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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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文化是深入认识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的一个重要视角。古人在遵循色彩现象的自然属性和规律的基础上,赋予自然色彩现象以政治、道德、宗教等诸多象征寓意,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建构。可以说,五色文化的形成是人类“与天地相参”的典型产物;五色象征符号的形成与运用,无不渗透着“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政治思维的形成机制、思辨特征、实践途径、演变轨迹等问题都能从五色符号的形成与运用中得到解答。而五色政治符号从形成到逐渐消解的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在天人关系中能动性的不断增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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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文化是深入认识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的一个重要视角。古人在遵循色彩现象的自然属性和规律的基础上,赋予自然色彩现象以政治、道德、宗教等诸多象征寓意,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建构。可以说,五色文化的形成是人类“与天地相参”的典型产物;五色象征符号的形成与运用,无不渗透着“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政治思维的形成机制、思辨特征、实践途径、演变轨迹等问题都能从五色符号的形成与运用中得到解答。而五色政治符号从形成到逐渐消解的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在天人关系中能动性的不断增强、主导性的逐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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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同来说,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代表了两种不同逻辑的认同模式,从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变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水平的提升。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行动已经初显政府对社会组织认同逻辑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从整体认知到个体识别、从体制吸纳到过程赋权、从秩序关怀到能力期待、从争取政治认同到规制机会主义行为的转变。当前,这种认同逻辑的转变尚处于过渡阶段,以系统信任模式为主导的认同机制尚未真正形成,还须不断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
人才问题是龚自珍表达人文理想的基本着力点。在龚自珍看来,一个“人才”的首要素质是具有“心力”,包括追求个体生命“完全”的心灵渴望与实现社会政治“仁和”的远大理想,“血性”“性情”“侠骨”等源自完全生命觉悟和生命共同体觉悟的奋斗激情,实事求是的精神,虚心开放的心态,以及一颗新鲜、开放、清明、纯真的“童心”;“人才”的另一重要素质是具有丰富的学术修养、学术研究及应用能力,包括经学修养和经学研究能力,发现、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经世致用能力,历史知识素养和历史研究及应用能力。除重视“人才”自身的心力培养及学力培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劳动分工的过程中,不仅发现了人的“意识”,而且比较深入地阐述了“意识”的出场过程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他们同时指出,如果片面地夸大意识的作用或者不适当地运用意识,都将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观念决定论的问题就在于只看到了人的意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一面,而忘记了人的意识本身并不是纯粹的,而是深受物质“纠缠”并植根于人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这就是意识的“实践路径”,而人的意识与人的生活正是在辩证的发展转化中实现和解与统一的,这就是生活实践的辩证法。
尽管黑格尔、克罗齐等人的思想是邓以蛰融贯中西的“他山之石”,但中国传统画学思想对邓以蛰艺术美学观的形成有着根本的构成性作用。其中,尤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对邓以蛰的影响最大。邓以蛰在“书画同源”、绘画“六法”之先后主从关系以及“气韵生动”等问题上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张彦远的观点,并在史论结合——“画史即画学”的视野和方法基础之上做出了深入推进。这一系列源自《历代名画记》的理论从绘画起源、创作技法（用笔）及最高理想等层面为邓以蛰以“心画”为核心的美学体系的建立作了重要准备。
北宋熙丰时期的吏治体系改革是一次国家经济能力扩充和吏治体系建设相辅相成的系统工程，其学理根源来自于王安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和“裁之以法”的养士观念，而背后的经学基础则是《周礼》泉府“开阖敛散”之法。通过政府的顶端设计与规划，搭建良性循环的财政体系，将官吏纳入国家财富生产、汲取与再分配的大局中，采取向各级胥吏发放俸禄，并用严刑峻法进行约束，同时增设祠禄官作为官员的淘汰退出机制等种种手段，提高政府运营效率，增强其在经济中的统筹管理能力，降低总体管理的成本。其目标是通过吏治体系建设，使“公私一体”，以法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与重要组成部分，为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所关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化、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的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丰富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我国著名学者刘泽华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学术理论体系，即从王权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历史，力图抓住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核心和主题、主旨、主线，揭示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玄机”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密码”，清除阻碍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暗礁巨垒。王权批判理论
南开大学以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早已引起学界之关注，笔者也曾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为题，给他们写过评论①。但是，在看到他们集体撰著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出版的时候，还是再次激起了我的景仰之情。该著的出版，使“王权主义学派”有了更具标志性的成果，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也再次为更系统的思想史研究所证明。在该著出版之际，愿以此小文为之祝贺，并就教于学界同人。
信仰是以精神或物理客体为载体的一种社会价值观念,与信仰者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认同是社会价值观念与国民结合在微观层面上的环节,在＂自我延伸＂中,使自身置身于＂整个安全体系的关系之中＂,具有信仰意蕴。共识是社会价值观念与国民结合在宏观层面上的环节,作为＂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具有信仰意蕴。信仰确立在认同趋向信仰的过程与共识趋向信仰的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民关于社会价值观念的信仰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性质与社会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时代特征联系在一起。作为意识对象的体现为＂人的类特征＂的生命过程在社会意识中积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中国在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利益进一步扩展。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本身涉及的地域广阔、国家众多,地缘政治环境复杂,沿线各国禀赋和认知态度差异巨大,相关大国和国际社会舆论反应不一以及中国维护海外利益的经验不足等原因,中国有效维护海外权益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明显增加。为此,应采取积极措施,完善这一战略的顶层设计、制定海外利益维护的预警方案、不断凝聚相关大国的共识、提升沿线国家的安保能力、传播和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学习和借鉴他国的国际维权经验,切实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实现与沿线国
财产关系是贯穿马克思考察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长达四十余年历程的核心议题之一。但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他的贡献,他更注重的则是把握和理解这一现代社会＂斯芬克斯之谜＂的思路和方法。《神圣家族》的思考表明：蒲鲁东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突破,但局限性仍然存在;而以埃德加尔·鲍威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由于思维方式的错位对此几乎毫无贡献;而马克思在二者基础上较为清晰地阐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点和思路。尽管较之于后来的《资本论》这种讨论还是初步的、属于起始点上的,但是从中所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特征却是不应被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