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竞相围滩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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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及长江资源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土地资源的逐渐稀缺,作为“地皮仓库”的滩涂湿地,犹如一个“聚宝盆”,不断地吸引着沿江沿海的一些地方政府,加之“政绩”的需要,各地的围填造地泛滥成灾。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围海造地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到目前已经围了200多万公顷,另因城乡工矿占用湿地100多万公顷,两项占地相当于沿海湿地总面积的50%以上,相当于我们现有滩涂面积的58%。特别是近几年来,除了辽宁沿海经济带、河北曹妃甸、天津滨海新区、广西北部湾、珠江三角洲和山东胶州湾等地外,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占有较大的比重。
  
  长江自西向东奔向大海,其每年所携带的泥沙在入海口不断淤积后,形成坦荡宽阔的三角形陆地,这就是地理意义上的长三角。它涵盖江苏、浙江全省和整个上海市的长三角地区,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核心区。
  为了充分利用沿江沿海滩涂和岛屿湿地,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上海、江苏、浙江就对其辖区的黄海、东海、杭州湾以及长江沿岸的滩涂湿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垦活动。特别是近几年来,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不仅使宝贵的滩涂湿地承受严重的压力,而且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
  
  造地向滩涂要财富
  
  围滩造地是通过筑坝围割海域,形成可以有效利用的土地,是一种完全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
  当前,一些国外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吸取了围滩造地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后,尽量控制或慎重向滩涂要财富。然而,在我国随着土地价格的狂涨,在 “寸土寸金”的长三角地区,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围滩造地运动。
  滨江临海的上海,有大小岛屿8个,江海岸线长达448.66公里,由于长期江海边滩的不断淤涨,滩涂资源十分丰富。建国以来,上海已陆续围垦滩涂936平方公里,使上海的土地面积扩大了14%。建国初面积不足600平方公里的崇明岛,通过淤积泥沙的围垦,现在岛上面积超过1200平方公里,增加了一倍多。
  为实现上海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增加后备土地资源,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提出到2020年全市促淤110万亩,圈围60万亩,并分期分批对崇明、宝山、长兴、南汇、奉贤、金山等区县的沿江沿海滩涂湿地进行圈围。
  江苏,人多地少,且拥有占全国四分之一的沿海滩涂和长江岸线,随着全省沿江沿海战略的全面实施,围垦造地更是如火如荼。
  据了解,目前江苏省海岸线长954公里,全省海域面积约为3.7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7%,沿海滩涂面积约980万亩,其中堤外滩涂1000多万亩,并且每年还在以2万亩以上的速度自然增加,这在全国11个沿海省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全省在长江下游两岸还有365公里长的岸线,这无疑给江苏的围垦开发带来了新的机遇。
  作为中国化学工业发展最为集中地区之一的江苏省,依托长江两岸的滩涂湿地及水上运输和淡水资源,到目前为止,仅是建成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化学工业集聚区就达10多个,由于长江岸线的紧缺,沿江化学工业将进一步向沿海转移,在更适合石化产业发展的沿海地区建立新的石化基地。
  来自江苏的一份数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全省共开发沿海滩涂湿地面积达200多万亩,年均开发20万亩。
  地理位置较为优越的浙江也不甘示弱。据了解,自建国后至2005年,该省滩涂围垦面积超过290万亩,已开发利用237万亩。其中“九五”时期围垦滩涂25万亩,从2006年至2015年该省规划围涂施工总面积67.5万亩;2016年至2050年规划围垦面积预计139.39万亩。
  围填海热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学者们认为,它却是人类强加于长江和海洋的灾难。
  
