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超过6000人死于癌症。在居民全部死因中，恶性肿瘤居首位，接近1/4。
　　这是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
　　数字还在增加。根据近10年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平均增长态势推算，预计到2030年，我国癌症发病人数将升至每年约600万人，死亡人数将升至约350万人。
　　为遏制这一威胁生命的“头号杀手”，一场席卷全国的防治攻坚战正在打响。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癌症防治工作。《“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设定的目标是，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要提高15%。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我国受癌症困扰的家庭以千万计，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
　　据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介绍，国务院常务会议年初已通过新的癌症防治工作三年计划，主要工作包括建立医疗机构癌症登记报告制度、推广癌症早筛早诊早治、坚持预防为主扩大科普宣传、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癌症防治体系、保证药品供应及解决肿瘤防治技术瓶颈等。
　　“癌症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拦路虎’。”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也建议，提升癌症防治的卫生健康战略地位，集中优势资源优先破解这一健康难题。

癌情严峻

　　“癌症防控有四个难点，预防难、发现晚、不好治、不规范。”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表示，预防难是因为癌症的流行病學数据缺失、发病机制复杂、高危因素控制难;发现晚是因为癌症有效筛查技术少、筛查成本高、早诊技术水平有待提高;不好治是指癌症治疗效果差、复发转移率高、精准性差、副作用大;而不规范主要由于诊疗规范不统一、基层医疗水平低、诊疗均质化程度低。
　　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约为286/10万，死亡率约为170/10万。近十多年来，癌症发病率每年保持约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增幅约2.5%。
　　“今后二三十年，我国癌症发病率还会再上升，但上升速度会越来越平缓。”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赵平说，包括吸烟在内的不良生活方式、不健康的生态环境、人口老龄化提速等是主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5亿人，比上年增加85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赵平介绍，从全国肿瘤登记数据看，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癌症发病占到总发病人数的60%以上。随着老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癌症发病率必将增加。
　　但他也认为，对于我国癌症发病率的持续上升，无需过于悲观。这是因为，中国癌症发病率虽然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但相比欧美国家还算较低。随着早诊早治的逐渐扩大以及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癌症死亡率攀升已经趋向平缓。
　　赫捷介绍，我国癌谱处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癌谱过渡的阶段，以发展中国家高发为特点的上消化道癌症，如食管癌、胃癌、肝癌等居高不下，以发达国家高发为特点的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迅速上升。双重癌谱并存，也意味着防治难度更大。
　　国家癌症中心报告显示，按发病人数多少排序，前十位癌症约占总数的76.7%，依次为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乳腺癌、食管癌、甲状腺癌、子宫颈癌、脑瘤、胰腺癌。
　　而男女高发癌种不同。在癌症发病“排名”中，癌症发病前三位男性依次是肺癌、胃癌和肝癌，女性为乳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值得注意的是，甲状腺癌近年来增幅较大，已位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第4位，男性前列腺癌则上升趋势明显，已位居发病第6位。这两种癌症将是未来肿瘤防控的重点。
　　高发病率，导致我国癌症治疗的经济负担持续上升。根据农工党中央的调研资料显示，2014年，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食管癌、骨癌和肝癌这6种常见癌症的诊疗例均费用为5.98万元，分别是当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1倍和5.7倍。
　　赵平介绍，每年由恶性肿瘤导致的医疗花费超过2200亿元，已经超过全国卫生总费用的5%，“问题是癌症治疗花费极大，效果还很差。”

40%癌症可预防

　　“如果能够找到致病因素，切断致癌途径，就有可能控制癌症发病率的上升。”赵平说，通过减少或避免危险因素的暴露，大约有40%的癌症可以预防。
　　他介绍，癌症预防分为三级，一级预防是病因预防，减少外界不良因素的损害;二级预防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三级预防是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全球健康子刊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2014年，中国20岁及以上成年人中约103万例癌症死亡可归因于潜在可改变的风险因素，这一群体占当年癌症死亡人数的45.2%。这意味着，超过四成的癌症死亡可通过一级预防避免。该研究发现，吸烟、病毒感染和不良饮食是造成癌症总负担的最大因素。
　　“改变不健康生活方式，改善环境质量，积极开展一级预防，可有效降低癌症发病风险。”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青认为，其中关键环节是，对风险因素进行量化，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准确分析各种风险因素对癌症死亡的影响。
　　以吸烟为例，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有约3亿烟民和7.4亿二手烟受害者，因肺癌死亡的患者中80%以上是由吸烟或被动吸烟引起的。
　　“控烟是预防肿瘤最重要的措施之一。遗憾的是，我国的控烟做得不够好，很多烟民没有认识到吸烟可以致癌。”赵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成人吸烟率居高不下，肺癌死亡率位居恶性肿瘤死亡首位，导致我国恶性肿瘤总体死亡率下降缓慢。 　　而病毒感染方面，我国女性高发的宫颈癌主要致病因素是HPV（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2015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约11万例，超过3万女性死于宫颈癌。

