失100个左右的自然村，在一些贫困山区出现了10人以下村的场景。还有的农村则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迎来了新生，有的成为了城中村，有的被征用成工业用地，有的移民搬迁到其他地方。还有的在新一轮撤乡并村过程中与其他的村合并，有的变成了农村新型社区的一部分。
所以，整个三农在今天已经不是传统的田园牧歌印象。我最近看一个人写的回乡记录后很感慨，他说现在要找乡愁，连乡愁的角都抓不住了，为什么？因为农村都没有了炊烟，农民现在做饭都用上了电磁炉或者煤气灶。有的村甚至没有了鸡鸣，因为新农村不许在家里养鸡。上世纪80年代的“倒蛋部队”是从农村收鸡蛋往城里卖，今天正好反过来，一些地方是把城郊养鸡场的鸡蛋倒卖回农村，这是农村深刻变革中出现的新现象。
新时代的变化和挑战
今天，全球正处于一个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过渡的大变革时代。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变化之大、之快、之剧烈，远超人类原有的想象。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率接近60%，中国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一方面，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首次超过农村，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巨变。城市化的推进，不仅意味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撑城市生活；不仅意味着劳动分工结构的复杂化，也意味着利益诉求的复杂化。这些变化趋势，要求我们走上更高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和公共服务；要求更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场，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撑自身发展；要求进一步改进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多元利益诉求，全面提高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和农民也呈现出新的形态。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现在农村只需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维持生产和生活，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趋势也日益严重。
同时，我们的农民一部分成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一部分成为参与土地增值分配而市民化、食利阶层化的人群，还有一部分成为借助土地流转而进行较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大户，只有少部分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业已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势必会发生深刻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农民群体的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对农业、农村、农民的传统理解和经验需要进行深刻调整以适应变化，还意味着我们必须积极调整土地制度、农业产业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来缓解和释放农业转型带来的社会压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基本平衡。
更重要的是，新的文明形态正在挑战中国传统的文明形态。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进入了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正在被重新塑造。由于信息社会各种资源（资本、信息、消费）的高度集聚和高速流动，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已发生显著的变化。
过去小农经济是按照自然四季来计算时间，现在我们是争分夺秒来计算，而在大数据之下，基于自然的时间概念更有可能被完全颠覆；过去的空间概念是比较确定的空间，而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迅速地和世界发生关联，人的活动空间大为扩展。
时空结构和对时空结构的经验体会，极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对生产方式的组织，对知识与经验的理解，对个人心理的把握。客观实在的时间与空间都在变化，由此而来的社会心理、公共文化、交往方式也会深刻变化，这种影响是以文明为尺度的。对于这种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变化和挑战，不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所能表达的。事实上，如同过去农耕文明遭遇工业文明的挑战一样，新的文明形态将对既有的文明形态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冲击力。
在这种背景下，有别于以往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建设时期的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我们可能迎来第四次农村与城市关系的重大转型，这一转型的主题将是生态文明。
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调动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的活力。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还在农村，在广阔的山林、草原地区。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再一次通过激发农民的活力来“振兴乡村”，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共建一个美丽的家园。
放眼未来，我们需要更开阔的视野，需要一种更具有穿透性的历史观，来思考应对新型挑战的方式。中国很快就实现全面小康，伴随信息革命的浪潮，我们如何在世界诸文明中走到前面？如何推动人自身的发展、内在价值观的发掘、社会性的再造、人与人关系的重塑？如何进一步激发人的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人应该思考得更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