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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读了一遍张曼菱3月29日在北大理科教学楼的演讲录，演讲的题目叫《压抑的胜利》——10年前，张曼菱编导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播出后，她也曾在北大做过一次同题演讲。
整个学界、教育界和听演讲的她的北大校友们如何看待这两篇演讲录我不知道，但它激励和警醒着我，让我想起一些遥远的事物。
我手里没有张曼菱去年出版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但有另一部讲述西南联大故事的书《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书里的故事一样激励过我。
又去看了一遍张曼菱在2003年编导摄制的五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我愿意一遍遍去重温一种叫做“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
以影像的形式，比较全面、深入、详实地追踪记录联大历史，我所知道的目前似乎就这一部。故事片的形式或许有，但多是截取或者穿插片段，或者侧面反映。正面反映西南联大题材，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似乎还没有。
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奇迹，而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奇观，绝无仅有。
从1937年到1946年，这所由当时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临时大学，在最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历时九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为这个民族保留了最好的文化精神，学术精神和教育精神，而这个精神核心，在和平年代，在如今，却像水土流失一样，在教育界，在学术界，慢慢的、大面积的丢失掉了。
而十年来，这部纪录片并未引起国人更多的关注，它淹没在众多的商业、贺岁、惊悚、悬疑、爱情、科幻、喜剧等等影视片剧和各类综艺娱乐节目之中，不再被人想起。因此，就难怪张曼菱在《压抑的胜利》中，面对北大这些最年轻的校友们，心情会如此沉痛和痛惜。
偌大中国，哪里可以安放一张平静的课桌
影片从2002年西南联大校友会切入。当时，参加校友会的联大最后一届学生，也都是古稀之年了。这些白头聚首的老校友们在同学杨振宁的带领下，一起合唱当年的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歌声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清华、北大和南开，带回炮火硝烟的神州中华。
1937年7月7日，日军的炮火铁蹄开始肆虐中华大地。27日，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大炮，向驻守北平的29军大举进攻。南苑一战，包括副军长佟麟阁上将在内的3000多名官兵喋血阵地，壮烈殉国。南苑失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挥泪送别了奉命南撤，曾共同浴血奋战了二十多天的驻军将士，千千万万京华儿女顿失家园。京津两地几十所专科以上高等学府的数万名莘莘学子，绝大多数再也回不去战前平静美好的校园。
堂堂中国最早最高的学府国立北京大学，被侵略者强占，著名的红楼变成了日军北平宪兵司令部，再也听不到昔日朗朗书声和欢歌笑语的北大校园，成了关押拷打爱国者的刑讯狱场；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修建于大清皇家园林旧址上的国立清华大学，美丽的清华园，变成了日军的养马场，图书馆被改建成厕所；北师大变成日军的警备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1919年脱胎于严氏家塾的私立南开大学，在30日天津沦陷的这一天，遭到了日军炮火的狂轰滥炸，整个校园里房倒屋塌，四处起火，图书、校舍、教学设备和仪器全部被毁，成为抗战期间第一所罹难高校……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北平城中23所高校和先后沦陷的天津、上海、南京等敌占区的所有高校，有哪一所不曾遭到日寇铁蹄的践踏与破坏。
偌大中国，哪里可以安放一张平静的课桌，让这延绵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不因战争而断裂？迁校，不断向大后方迁徙，成为所有沦陷区流离失所的师生们得以保存中国高等教育这一宝贵财富的首选途径。因此，“流亡大学”这一名词在这时出现，并成为抗战中国的一大文化奇观。
京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匆忙颁发了《设立临时大学纲要计划草案》，在长沙、西安和福建三地设立临时大学，搬迁沦陷区的国立大学。而除南开大学外，包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中法大学等在内的所有私立大学和非国立大学，当局均已无暇顾及，任其或自行迁校，或被迫停办，或落入敌寇之手。
影片讲到南开被炮火摧毁时，被采访的联大校友，时任教南开大学的申泮文教授那时还是南开中学的学生，他亲眼看到校园被毁的情景，说：“28号轰炸南开大学，飞机轰炸完了，日军又进来放火烧；29号轰炸南开中学，我看见飞机了，飞机上挂着大日本旗子，翅膀上挂着炸弹，它飞得很低，旋转以后一倾斜，翅膀上的炸弹就掉下来……”讲到这里，老人做了一个无声的手势，神情仿佛凝固在那个瞬间里。
在南开大学被毁的第二天，社会各界纷纷抗议，蔡元培发出“吁请世界人士加以制裁！”的呼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公开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今后，有中国必有南开！”；创办这所学校的张伯苓老校长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因此，南开大学才成为当时列入政府搬迁名单中的惟一一所私立高校，和北大、清华合并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
