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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规制政策给长三角地区的火电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火电企业的效率问题备受关注。文章从火电行业的效率研究入手，总结了国内学者在火电行业、企业效率的研究现状，从研究方法、效率影响因素以及结论等方面分析对比得出国内学者的研究的局限与不足，提出成本效率的研究角度，展望了火电企业效率研究的未来方向。
关键词：成本效率;火电企业;长三角;SFA;DEA
一、 引言
在我国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同时，火电企业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对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高低直接影响到火电企业的成本以及其他用电行业的经济成本，更会影响到环境问题。而国家推出的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以及推行的电力体制改革对火电企业效率的影响如何，至今没有定论。
长三角地区作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集中地区，在电力改革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提出的上海、江苏、浙江新建项目禁止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站;耗煤项目要实行煤炭减量替代;除热电联产外，禁止审批新建燃煤发电项目。长三角地区的火电企业面临着成本、效率以及环境政策的压力。但是改革对于火电行业的影响程度以及效果尚无定论，火电行业的效率问题逐渐成为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火电行业的绩效水平，也就是火电行业的技术效率、环境效率等问题，希望通过投入产出比来判断发电行业效率水平的高低，并且分析影响因素与效率的关系。
因此，本文对国内外关于火电企业效率的研究进行梳理，一方面希望通过借鉴国外学者对于火电企业的研究，为国内长三角地区火电企业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参考，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国内学者已经开展的研究，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数据收集以及纳入的影响因素等角度，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于火电企业未来发展的一致结论，更重要的是得出尚无定论的研究内容，以及结合未来政策变化，为长三角地区的火电企业效率研究提供方向。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国内外对于电力行业的绩效研究很多，涉及到企业效率的评价问题，离不开将投入转为产出的企业的绩效测度。通常企业通过投入劳动力、原料、资本等要素，来生产出售商品，也就是企业的产出。投入产出比越小，说明绩效越好，也就是效率越高。而企业效率测度的方式也有很多种，考虑到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政策方针以及发展规划，本文主要针对火电企业效率研究，其中涉及到的成本效率是在已知企业投入要素价格、收入的情况下，假定企业以最小成本为目标，通过SFA或者DEA模型来测度企业效率。
1. 国外研究综述。国外对于火电企业效率的研究开始的较早，并且多为企业层级的数据，后来出现一些行业级别的研究，学者大多用DEA 法或SFA 法计算火电企业的效率。
在火电企业层级的研究中，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技术效率方面。Barros， C P and Peypoch， N（2008）选择了1996年～2004年7个火电企业的面板数据（63个观测值），用DEA法测算了葡萄牙火电企业的技术效率并进行排序，认为研究期间企业的技术效率在不断提高。Sarlca， K和Or，I（2007）运用DEA法，测算了土耳其共65个火电，水电和风电企业的技术效率，通过比较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投资成本，建设时间等，得出私有企业的表现优于国有企业。See， K F和Coelli， T，（2012） 选取了1998年～2005年的八年中马来西亚的14个火电厂，用SFA法进行了技术效率的测算，得出国有性质的火电企业技术效率为0.68，低于私有制企业的技术效率0.88。
在火电企业的成本效率的研究中，Olatubi， W O和Dismukes，D E，（2000）选取了313个火电企业，用DEA法测算出成本效率，认为大部分企业已经无法提高技术效率，而应该提高配置效率; Welch， E和Barnum，D，（2009） 用DEA-MBP法，测算了2002年～2005年美国40个两投入火电企业（燃煤、燃氣）以及30个三投入火电企业（燃煤、燃气、燃油）在成本和碳排放之间的tradeoffs，认为环境效率和成本效率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有必要通过政策干预、技术改进或市场调节来缩小差距，提高成本效率。
国外在影响效率因素的选取上集中在环境规制、所有权结构以及企业性质方面。 在环境规制对火电企业效率的影响上，包括Sueyoshi，T，Goto，M和Ueno，T，（2010）; Welch，E和Barnum，D，（2009）; 普遍认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明显能够提高效率。不同于国内研究的是，国外学者较少探究电价和煤价以及市场竞争对火电企业效率的影响。只有Goto，M和Tsutsui，M，（2008） 用SFA法，研究了放松管制对1992年～2000年22个美国发电、输配电以及常规行政部门的技术效率的影响，得出了竞争有利于发电企业和常规行政部门效率的提高，对于输电企业没有明显的影响。在所有权结构（企业性质）方面，国外的学者Sueyoshi， T和Goto，M，（2012）;Sarlca，K和Or，I，（2007）;See，K F和Coelli，T，（2012）已经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私有企业的效率优于国有企业，不属于任何组织或者集团的火电企业效率更高。
