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上温暖的灯
　　1994年冬天，我和女友吴萍朝圣完北京大学，先坐320路公交车，倒车来到了长安街上。从长安街的西头再往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还有20公里，要再倒两回车，赶回学校肯定错过饭点儿了。天色渐暗，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填补两口。“走一会儿再坐1路吧，找个地儿先吃饭。”我说。
　　北京的冬天，没风的话就不冷。我在南京度过了四个冬天，一双单皮鞋打天下，但落下了双侧脚底板麻木的毛病。来到北京，在吴萍的督促下，我添置了御寒的衣物，还有一双靴子。吴萍在东北长大，应付寒冷的天气自有一套经验。
　　“不会又是吃面条吧？呵呵。”吴萍问。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西街，我们时常去吃一碗鸡丝面。不是因为那家店做得有多好吃，而吴萍只吃最细的精面，那里的挂面又细又筋道，八元两碗。但我总领她吃这面条，看来她小有意见。我大学一毕业就到北京广播学院读第二学位，没有任何积蓄，而再花父母的钱又有点惭愧，幸好国家每月发122元补贴。不过，我的生活还是拮据，稍微去西街或北街吃几顿饭，就会挤占购书等开支，手头还是紧。
　　长安街华灯初上，温暖的灯光从周边的窗户中透出来，每个家庭都该准备丰盛的晚餐了，一对穷学生在轧着马路寻找好吃又不贵的晚餐。
　　“哪一盏灯都不属于我！”“哪一盏灯都不属于我！”
　　“哪一盏灯都不属于我们！”“会有一盏灯属于我们，在北京！”
　　不知不觉间，我们走过工会大楼，走进广电部的大院。广播电台的灯亮着，有些神秘，仿佛在告诉我们前行的方向。我们为什么来北京？我们会留在北京吗？我们在北京怎么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还是坐车回学校吧！”吴萍说。是的，只有在学校，才能找寻到能量，才能不彷徨。
　　房贷之忧
　　进入新世纪，北京到处都有大工地，我们所在的小区却是老社区，小区边上的护城河虽说叫小清河，但既不清澈也不干净，垃圾围着堆，遇上有风，刺鼻的臭味儿飘得很远。
　　儿子小雨每天在周边玩，我们总觉得亏欠了他。没有办法，我们就把他送到外婆家，在辽宁丹东的鸭绿江边呼吸新鲜空气。小雨每次从丹东回来，都像长大了好多，摇摇晃晃地扑到妈妈怀里，拎着我的手。虽然我们年纪还轻，但儿子渐渐长大，在哪儿上幼儿园、在哪个区上小学，乃至将来在哪个区考中学，都成为我必须要思考的事情。
　　台里没给我分房，租房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在电视台边上的科委家属院住了一年。这段租房经历，让我和吴萍甚至是两家老人都觉得要买房，得在西边，离台里也近。恰好这时，同事领我看了一处商品房。那里卖得很火，价格并不便宜，只是未来有预期，算得上是学区房。其实，学区不学区，那时没什么概念，只是觉得孩子要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这里能够够得上。加上离我和吴萍的单位都不算远，就盯着这儿吧。分房没希望，自己创造未来吧。
　　一天，小雨陪着妈妈和姥姥在售楼处站了一上午，愣是到我下班后还没排上买房的号。我求人才预约了一套没人挑的一楼的房型。买下房，我背负了不小的债务。我佩服自己的勇气，把手头的钱作为首付。此外，我还贷了每月4500元、20年还清的68万元巨款。
　　买房后，我背上了从没背过的负担：巨额贷款。我觉得生活和工作不能有丝毫闪失，房子要住上，贷款要早点还上。偏偏有一天，一瓶酸奶惹了祸，害得我上吐下泻。吴萍和小雨甜甜地睡着了，我跑到客厅，坐在沙发上，阵阵后怕：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欠下的这笔巨款不是把娘俩坑了吗？这68万元，他们怎么还呀！我可不能有三长两短，要把所有的困难扛过去，健健康康地当好家里的大树。
　　（选自《爱，永纯》，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