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小学算术课曾教授“石斗升合”这四种农村的旧制计量单位，从此我便记住了这个说法。
　　石、斗、升、合之间的换算是很简单的十进制：一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一升等于十合。读音却很复杂：如果用作计量单位，石，要读“但”音；合，得念“各”。然而，我们当年没有教读音，于是按照字面的音默默念叨了几十年。
　　将石、斗、升、合四样计量单位并列，这个说法，出自传统蒙学读物《四言杂字》或曰《杂字》。《杂字》一般用于业余教育，不限年龄，不拘身分，男女老幼都可以选择这条识字途径，在正规教育中也作为不准备走仕途的子弟的一种读本。《杂字》品类很多，有全国通用的，也有地方独有的。内容深浅不同，范围各异。作者大多佚名，可能是以其为小道，不屑署名。不过，也见到一本署名嘉庆举人黄文燮编的《四言杂字》，开头是这样说的：“石斗升合，分寸丈尺，斤两毫厘，买卖交易，戥子秤锤，金银铁锡，铜钱钞贯，贵贱价值，黏谷糯米，芝麻粟麦，典当赊借，取讨粜籴，挑夫詹脚，雨伞斗笠……”
　　以“石、斗、升、合”等容积单位用以计量米或者麦等固体颗粒的体积。大体上因为当时农村秤比较少，磅秤或地中衡更加少有，粮食又是大宗商品，大量过秤比较麻烦，用容积计量则比较方便。所以，至1950年代初期，“石、斗、升、合”这种古典计量方法在中国农村仍一直沿用。以前在农村，人们会说：“今年一亩地打了几斗麦子？”“你家今年收了几石粮食？”日常生活中也常说“一升面”、“二升米”等，所以以前的小学算术课里才会教“石斗升合”。
　　不过，“石斗升合”四种计量单位中，“升”和“斗”最常见，“石”和“合”这两种，可能因为过大或太小，都不常用，与老百姓的生活关系要远些。所以“升”和“斗”的成语与熟语非常普及，如：升斗小民、日进斗金、车载斗量、不为五斗米折腰、海水不可斗量等……读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还有一篇叶圣陶先生的名著《多收了三五斗》。而“斗”作为量具，可以引申为胸襟才气的度量，比如人们常说“才高八斗”。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今天下共分一斗。”这个其实是典型的通过抬高别人来抬高自己，后世唯有一哂。
　　儿时跟着家人回乡下，见到过“搞米机”（碾米机），旁边会摆放上斗、升量具，以及箩筐、竹匾等容器。从外观上看，斗就像个木桶，不过形状有点特殊。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方形，大口小底，上有横梁便于把握提取；另一种是圆形，底大口小。升子也有用毛竹筒制成的，形状相仿，容量小十倍。
　　制作米斗的木料，有楠木、樟木、榆木、榉木之类杂木，也有金丝楠、鸡翅木、钱梨之类硬木，板壁致密而又富有弹性，既不怕水又可防虫蛀。制作工艺则以精密的榫卯互嵌结合，严丝合缝，浑融一体。能适应冷热干湿及重量的变化，不涨不裂，坚实耐用。
　　逢年过节，搞米机、米斗、升等量具，以及箩筐、竹匾等容器，都会贴著红纸，上面写个吉利的大字。一般都是“满”字，以希望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石、斗、升、合”在实际使用中，也有许多“文章”。在过去，斗的大小没有成文的标准，民间只能仿造，随意性很大，没人限制。卖粮的斗小，收租的斗大，已成自然。商家常以“秤平斗满”标示自家规范经营，有的还写成标语张贴在店堂内。“大斗进，小斗出”，是不良粮商常用手法，也最受百姓痛恨。
　　以前还有一种“租斗”，专用于地主收地租。佃农来交租时，地主就拿出专用的租斗来，它较普通市斗大一至两成。各家地主的租斗大小不一，并无同一标准。佃农对此似乎并无异议，大概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吧！
　　到了1950年后，斗和升的制作终于有严格的标准，底部有火印标明是由国家监制。私自制作视为非法，不得在市面上使用。
　　最后，关于斗，还有一事值得一书，市面上的粮行常用的斗，旁边会常备一根制作十分精巧的竹棒，用于抹平量具口沿的粮食，叫作“概尺”。民间的往来中，升子装满后是用手指或筷子沿升子口刮平，這叫“平升”。如果升子装满了再往上加，加到堆不下为止，则叫做“满升”或“尖升”。在那食不果腹的年代，升子还担负著借粮“调头寸”的责任。长辈常常会告诫后生，还粮的时候一定要“尖升”，以此表示对邻居、乡亲们搭救之情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