非常时期的自我选择
影片讲到29日北平沦陷后，人们出入城门都要向日本人鞠躬时，被采访的北大教授，也是西南联大学生，陈寅恪的弟子，张曼菱的恩师季羡林先生讲到：北平沦陷时，被时任清华教授的陈寅恪从老家接来，住在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颐养天年的父亲，当时旧体诗坛第一人陈三立（清末四公子之一）老人，从29日这一天开始，拒绝进食和吃药，以死殉国。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被人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就收到了日本人的邀请函，请他到日本使馆去赴宴。陈寅恪告诉前来祭吊父亲的吴宓教授，为了保全气节，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他决定秘密离开北平，继续走自己的路。他说：“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在当时那样一种混乱和屈辱的状态下，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迷茫和惶恐不安，也都需要完全依靠自己来做出判断与选择。
二十九军撤离后，清华园内，手无寸铁的斯文学者，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和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巡逻护校，自己保护大学。
吴宓教授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到：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写到敌机轰炸、占领清华校园，而自己无力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时，他悲愤呼喊到：生复何用？生复何用！
影片解说讲，作为哈佛大学毕业生，吴宓还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离开战火中的祖国，出国谋求生存，但这种选择对吴宓这一代人是不存在的。
清华教授朱自清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态度。
接受采访的朱自清之子，中央党校教授朱乔森先生说：父亲作为教授，他选择上前线打仗不可能，那么我父亲觉得他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的弦诵不绝，就是读书的传统不要断绝，这对中国长远发展有意义，你不能说一打仗，全民抗战，前方打仗，后方培养人也不培养了。
接受采访的清华教授闻一多之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先生回忆说：当时他才六岁，母亲带两个哥哥回老家探亲去了，父亲带三个小的在学校，最小的还在吃奶。父亲从来没管过孩子，忽然发生这么大事情，怎么办？形势也不明朗。他在一封信里写的很清楚，说：于家的话，当然是缓和下来，不打仗是好的；但是于国来说，缓和下来不见得是个好消息，就是说不抵抗，不打了。他心里很矛盾。
接受采访的北大教授江泽涵之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江丕权说：卢沟桥事变前一天，我父亲从美国经过欧洲，从前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线返回到北平。我们当时以为我父亲回不来了，结果他到家了，一家人团聚了。大概到了八月份，在北平就呆不下去了，就赶快跑，我们小孩不知道，反正大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走。那一次，我们走的时候是要到车站去，不知道怎么还要出城门，我母亲坐在人力车上，我坐在她脚蹬子那里，走着走着发现这个城门关了，又走到另一个城门，总共堵了两次，第三次才出去。后来到了火车站，我父亲母亲带我们三个孩子，我五岁，我弟弟三岁，我哥哥七岁，我父亲提着个箱子，我母亲抱着我弟弟，领着我，别跑丢了，我哥哥在一边，仓促逃难，没带什么东西。最主要的是带着我父亲的两本拓扑书，这是他到哪儿都不离开的。
闻一多先生在逃难暂避老家时，也只带了两本古文字方面的书和自己的一些手稿，几乎别的什么都没带。
而当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后来的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还是一个中学生，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他愤怒地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老朋友邓教授家，让他赶快把孩子送走，以防遭敌人迫害。临别之际，邓教授对儿子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邓稼先只身逃出北平，后来，跑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张曼菱在演讲中也讲了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相同的经历：他中学一毕业，就遇上了日军入侵，一个人可以跋山涉水，从沦陷区来到云南，寻找他心目中的恩师，他一生学业的引路人。他曾经遭遇翻车，受伤，住院，然后他成功到达昆明。
她问在座听演讲的北大学子：
“这样的道路，你们能走吗？
“李政道正是在你们这样的年龄。无数的西南联大学子在战火中都进行了自我选择，他们选择了脱离沦陷区，为国读书，他们吃尽辛苦，长途跋涉，到达昆明去念书。
“自我选择，经历艰辛危险去完成这个选择。你们能做到吗？”
事实上，不独特殊年代，任何时代，任何背景与环境，人都可以，也都需要进行自我选择。
“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8月28日，教育部任命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长沙临大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长王世杰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赴长沙勘定校址，筹备建校。
此后，三校师生通过各种渠道，穿越日军数道封锁线，陆续集中到长沙，投入建校。