　　预计到2030 年，我国癌症发病人数将升至约600 万人，死亡人数将升至约350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应用安全有效的疫苗，可从根本上阻断HPV病毒传播、预防宫颈癌。然而，这一有着显著价值的疫苗，在癌症预防方面落地生效，依然面临不少现实挑战。
　　全球3种价次的HPV疫苗都已在中国上市，但全程接种3支，价格最低要1740元，最高则要3954元。而且国内疫苗产能目前非常有限。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副主任赵方辉在《柳叶刀》撰文介绍，我国疫苗供应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最適合接种的人群9～14岁女孩来看，中国至少有4100万人需要接种，但至今只有700万针剂进入了中国市场，还存在成年女性“抢种”的现象，9～14岁女孩已接种HPV疫苗的比例可能不足1%。
　　文章指出，中国只有16%的女性意识到接种HPV疫苗的必要性，67%的女性可以接受给自己接种HPV疫苗，只有30%的家长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
　　HPV疫苗有无免费可能？国家卫健委曾对此回应：“鉴于目前HPV疫苗在我国刚上市，供应不充足，进口疫苗价格较高，国产疫苗未上市，优化接种方案仍需进一步研究，尚不具备免费接种HPV疫苗的条件。”
　　不过，国家卫健委也表示，下一步鼓励地方先行探索将HPV疫苗纳入医保，推动加快国产HPV疫苗的上市审批，并加强HPV疫苗相关知识的科普宣传和教育，引导群众科学积极接种HPV疫苗。

诊疗有待规范

　　预防对控制癌症发病率至关重要，但要降低死亡率，则要靠规范化诊疗。
　　目前，我国癌症5年相对生存率约为40.5%，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为66%和81.6%。国家癌症中心的研究认为，造成这一差距的主因是我国癌症患者早诊早治率低、晚期病例临床诊治不规范。
　　受访专家介绍，在一些基层医院，存在把良性肿瘤诊断成了恶性、术前对癌症的分期诊断不清以及在治疗过程中不当用药的现象。
　　“我国癌症治疗云端很风光，地面有点乱。”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我国癌症研究成果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ASCO）等国际顶级学术会议上频频亮相，北上广等地的大医院诊疗水平也在逐步与国际接轨，但目前癌症诊疗的短板在基层，尤其是诊疗不规范问题比较严重。“只有这些医院诊疗趋向规范，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才有望提高。”
　　以结直肠癌为例，尽管国内外都早已发布相关诊疗规范，但艾美仕市场研究咨询201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针对结直肠癌诊疗规范的问答，平均正确率为67%，四分之一的医生正确率不足50%。
　　“基层医生对规范不落实甚至不知晓，诊疗结直肠癌没有临床分期，导致直肠癌治疗不足，结肠癌过度治疗，是我国结直肠癌治疗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顾晋说，按照规范，局部中低位直肠癌应该接受术前放化疗，在我国真正接受放化疗的只有5%。而结肠癌许多病人被化疗，实际上是过度治疗，主要因为医生不掌握规范。
　　顾晋认为，目前规范只是道德层面的约束，无法管理基层医疗临床实践，要从医院的信息化入手，通过信息化手段规范诊疗过程，实现对临床诊疗行为的检查、指导、提醒，减少不规范诊疗行为的发生，即让信息管医生，医保管医院，政府管医保，从而保证规范指南全落地。
　　据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介绍，卫健委下一步将修订肿瘤诊疗指南、技术规范、临床路径，明确抗肿瘤药物管理要求，建立处方点评和结果公示制度和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络，并制订完善肿瘤规范化诊疗检查标准，组织开展地方自查和督导考核，加快推进肿瘤专科医师规范化的培训工作。
　　基层医疗机构肿瘤规范化诊疗能力的提升，也离不开以医疗AI为代表的创新技术的助力。
　　比如，IBM Watson肿瘤解决方案在临床应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李娜表示，就是因为这一辅助诊疗工具能弥补诊疗方案不一致的遗憾，提供很多循证依据，让患者心里更有底。
　　在依图医疗CEO倪浩看来，基层医疗机构肿瘤诊疗短板还体现为影像判读能力和多学科综合诊疗能力的不足，而医疗AI有助于提升影像判读效率及判读水准，减少误诊漏诊。

