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母亲的我们，从此不再是孩子。
　　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是母亲的葬礼。
　　那年三月，当我打电话回家时，继父告诉我：“你妈妈得了胃癌，已是晚期。”那么健壮的人，那样豪爽的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怕的病呢？我还记得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扛起我所有的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
　　我飞回南京，进病房时，后脚还没跨进门，就看见妈妈的脸迎着门，眼里满是期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已经瘦黄的双手，叫了一声：“女儿！”她的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
　　我看着她，两行眼泪从她的眼里流出。她笑了一下，带出一声叹息。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蔬菜。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像败草一样。她曾有很浓密的头发，编成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我们的话题就从头发开始。妈妈讲起她演的话剧中那一个个的角色，讲到得意处，她像是完全康复了，退回了几十年的岁月。眼睛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个深皱的酒窝，又圆了。
　　五月份，妈妈的情况相对稳定，我必须回美国处理一些事务。临走前的那天晚上，她忽然讲起我出生时的情形。
　　“你在三分钟之内就冲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妈妈说得很慢很仔细，似乎要把每个细节都翻出来让我知晓，“我一直都想要一个女儿。”所以当护士告诉她“是一个女儿”时，她拉着医生护士的手不停地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突然兴起的念头的喻义。
　　离开三个月后，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被家人瞒在鼓里的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要过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入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一个没有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一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缺了一块。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我临时写了悼词，语句文法都稍显错乱，只以满腹遗憾和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訴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一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以生为始，以死为终，她补上我没有的那份关于诞生的记忆：女儿，你因爱而生。
　　（摘自《晚报文萃》）（责编 冰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