接受采访的联大学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讲：当时报上登消息说，凡是北大的、清华的学生，几月几日到长沙临时大学去报到。我从老家就没有回到北平来了，一直就往南去了。任先生还说：那时候我们这些流亡的学生，没有家，无家可归。国民政府每个月给每个学生发十二块钱的生活费，八块半钱用来吃饭，叫贷金，都说贷，也没说要还。还统一发了衣服。
短短两个月之后的11月1日，由三所国内最著名的高校合并组成的长沙临大，在长沙市韭菜园圣经书院正式复课。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
12月13日，当首府陷落，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时，年轻学子们的热血被愤怒点燃，第二天，就有300多名男女学生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去了。
留下来的学生也群情激昂，纷纷要求上前线。任继愈先生讲：当时同学和老师经常有这样的辩论：国难当头，咱们是不是还应该念书？抗战要短时期打不完，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中断学业？能不能中断？该不该中断？后来，钱穆教授也在那儿，他就说，同学们，我有一个意见，大家要抗日，上前线，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正当的，咱们这个抗战，不是说短期就能完的了的，学业可不可以中断？如果咱们在后方念书，没有那个上前线的勇气，那就不要在这儿念了，不能苟安，不管上前线，或者留下来，都是要满怀激情的，学习也是一样。
随着战线的不断南移，距离长沙仅300公里的武汉局势吃紧。武汉国民政府也决定迁都重庆。而这期间，日军飞机已多次对长沙市进行狂轰滥炸，20日，临大校园被炸弹击中，损失惨重。
正在规划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汲取平津迁校匆忙，造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的教训，同时也决定长沙临大西迁昆明，并内定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2月18日，是长沙临大在岳麓山下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就要告别这里，去云南。
这一天，在临大的最后一堂国文课上，闻一多先生讲的是一篇中学课文，法国小说，都德的《最后一课》。
当他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课”四个字时，用来上大课的礼堂里坐满了鸦雀无声的学生，礼堂外面也密密地站满了学生和老师。讲课结束的时候，闻先生说：“同学们，这篇课文，是不是每个人都读懂了？一个民族，当它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其愿望的时候，抑或她的子孙在肉体上依然生存着，可是，那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同学们！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然后，这所国立联合大学开始走上了他们真正艰苦卓绝的读书救国的道路。
影片信息
片名：西南联大启示录 （2003）
编导： 张曼菱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集数： 5
单集片长： 44分钟
整个学界、教育界和听演讲的她的北大校友们如何看待这两篇演讲录我不知道，但它激励和警醒着我，让我想起一些遥远的事物。
我手里没有张曼菱去年出版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但有另一部讲述西南联大故事的书《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书里的故事一样激励过我。
又去看了一遍张曼菱在2003年编导摄制的五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我愿意一遍遍去重温一种叫做“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
以影像的形式，比较全面、深入、详实地追踪记录联大历史，我所知道的目前似乎就这一部。故事片的形式或许有，但多是截取或者穿插片段，或者侧面反映。正面反映西南联大题材，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似乎还没有。
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奇迹，而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奇观，绝无仅有。
从1937年到1946年，这所由当时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临时大学，在最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历时九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为这个民族保留了最好的文化精神，学术精神和教育精神，而这个精神核心，在和平年代，在如今，却像水土流失一样，在教育界，在学术界，慢慢的、大面积的丢失掉了。
而十年来，这部纪录片并未引起国人更多的关注，它淹没在众多的商业、贺岁、惊悚、悬疑、爱情、科幻、喜剧等等影视片剧和各类综艺娱乐节目之中，不再被人想起。因此，就难怪张曼菱在《压抑的胜利》中，面对北大这些最年轻的校友们，心情会如此沉痛和痛惜。
偌大中国，哪里可以安放一张平静的课桌
影片从2002年西南联大校友会切入。当时，参加校友会的联大最后一届学生，也都是古稀之年了。这些白头聚首的老校友们在同学杨振宁的带领下，一起合唱当年的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歌声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清华、北大和南开，带回炮火硝烟的神州中华。
1937年7月7日，日军的炮火铁蹄开始肆虐中华大地。27日，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大炮，向驻守北平的29军大举进攻。南苑一战，包括副军长佟麟阁上将在内的3000多名官兵喋血阵地，壮烈殉国。南苑失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挥泪送别了奉命南撤，曾共同浴血奋战了二十多天的驻军将士，千千万万京华儿女顿失家园。京津两地几十所专科以上高等学府的数万名莘莘学子，绝大多数再也回不去战前平静美好的校园。