2. 国内研究综述。国内学者对火电的成本效率研究不多，从研究对象来看，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其中以省级火电行业的研究为主，企业级别的研究比较少见。
运用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的文章很多。其中，白雪洁，宋莹（2009） 利用 2004年中国30个省的数据，通过DEA三阶段分析法，测算了不同省份的火电行业的技术效率。陶锋，郭建万，杨舜贤（2008） 以2002年～2005 年各省市区29个发电行业，通过DEA法得出了电力体制转型期发电行业的技术效率。张各兴，夏大慰（2011） 利用2003年～2009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使用SFA法，得出我国发电行业总体的技术效率水平较低，技术效率的变动趋势随时间变化呈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态的结论。 而文献查找的结果发现，只有赵晓丽，马骞，马春波（2013） 选取2000年～2008年40家火电企业，用DEA法，得出2002年厂网分开的电力改革前后火电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认为2002年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火电企业综合效率的提高。王静（2016） 用SFA法对2006年～2013年25家发电上市公司（其中18个火电，7个水电）的数据进行了成本效率的测算，认为我国发电上市公司的成本效率在2006年～2013年间有轻微的下降。
对于火电企业效率是否提升，很多专家的态度不一。王兵，卢金勇，陈茹（2010）; 张各兴（2011）认为2002年的电力体制改革并没有给火电行业的效率提升带来很大帮助，赵晓丽，马骞，马春波（2013）研究得出发电火电企业效率的确得到了改善的结论。
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分别从环境规制、煤价电价、所有权结构、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入手，研究这些因素与火电行业或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由于火力发电一定程度上会排放SO2等气体，给环境带来压力。近年来规制火力发电的污染水平的政策在不断完善，很多学者针对环境规制强度，研究其与火电行业或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然而，学者们的结论不一。其中白雪洁，宋莹（2009）;李姝（2015）认为适当加强环境管制强度有助火电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但是，邵留国，何莹莹，张仕璟，等（2016）认为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抑制效率提高，长期来看，环境规制的压力会促使部分火电行业采取措施去提升效率。除此之外，部分研究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效率基本呈“U”型关系，比如王兵，卢金勇，陈茹（2010） 提出当治硫费用处于低水平时，增加费用将会导致技术效率的下降，当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时，再增加费用将会逐步提高技术效率。
考虑到火电企业的特殊性质，买入原料受到煤价影响，售出电力受到电价影响，国内很多学者对煤价电价两个因素对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陈平，朱承亮（2016）; 陶锋，郭建万，杨舜贤（2008）提出煤炭价格对火电行业的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电力价格对火电行业的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也有研究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煤价和电价分别与火电上市公司技术效率呈现不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关系，包括梁树广（2012）; 姜春海，胡亚妮（2014）。与大部分研究结论都不相同的是张琪（2014） ，她认为火电的上网电价水平和煤炭价格水平都与技术无效率呈现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即煤价和电价越高，火力发电的技术效率水平也越高。
在所有权结构对效率的影响上，已有研究已经能够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陶锋，郭建万，杨舜贤（2008）; 张各兴，夏大慰（2011）; 王静（2016）; 张琪（2014）; 黄梦妮（2013） 研究得出国有资产比重过高会损害发电行业的技术效率。
对于企业规模因素的影响尚无定论。陶锋，郭建万，杨舜贤（2008）; 张各兴（2011）认为企业规模与效率呈现先为负向再转为正向的“ U” 型关系。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并不认同这种U型关系，其中张琪（2014） 认为企业规模与效率之间呈正向线性关系，这与梁树广（2012）的研究一致，而与王静（2016）的企业规模与企业成本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相反。
除此之外，各个研究在市场结构即市场竞争对效率的影响方式上争论较大。部分研究同意市场竞争有利于火电企业效率的提高，其中王静（2016） 用前五大发电集团所占市场份额的CR5指数代表市场集中度，得出市场集中度与企业成本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赵晓丽，马骞，马春波（2013）认为2002年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火电企业综合效率的提高。但是陶锋，郭建万，杨舜贤（2008） 用民营和外资电厂数量占全行业的比重反映地区发电行业的竞争度（Compete）或集中率，得出行业竞争程度与技术效率的关系不显著，尚难确定。
