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一带是北京内城环境最好、最适宜人居的地段，参天古树密布，沉醉不知归路，夏天从沙滩拐进景山东街立刻能凉快几度。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备受青睐，兴建了一些深邃神秘的院落和建筑。最显眼的莫如地安门内大街南口那两座雄楼伟厘。它们被称为“40和41号院”，实际上是总参和总政的家属楼。如果说天安门是京城的心脏，这里则是首都柔软的胸脯。临街的两座大厦双峰并峙，傲然耸立，在成片的平房中十分醒目。1954年新中国立宪，成立了国防部，在北海西侧的厂桥兴建办公楼，40和41号院则是配套的机关家属楼，走路上班不超过10分钟。虽然只是宿舍，但由于位置好，依然备受重视，请来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当时的总建筑师陈登鳌。那时的老百姓谁都没住过楼，压根没有单元的概念，再有才的建筑师也设计不出适合活人居住的楼房。所以那会儿都把宿舍当办公室盖。此举的好处是施工标准超高，钢筋混凝土不说，墙有半米厚，阳台都是汉白玉的。1976年唐山地震，周围平房倒了不少，这些大楼纹丝不动。
　　北京的军队大院分两种，一种以公主坟空军大院和朝内小街陆军总院为代表，早被王朔等人写滥；另外就是40、41号院这种，比较低调。这可能是由于人少，孩子们抱团的机会不多。而且路西的41号院隶属总参，路东的40号院则属于总政；两栋楼之间是北京的中轴线，也是东城区与西城区的分界线，于是，两边的孩子旧距不过几十米，上的却是不同的学校：总参的孩子们就读米粮库和西板桥小学，总政的孩子读的却是景山小学。两边人民上演了现实版的“向左走，向右走”。
　　这里还涉及中国建筑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这两座楼是典型的“大屋顶”式建筑。50年代初抗美援朝，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具有民族特色的仿古大屋顶受到中苏专家一致追捧，梁思成更是民族风格建筑的坚定倡导者。到了1954年，随着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批判复古主义，中国掀起了针对“大屋顶”的反浪费运动，矛头直指梁思成。《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了地安门宿舍大楼，陈登鳌被迫登报道歉。今天看来，宿舍大楼上的大屋顶格局并无不妥，至少与中轴线上的古建筑十分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