  围垦负面效应知多少
  
  有专家指出,滩涂和湿地的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更为根本性的环境退化。滩涂的过度开垦使得埋栖性贝类资源减少,严重破坏了滩涂的生态平衡。同时,还使海域水环境下降,海水的自净能力随之减弱,导致海中营养物资增多,水质恶化,加大了赤潮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据了解,仅去年三季度东海区发现赤潮灾害就有8起,其中毒赤潮1起,累计影响面积约800平方公里。
  此外,过度地围滩造地,还使潮流、流场、流向、流速等发生变化,导致泥沙淤积,港湾萎缩,航道阻塞,港口资源的利用价值和渔业生产功能降低。同时,也破坏了海岸生物多样性,影响海岸与海底的自然平衡状态,破坏了一些珍贵的海岸景观和历史遗迹,如红树林、珊瑚礁、海岸等。伴随城市过度向海上扩展,还会引发洪水,地面沉降,人为诱发地震和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等灾害。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沿江沿海一些地区开发强度持续加大,对长江和沿海海岸带及近岸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的压力巨大。据统计,目前我国沿海岸线人工化指数已达到0.38,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和天津的沿海地区,已经处于强度开发状态。
  滩涂湿地生态环境也面临巨大压力。如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崇明东滩湿地,因过度围垦,原来白头鹤、小天鹅和黑脸琵鹭等,以及珍贵候鸟适宜栖息的地方逐渐缩小,仅小天鹅已从原来的2000多只,降低到目前的几十只。
  此外,大面积的围滩造地,使自然湿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像丹顶鹤、野獐等大量多样性生物种群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复存在,迫于无奈它们不得不远走高飞,迁徙他地。为此,专家们呼吁,长三角的湿地资源,不仅属于长三角地区,也属于全中国,属于全人类。我们有责任保护好它。
  在轰轰烈烈的围滩造地运动中,长江中下游也深受其害。长江河口湿地滩涂原来很辽阔,泥沙使得长江口前沿基本上平衡。半个世纪来,上海围垦了1000多平方公里,启东20多万亩,从长江北支到长江三角洲前沿围垦出来,由于过度围滩造田,到了枯水季节,从长江口流入北支的水越来越少,这种现象不仅导致北支咸水倒灌加重,而且也加速了河道的萎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河势不稳定的风险。
  而一些未经许可的工程的擅自上马,使长江下游水流阻力明显增加,影响河道过水断面,改变局部流畅,造成新的冲刷,淤积和水位增高,对长江河势和防洪带来极大的影响。若遇上长江发洪水,变窄的河道会出现顶托的现象,对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构成威胁。
  荷兰因大片沼泽被围垦起来,而遭受 “生态报复”的打击。被列入美国历史上十大自然灾害之一的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的新奥尔良,使数以千计的人罹难,几十万人无家可归,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和教训发人深省。
  好莱坞大片《2012》更是引发人们对于“地球末日”的担忧与探讨。尽管2012年不会真成为世界末日,但人类却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如果我们还要肆无忌惮地透支地球的“忍耐”,大自然的惩罚不是不可能降临的。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高级别会议开幕词中所说,“如果现在不能够采取一项真正的全球行动,每一位公民的福祉就将处于危险之中。”
  
  总量控制能否控制得住
  
  针对围填海活动呈现出的速度快、面积大、范围广和对滩涂湿地破坏性强的发展态势,2009年11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围填海规划计划管理的通知》,该通知不仅是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全面加强围填海管理工作的重大举措,而且也是宏观调控重要的实践探索和管理创新。
  根据该文件的要求,从今年开始,围填海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行年度总量控制管理和围填海项目审批。并通过制度供给的约束和平衡,控制围填海的规模,消除围填海的盲目性、随意性,彻底改变以往因无计划管理造成的问题,推进围填海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对于这一创新的管理制度,有些专家也存在一定的忧虑。而目前我国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还难以改变,一些地方为了保证本地区GDP的高增长和发展的需要,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总认为海洋自净能力强,围一点滩涂无大碍。再说这里不围,其他地方仍在围,于是形成了不围白不围的攀比之风。由此,不仅使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精神和国家海洋局启动的区域建设及用海总体规划管理工作难以落实和执行,而且使近年来低成本围填海(江)过度扩张,违法违规围填海(江)现象更日趋严重。
  有专家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以往禁而不止的情况,以及从当前各地围填海的势头来看,是否能控制得住,还是一个未知数。目前,在我国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些该围的滩涂、该圈的湿地都已被瓜分完毕,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正因如此,一些海洋专家学者对当前围填海(江)造地的取舍,一致认为还是禁止为好。
   围海造田其实有很悠久的历史,并且许多国家都有。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沿海经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盲目填海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性措施。
   经济发达的日本,在围填海的方式上,主要采用人工岛式、分离式、多功能区块组合式、曲折岸线形态等方式。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机场——日本关西国际机场,也是建在阪湾外5000米的海中,靠半潜式钢制浮球支持。美国纽约的拉瓜地亚机场也是一个海上栈道机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只在海里打桩,不填海,不改变水流体系,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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