缓解用药之“痛”

　　抗癌新药上市慢、价格昂贵曾长期是癌症患者难以承受之重。为缓解癌症患者的用药之“痛”，有关部门也已采取多重举措。

　　一方面，加快抗癌新药审评审批。据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王平介绍，2018年批准抗癌新药18个，比2017年增长157%，其中包括5个国产新药，审批速度也缩短了一半，与发达国家速度接近。
　　2019年批准的抗癌新药有望更多。仅国产新药就有优替德隆、卡瑞利珠单抗、艾维替尼、赞布替尼、氟马替尼、替雷利珠单抗、恩莎替尼等7个药物已提交上市申请，适应症包括乳腺癌、肺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
　　另一方面，通过进口抗癌药零关税、增值税改革、17种抗癌药进医保等系列政策，为癌症患者减负。国家医保局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17种国家谈判抗癌药执行新的谈判价格以来，全国医疗机构和药店的总采购金额达到5.62亿元，节省费用9.18亿元，累计报销4.46万人次，报销金额2.56亿元。 　　今年，更多的抗癌药有望被纳入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近日发文明确表示，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将优先考虑调入癌症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等。
　　另外，今年我国还将组织专家遴选第二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品种专门审批，对尚未在我国提出申请的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动员相关企业积极提出申报。
　　业内人士表示，积极引进新型抗肿瘤新药的同时，还需出台鼓励本土药企创新的政策，加快国产抗癌新药临床开发和应用，提升我国抗癌药原研水平。
　　我国特色高发癌症的新药极少，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我国食管癌、肝癌、胃癌等消化道肿瘤发病率占成人肿瘤发病率一半左右。其中，每年新发肝癌病例约占全球的50%，而全球食管癌每年死亡患者中超过50%来自中国。
　　信达生物董事长俞德超认为，欧美国家消化道肿瘤发病率很低，大药企研发投入相对较少，而中国研发能力相对较弱，导致消化道肿瘤药物种类少且迭代速度慢。

　　目前，我国癌症5 年相对生存率约为40.5%，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为66% 和81.6%。

　　“最近几年情况正在改善，以PD-1为代表的免疫疗法在肿瘤治疗中显示出巨大潜能，从临床研究看对消化道肿瘤治疗效果不错。”俞德超说。
　　思路迪精准医疗集团创始人熊磊认为，消化道肿瘤创新药物的突破，离不开长期持续的研发投入，国家层面应利用市场手段引导资本投入该领域，比如消化道肿瘤新药享有优先审评审批权利或在医保报销方面给予优待等。

一場持久战

　　受访专家认为，扭转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上升趋势，仅靠预防、诊疗、用药等各环节补短板还远远不够，更高层级的统筹规划不可或缺。
　　“癌症防治总体上仍不平衡、不充分。”焦红表示，癌症长期防控缺乏规划，能力保障体系支撑乏力，重点突破缺集成性项目，相关部门工作协调不足。重治疗、轻预防局面亟待扭转，科技创新加速转化有待加强。
　　为此，她建议，在健康中国战略规划实施中，将癌症防治作为重中之重，组织启动国家癌症攻坚行动计划。强化规划引领，以早诊早治率、5年生存率为近期目标，以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为中长期目标，力争此“两率”在2050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攻坚重点则包括四大核心任务，即强化早诊早治策略、强化防治体系建设、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支撑以及强化医疗保障。
　　她还建议，组建国家癌症防治领导小组，协调相关部门合力支持。完善考核机制，癌症防治重要指标与地方政绩相挂钩。
　　包括前述建议在内，焦红所在的农工党中央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开展国家癌症攻坚行动的提案》。
　　对此，李斌表示，卫健委将和23个部门一起做好防癌攻坚相关规划，从危害因素控制、早诊早治推广、诊疗规范化水平提升等方面开展癌症防治工作。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司长符金陵也表示，财政部将积极支持癌症攻坚计划的实施，在健全癌症救助体系、进一步降低医疗费用等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注定将是一场人命关天、工程浩大的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