堂堂中国最早最高的学府国立北京大学，被侵略者强占，著名的红楼变成了日军北平宪兵司令部，再也听不到昔日朗朗书声和欢歌笑语的北大校园，成了关押拷打爱国者的刑讯狱场；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修建于大清皇家园林旧址上的国立清华大学，美丽的清华园，变成了日军的养马场，图书馆被改建成厕所；北师大变成日军的警备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1919年脱胎于严氏家塾的私立南开大学，在30日天津沦陷的这一天，遭到了日军炮火的狂轰滥炸，整个校园里房倒屋塌，四处起火，图书、校舍、教学设备和仪器全部被毁，成为抗战期间第一所罹难高校……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北平城中23所高校和先后沦陷的天津、上海、南京等敌占区的所有高校，有哪一所不曾遭到日寇铁蹄的践踏与破坏。
偌大中国，哪里可以安放一张平静的课桌，让这延绵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不因战争而断裂？迁校，不断向大后方迁徙，成为所有沦陷区流离失所的师生们得以保存中国高等教育这一宝贵财富的首选途径。因此，“流亡大学”这一名词在这时出现，并成为抗战中国的一大文化奇观。
京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匆忙颁发了《设立临时大学纲要计划草案》，在长沙、西安和福建三地设立临时大学，搬迁沦陷区的国立大学。而除南开大学外，包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中法大学等在内的所有私立大学和非国立大学，当局均已无暇顾及，任其或自行迁校，或被迫停办，或落入敌寇之手。
影片讲到南开被炮火摧毁时，被采访的联大校友，时任教南开大学的申泮文教授那时还是南开中学的学生，他亲眼看到校园被毁的情景，说：“28号轰炸南开大学，飞机轰炸完了，日军又进来放火烧；29号轰炸南开中学，我看见飞机了，飞机上挂着大日本旗子，翅膀上挂着炸弹，它飞得很低，旋转以后一倾斜，翅膀上的炸弹就掉下来……”讲到这里，老人做了一个无声的手势，神情仿佛凝固在那个瞬间里。
在南开大学被毁的第二天，社会各界纷纷抗议，蔡元培发出“吁请世界人士加以制裁！”的呼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公开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今后，有中国必有南开！”；创办这所学校的张伯苓老校长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因此，南开大学才成为当时列入政府搬迁名单中的惟一一所私立高校，和北大、清华合并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
非常时期的自我选择
影片讲到29日北平沦陷后，人们出入城门都要向日本人鞠躬时，被采访的北大教授，也是西南联大学生，陈寅恪的弟子，张曼菱的恩师季羡林先生讲到：北平沦陷时，被时任清华教授的陈寅恪从老家接来，住在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颐养天年的父亲，当时旧体诗坛第一人陈三立（清末四公子之一）老人，从29日这一天开始，拒绝进食和吃药，以死殉国。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被人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就收到了日本人的邀请函，请他到日本使馆去赴宴。陈寅恪告诉前来祭吊父亲的吴宓教授，为了保全气节，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他决定秘密离开北平，继续走自己的路。他说：“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在当时那样一种混乱和屈辱的状态下，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迷茫和惶恐不安，也都需要完全依靠自己来做出判断与选择。
二十九军撤离后，清华园内，手无寸铁的斯文学者，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和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巡逻护校，自己保护大学。
吴宓教授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到：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写到敌机轰炸、占领清华校园，而自己无力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时，他悲愤呼喊到：生复何用？生复何用！
影片解说讲，作为哈佛大学毕业生，吴宓还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离开战火中的祖国，出国谋求生存，但这种选择对吴宓这一代人是不存在的。
清华教授朱自清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态度。
接受采访的朱自清之子，中央党校教授朱乔森先生说：父亲作为教授，他选择上前线打仗不可能，那么我父亲觉得他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的弦诵不绝，就是读书的传统不要断绝，这对中国长远发展有意义，你不能说一打仗，全民抗战，前方打仗，后方培养人也不培养了。
接受采访的清华教授闻一多之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先生回忆说：当时他才六岁，母亲带两个哥哥回老家探亲去了，父亲带三个小的在学校，最小的还在吃奶。父亲从来没管过孩子，忽然发生这么大事情，怎么办？形势也不明朗。他在一封信里写的很清楚，说：于家的话，当然是缓和下来，不打仗是好的；但是于国来说，缓和下来不见得是个好消息，就是说不抵抗，不打了。他心里很矛盾。