三、 结论与研究展望
国外的研究更多地基于火电企业这一层面，而非是行业层面进行效率的测算研究，在方法的选择上以DEA法为主，并且选取的样本数据数量充足，较有代表性。而其中不少文献进行了成本效率的测算，可以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而在对成本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上集中在环境污染、市场竞争、企业性质等方面，同時也涉及输电、配电方或者两国之间的效率影响因素比较等，具有创新性且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
国内对于火电企业的成本效率研究很少。大部分研究利用省级数据，选用DEA法或SFA法，进行火电行业或电力行业的效率分析，只有极少数研究利用了上市公司的数据，且样本数据不够充分。除此之外，由于火电企业级别的数据很难获取，现有的研究缺乏企业级别的火电成本效率测算分析，而是集中在测算技术效率以及全要素效率、能源效率等，未来的研究应当考虑对成本效率的测度，由于成本效率作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乘积，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绩效水平。测算成本效率是为了纳入价格因素，在成本最小化的行为假设下，进行绩效的全面测度，来反映企业的效率现状，从而更好地实现火电企业评估并为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出建议。
国内仅有的一些对于成本效率的研究中，目前的结论是：国有资产比重、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火电企业成本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而环境规制以及电价煤价对成本效率的影响缺少研究。除此之外，除了所有权结构这一因素，各个文献在其他影响因素与火电企业效率的关系上尚且达不到共识。这样的结果可能源于各个研究所选取的不同样本和研究方法，但是未来学者应当在影响因素分析层面，进行更加深入多维度的探讨。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集中在对火电行业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上，国外的研究集中在对火电企业的技术效率、成本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上。在影响因素与效率的关系分析中，国内的研究很多结论不一，而国外的研究结论大多一致。
未来学者应当收集企业级别的全面的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进行火电企业层面的成本效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火电企业作为改革先行者，在企业成本效率上是否处于领先水平，以及其成本效率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都有待明确。因此，未来学者可以通过对火电企业成本效率的测度，明确目前长三角地区火电企业的状态，为之后分析影响火电企业成本效率的因素打下基础，从而得出哪些火电企业有较高的成本效率，为什么会有高的成本效率，以及对于成本效率较低的企业，如何去改善目前的较低效率的状态。从而为我国长三角地区的火电企业提高成本效率提出可行的、准确的建议。 除此之外，火电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受制于煤炭价格以及地理位置和影响，地理区位的不同会导致企业生产的投入高低不同，成本也直接受到影响。未来学者可以探究不同区域之间火电企业成本效率的高低差异，是否长三角地区相比其他地区的火电企业成本效率更高，区域内不同火电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如何，以及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区域间、企业间成本效率的差距。
最后，基于时间序列的火电企业成本效率研究较少，对于国家政策实施前后的火电企业效率的变化方向以及变化程度有待探索，未来研究也可以探讨在改革过程中哪些因素对火电企业效率的提高发挥了更大作用，从而为未来火电企业的发展以及政策的参考提供建议。
参考文献：
[1] Barros C P， Peypoch N.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hermoelectric power plants[J].Energy Eco- nomics， 2008， 30（6）：3118-3127.
[2] Sarlca K， Or I.Efficiency assessment of Tu- rkish power plants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nergy，2007，32（8）：1484-1499.
[3] See K F， Coelli T.An analysis of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Mal- aysian thermal power plants[J].Energy Eco- nomics，2012，34（3）：677-685.
[4] 白雪洁，宋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中国火电行业的效率提升[J].中国工业经济，2009，（8）：68-77.
[5] 陶锋，郭建万，杨舜贤.电力体制转型期发电行业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工业经济，2008，（1）：68-76.
[6] 张各兴，夏大慰.所有权结构、环境规制与中国发电行业的效率——基于2003-2009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1，（6）：130-140.