接受采访的北大教授江泽涵之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江丕权说：卢沟桥事变前一天，我父亲从美国经过欧洲，从前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线返回到北平。我们当时以为我父亲回不来了，结果他到家了，一家人团聚了。大概到了八月份，在北平就呆不下去了，就赶快跑，我们小孩不知道，反正大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走。那一次，我们走的时候是要到车站去，不知道怎么还要出城门，我母亲坐在人力车上，我坐在她脚蹬子那里，走着走着发现这个城门关了，又走到另一个城门，总共堵了两次，第三次才出去。后来到了火车站，我父亲母亲带我们三个孩子，我五岁，我弟弟三岁，我哥哥七岁，我父亲提着个箱子，我母亲抱着我弟弟，领着我，别跑丢了，我哥哥在一边，仓促逃难，没带什么东西。最主要的是带着我父亲的两本拓扑书，这是他到哪儿都不离开的。
闻一多先生在逃难暂避老家时，也只带了两本古文字方面的书和自己的一些手稿，几乎别的什么都没带。
而当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后来的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还是一个中学生，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他愤怒地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志成中学校长赶到老朋友邓教授家，让他赶快把孩子送走，以防遭敌人迫害。临别之际，邓教授对儿子说：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邓稼先只身逃出北平，后来，跑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张曼菱在演讲中也讲了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相同的经历：他中学一毕业，就遇上了日军入侵，一个人可以跋山涉水，从沦陷区来到云南，寻找他心目中的恩师，他一生学业的引路人。他曾经遭遇翻车，受伤，住院，然后他成功到达昆明。
她问在座听演讲的北大学子：
“这样的道路，你们能走吗？
“李政道正是在你们这样的年龄。无数的西南联大学子在战火中都进行了自我选择，他们选择了脱离沦陷区，为国读书，他们吃尽辛苦，长途跋涉，到达昆明去念书。
“自我选择，经历艰辛危险去完成这个选择。你们能做到吗？”
事实上，不独特殊年代，任何时代，任何背景与环境，人都可以，也都需要进行自我选择。
“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8月28日，教育部任命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长沙临大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长王世杰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赴长沙勘定校址，筹备建校。
此后，三校师生通过各种渠道，穿越日军数道封锁线，陆续集中到长沙，投入建校。
接受采访的联大学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讲：当时报上登消息说，凡是北大的、清华的学生，几月几日到长沙临时大学去报到。我从老家就没有回到北平来了，一直就往南去了。任先生还说：那时候我们这些流亡的学生，没有家，无家可归。国民政府每个月给每个学生发十二块钱的生活费，八块半钱用来吃饭，叫贷金，都说贷，也没说要还。还统一发了衣服。
短短两个月之后的11月1日，由三所国内最著名的高校合并组成的长沙临大，在长沙市韭菜园圣经书院正式复课。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
12月13日，当首府陷落，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时，年轻学子们的热血被愤怒点燃，第二天，就有300多名男女学生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去了。
留下来的学生也群情激昂，纷纷要求上前线。任继愈先生讲：当时同学和老师经常有这样的辩论：国难当头，咱们是不是还应该念书？抗战要短时期打不完，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中断学业？能不能中断？该不该中断？后来，钱穆教授也在那儿，他就说，同学们，我有一个意见，大家要抗日，上前线，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正当的，咱们这个抗战，不是说短期就能完的了的，学业可不可以中断？如果咱们在后方念书，没有那个上前线的勇气，那就不要在这儿念了，不能苟安，不管上前线，或者留下来，都是要满怀激情的，学习也是一样。
随着战线的不断南移，距离长沙仅300公里的武汉局势吃紧。武汉国民政府也决定迁都重庆。而这期间，日军飞机已多次对长沙市进行狂轰滥炸，20日，临大校园被炸弹击中，损失惨重。
正在规划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汲取平津迁校匆忙，造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的教训，同时也决定长沙临大西迁昆明，并内定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2月18日，是长沙临大在岳麓山下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就要告别这里，去云南。
这一天，在临大的最后一堂国文课上，闻一多先生讲的是一篇中学课文，法国小说，都德的《最后一课》。
当他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课”四个字时，用来上大课的礼堂里坐满了鸦雀无声的学生，礼堂外面也密密地站满了学生和老师。讲课结束的时候，闻先生说：“同学们，这篇课文，是不是每个人都读懂了？一个民族，当它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其愿望的时候，抑或她的子孙在肉体上依然生存着，可是，那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同学们！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然后，这所国立联合大学开始走上了他们真正艰苦卓绝的读书救国的道路。
影片信息
片名：西南联大启示录 （2003）
编导： 张曼菱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集数： 5
单集片长： 44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