[7] 赵晓丽，马骞，马春波.电力工业厂网分开改革对火电企业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3，（2）：184-192.
[8] 王静.基于SFA中国发电上市公司成本效率的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学位论文，2016.
[9] 王兵，卢金勇，陈茹.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火电行业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10，（4）：90-97.
[10] 李姝.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省际面板数据的火电行业技术效率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5，（10）：14-23.
[11] 邵留國，何莹莹，张仕璟，等.基于网络DEA的中国火电行业循环经济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J].资源科学， 2016，（10）：1975-1987.
[12] 陈平，朱承亮.中国火电行业环境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6，（4）：26-33.
[13] 姜春海，胡亚妮.火电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基于DEA方法和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2014，（8）：61-73.
[14] 梁树广.规制改革对我国发电行业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J].产业经济评论，2012，（1）：35-56.
[15] 张琪.火电行业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学位论文，2014.
[16] Welch E， Barnum D.Joint environmental and cost efficiency analysis of electricity gene- ration[J].Ecological Economics，2009，68（8-9）：2336-2343.
作者简介：杨颖（1995-），女，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消费者行为、管理经济学、企业管理。
收稿日期：2019-05-25。
关键词：成本效率;火电企业;长三角;SFA;DEA
一、 引言
在我国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同时，火电企业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对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高低直接影响到火电企业的成本以及其他用电行业的经济成本，更会影响到环境问题。而国家推出的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以及推行的电力体制改革对火电企业效率的影响如何，至今没有定论。
长三角地区作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集中地区，在电力改革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提出的上海、江苏、浙江新建项目禁止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站;耗煤项目要实行煤炭减量替代;除热电联产外，禁止审批新建燃煤发电项目。长三角地区的火电企业面临着成本、效率以及环境政策的压力。但是改革对于火电行业的影响程度以及效果尚无定论，火电行业的效率问题逐渐成为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火电行业的绩效水平，也就是火电行业的技术效率、环境效率等问题，希望通过投入产出比来判断发电行业效率水平的高低，并且分析影响因素与效率的关系。
因此，本文对国内外关于火电企业效率的研究进行梳理，一方面希望通过借鉴国外学者对于火电企业的研究，为国内长三角地区火电企业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参考，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国内学者已经开展的研究，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数据收集以及纳入的影响因素等角度，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于火电企业未来发展的一致结论，更重要的是得出尚无定论的研究内容，以及结合未来政策变化，为长三角地区的火电企业效率研究提供方向。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国内外对于电力行业的绩效研究很多，涉及到企业效率的评价问题，离不开将投入转为产出的企业的绩效测度。通常企业通过投入劳动力、原料、资本等要素，来生产出售商品，也就是企业的产出。投入产出比越小，说明绩效越好，也就是效率越高。而企业效率测度的方式也有很多种，考虑到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政策方针以及发展规划，本文主要针对火电企业效率研究，其中涉及到的成本效率是在已知企业投入要素价格、收入的情况下，假定企业以最小成本为目标，通过SFA或者DEA模型来测度企业效率。
1. 国外研究综述。国外对于火电企业效率的研究开始的较早，并且多为企业层级的数据，后来出现一些行业级别的研究，学者大多用DEA 法或SFA 法计算火电企业的效率。
在火电企业层级的研究中，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技术效率方面。Barros， C P and Peypoch， N（2008）选择了1996年～2004年7个火电企业的面板数据（63个观测值），用DEA法测算了葡萄牙火电企业的技术效率并进行排序，认为研究期间企业的技术效率在不断提高。Sarlca， K和Or，I（2007）运用DEA法，测算了土耳其共65个火电，水电和风电企业的技术效率，通过比较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投资成本，建设时间等，得出私有企业的表现优于国有企业。See， K F和Coelli， T，（2012） 选取了1998年～2005年的八年中马来西亚的14个火电厂，用SFA法进行了技术效率的测算，得出国有性质的火电企业技术效率为0.68，低于私有制企业的技术效率0.88。
在火电企业的成本效率的研究中，Olatubi， W O和Dismukes，D E，（2000）选取了313个火电企业，用DEA法测算出成本效率，认为大部分企业已经无法提高技术效率，而应该提高配置效率; Welch， E和Barnum，D，（2009） 用DEA-MBP法，测算了2002年～2005年美国40个两投入火电企业（燃煤、燃氣）以及30个三投入火电企业（燃煤、燃气、燃油）在成本和碳排放之间的tradeoffs，认为环境效率和成本效率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有必要通过政策干预、技术改进或市场调节来缩小差距，提高成本效率。
国外在影响效率因素的选取上集中在环境规制、所有权结构以及企业性质方面。 在环境规制对火电企业效率的影响上，包括Sueyoshi，T，Goto，M和Ueno，T，（2010）; Welch，E和Barnum，D，（2009）; 普遍认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明显能够提高效率。不同于国内研究的是，国外学者较少探究电价和煤价以及市场竞争对火电企业效率的影响。只有Goto，M和Tsutsui，M，（2008） 用SFA法，研究了放松管制对1992年～2000年22个美国发电、输配电以及常规行政部门的技术效率的影响，得出了竞争有利于发电企业和常规行政部门效率的提高，对于输电企业没有明显的影响。在所有权结构（企业性质）方面，国外的学者Sueyoshi， T和Goto，M，（2012）;Sarlca，K和Or，I，（2007）;See，K F和Coelli，T，（2012）已经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私有企业的效率优于国有企业，不属于任何组织或者集团的火电企业效率更高。
2. 国内研究综述。国内学者对火电的成本效率研究不多，从研究对象来看，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其中以省级火电行业的研究为主，企业级别的研究比较少见。
运用省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的文章很多。其中，白雪洁，宋莹（2009） 利用 2004年中国30个省的数据，通过DEA三阶段分析法，测算了不同省份的火电行业的技术效率。陶锋，郭建万，杨舜贤（2008） 以2002年～2005 年各省市区29个发电行业，通过DEA法得出了电力体制转型期发电行业的技术效率。张各兴，夏大慰（2011） 利用2003年～2009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使用SFA法，得出我国发电行业总体的技术效率水平较低，技术效率的变动趋势随时间变化呈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态的结论。 而文献查找的结果发现，只有赵晓丽，马骞，马春波（2013） 选取2000年～2008年40家火电企业，用DEA法，得出2002年厂网分开的电力改革前后火电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认为2002年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火电企业综合效率的提高。王静（2016） 用SFA法对2006年～2013年25家发电上市公司（其中18个火电，7个水电）的数据进行了成本效率的测算，认为我国发电上市公司的成本效率在2006年～2013年间有轻微的下降。
对于火电企业效率是否提升，很多专家的态度不一。王兵，卢金勇，陈茹（2010）; 张各兴（2011）认为2002年的电力体制改革并没有给火电行业的效率提升带来很大帮助，赵晓丽，马骞，马春波（2013）研究得出发电火电企业效率的确得到了改善的结论。
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分别从环境规制、煤价电价、所有权结构、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入手，研究这些因素与火电行业或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由于火力发电一定程度上会排放SO2等气体，给环境带来压力。近年来规制火力发电的污染水平的政策在不断完善，很多学者针对环境规制强度，研究其与火电行业或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然而，学者们的结论不一。其中白雪洁，宋莹（2009）;李姝（2015）认为适当加强环境管制强度有助火电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但是，邵留国，何莹莹，张仕璟，等（2016）认为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抑制效率提高，长期来看，环境规制的压力会促使部分火电行业采取措施去提升效率。除此之外，部分研究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效率基本呈“U”型关系，比如王兵，卢金勇，陈茹（2010） 提出当治硫费用处于低水平时，增加费用将会导致技术效率的下降，当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时，再增加费用将会逐步提高技术效率。
考虑到火电企业的特殊性质，买入原料受到煤价影响，售出电力受到电价影响，国内很多学者对煤价电价两个因素对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陈平，朱承亮（2016）; 陶锋，郭建万，杨舜贤（2008）提出煤炭价格对火电行业的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电力价格对火电行业的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也有研究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煤价和电价分别与火电上市公司技术效率呈现不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关系，包括梁树广（2012）; 姜春海，胡亚妮（2014）。与大部分研究结论都不相同的是张琪（2014） ，她认为火电的上网电价水平和煤炭价格水平都与技术无效率呈现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即煤价和电价越高，火力发电的技术效率水平也越高。
在所有权结构对效率的影响上，已有研究已经能够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陶锋，郭建万，杨舜贤（2008）; 张各兴，夏大慰（2011）; 王静（2016）; 张琪（2014）; 黄梦妮（2013） 研究得出国有资产比重过高会损害发电行业的技术效率。
对于企业规模因素的影响尚无定论。陶锋，郭建万，杨舜贤（2008）; 张各兴（2011）认为企业规模与效率呈现先为负向再转为正向的“ U” 型关系。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并不认同这种U型关系，其中张琪（2014） 认为企业规模与效率之间呈正向线性关系，这与梁树广（2012）的研究一致，而与王静（2016）的企业规模与企业成本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相反。
除此之外，各个研究在市场结构即市场竞争对效率的影响方式上争论较大。部分研究同意市场竞争有利于火电企业效率的提高，其中王静（2016） 用前五大发电集团所占市场份额的CR5指数代表市场集中度，得出市场集中度与企业成本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赵晓丽，马骞，马春波（2013）认为2002年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火电企业综合效率的提高。但是陶锋，郭建万，杨舜贤（2008） 用民营和外资电厂数量占全行业的比重反映地区发电行业的竞争度（Compete）或集中率，得出行业竞争程度与技术效率的关系不显著，尚难确定。
三、 结论与研究展望
国外的研究更多地基于火电企业这一层面，而非是行业层面进行效率的测算研究，在方法的选择上以DEA法为主，并且选取的样本数据数量充足，较有代表性。而其中不少文献进行了成本效率的测算，可以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而在对成本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上集中在环境污染、市场竞争、企业性质等方面，同時也涉及输电、配电方或者两国之间的效率影响因素比较等，具有创新性且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
国内对于火电企业的成本效率研究很少。大部分研究利用省级数据，选用DEA法或SFA法，进行火电行业或电力行业的效率分析，只有极少数研究利用了上市公司的数据，且样本数据不够充分。除此之外，由于火电企业级别的数据很难获取，现有的研究缺乏企业级别的火电成本效率测算分析，而是集中在测算技术效率以及全要素效率、能源效率等，未来的研究应当考虑对成本效率的测度，由于成本效率作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乘积，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绩效水平。测算成本效率是为了纳入价格因素，在成本最小化的行为假设下，进行绩效的全面测度，来反映企业的效率现状，从而更好地实现火电企业评估并为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出建议。
国内仅有的一些对于成本效率的研究中，目前的结论是：国有资产比重、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火电企业成本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而环境规制以及电价煤价对成本效率的影响缺少研究。除此之外，除了所有权结构这一因素，各个文献在其他影响因素与火电企业效率的关系上尚且达不到共识。这样的结果可能源于各个研究所选取的不同样本和研究方法，但是未来学者应当在影响因素分析层面，进行更加深入多维度的探讨。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集中在对火电行业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上，国外的研究集中在对火电企业的技术效率、成本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上。在影响因素与效率的关系分析中，国内的研究很多结论不一，而国外的研究结论大多一致。
未来学者应当收集企业级别的全面的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进行火电企业层面的成本效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火电企业作为改革先行者，在企业成本效率上是否处于领先水平，以及其成本效率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都有待明确。因此，未来学者可以通过对火电企业成本效率的测度，明确目前长三角地区火电企业的状态，为之后分析影响火电企业成本效率的因素打下基础，从而得出哪些火电企业有较高的成本效率，为什么会有高的成本效率，以及对于成本效率较低的企业，如何去改善目前的较低效率的状态。从而为我国长三角地区的火电企业提高成本效率提出可行的、准确的建议。 除此之外，火电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受制于煤炭价格以及地理位置和影响，地理区位的不同会导致企业生产的投入高低不同，成本也直接受到影响。未来学者可以探究不同区域之间火电企业成本效率的高低差异，是否长三角地区相比其他地区的火电企业成本效率更高，区域内不同火电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如何，以及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区域间、企业间成本效率的差距。
最后，基于时间序列的火电企业成本效率研究较少，对于国家政策实施前后的火电企业效率的变化方向以及变化程度有待探索，未来研究也可以探讨在改革过程中哪些因素对火电企业效率的提高发挥了更大作用，从而为未来火电企业的发展以及政策的参考提供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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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颖（1995-），女，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消费者行为、管理经济学、企业管理。
收稿日期：2019-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