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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钱老离世的消息时,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正在从哈尔滨赶往北京的飞机上。一路沉默的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他(钱学森)有遗憾:我们没有出更多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但是,“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他期待一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后来,他把这篇文章以《钱老走了,呼唤一个时代》的题目在博客上发表,点击量已过11万。
记者:钱老晚年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义遒: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
记者:难道不需要一个引领者吗?
王义遒:当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解放后有段时间,中国发展非常快,“两弹一星”上天,大家都归功于西南联大教育,说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对这问题还有另一种看法。西南联大的教育确实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批毕业生成才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这些人就都成了领军人物。这就是当时的形势要求。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
记者: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王义遒: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时代。我想,再过20年,局面会有很大变化,会产生更多杰出人才。我们现在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经济转型就要有比较多的创造性的东西,整个国家发展都需要创新。
记者:在您看来,咱们现在的科技创新人才有多少能够处在世界前沿?
王义遒:可能还是比较少。我们在世界顶尖的领域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恐怕是整个氛围和环境的问题。现在不断有海外人才引进来,但目前的学术环境不改变,可能很难让他们自由地发挥长处。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从欧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们在美国就能够生根发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过来,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记者: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教育还能有什么作为吗?
王义遒:教育不能够扭转乾坤,但并不是说教育没责任。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我还有一个忧虑。2002年从学校的学术委员岗位退下来之后,我给他们的一句话就是:北大千万不要“武大郎开店”。就是说,一个院长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难引进水平更高的人。我觉得现在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们国家现在都是单位所有制,人才很难自由流通,这都是问题。一个好的时代应能让每个人的潜能、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人尽其才”,这是我的理想。
记者: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人才的潜能充分发挥?
王义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人才的单位所有制。人身的单位依附,会使人缺乏流动性,成为单位功利的工具,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在人才单位所有制的情况下,还要防止“武大郎开店”的情况。一个人成才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个是还得有人赏识。现在搞科研的人比较多,竞争过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内斗”很厉害,谁想出来很困难。就好像一筐螃蟹,谁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钳子会把它拽下来。
记者:您曾跟我们谈到,当年钱学森就是被当时清华物理学院的叶企孙教授发现、赏识,并给予了特殊培养。
王义遒:叶企孙教授确实能识才,但也不能说现在就没有识才的人。他们那时候一个班不超过14个人,老师当然了解学生。现在的教授手下有几十上百个学生,怎么还能保持一种精英教育的模式?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师生间要互相了解,教师要让学生不仅仅是学,还要有机会做实际的研究工作。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让他们能够开阔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们现在就是束缚太多。我并不觉得中国人创造力不行,胡思乱想的人还是很多的。搞科学研究要有一点胡思乱想的精神。我接到过好多来信,比如说想推翻相对论、发明永动机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还在研究这些问题。你会觉得比较可惜,他们确实有一些想法,但基础太差,想的东西没有科学根据或早就是人家解决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记者:那些基础扎实、科班出身的,反而就不会这样胡思乱想了?
王义遒:现在教育确实有这个问题——越学的多,就越不想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对科学都没有兴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对全民进行一种科学素养教育。现在整个民族的科学训练是不足的。
记者:要怎么去做?
王义遒:评价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民族有没有理性思维。我就提倡对文科生进行科学思维训练,比如开一些数学、物理和生物的课程,把逻辑训练渗透到这些课里面。还可以专开逻辑课,但我担心不一定开得好,如果只讲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论,就变成逻辑知识灌输了。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我们都把它变成了知识,其实应该是一种能力训练。
记者:最后请您说说,您心目中老一辈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形象?
王义遒: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我觉得钱学森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也是这一点。把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跟科学、不断追求未知的兴趣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只可惜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这种精神。这一点我们需要觉醒。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记者:钱老晚年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义遒: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
记者:难道不需要一个引领者吗?
王义遒:当然要,但主要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创业者,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解放后有段时间,中国发展非常快,“两弹一星”上天,大家都归功于西南联大教育,说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对这问题还有另一种看法。西南联大的教育确实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批毕业生成才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这些人就都成了领军人物。这就是当时的形势要求。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
记者: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王义遒: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时代。我想,再过20年,局面会有很大变化,会产生更多杰出人才。我们现在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经济转型就要有比较多的创造性的东西,整个国家发展都需要创新。
记者:在您看来,咱们现在的科技创新人才有多少能够处在世界前沿?
王义遒:可能还是比较少。我们在世界顶尖的领域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恐怕是整个氛围和环境的问题。现在不断有海外人才引进来,但目前的学术环境不改变,可能很难让他们自由地发挥长处。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从欧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们在美国就能够生根发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过来,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记者: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教育还能有什么作为吗?
王义遒:教育不能够扭转乾坤,但并不是说教育没责任。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我还有一个忧虑。2002年从学校的学术委员岗位退下来之后,我给他们的一句话就是:北大千万不要“武大郎开店”。就是说,一个院长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难引进水平更高的人。我觉得现在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们国家现在都是单位所有制,人才很难自由流通,这都是问题。一个好的时代应能让每个人的潜能、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人尽其才”,这是我的理想。
记者: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人才的潜能充分发挥?
王义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变人才的单位所有制。人身的单位依附,会使人缺乏流动性,成为单位功利的工具,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在人才单位所有制的情况下,还要防止“武大郎开店”的情况。一个人成才有两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个是还得有人赏识。现在搞科研的人比较多,竞争过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内斗”很厉害,谁想出来很困难。就好像一筐螃蟹,谁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钳子会把它拽下来。
记者:您曾跟我们谈到,当年钱学森就是被当时清华物理学院的叶企孙教授发现、赏识,并给予了特殊培养。
王义遒:叶企孙教授确实能识才,但也不能说现在就没有识才的人。他们那时候一个班不超过14个人,老师当然了解学生。现在的教授手下有几十上百个学生,怎么还能保持一种精英教育的模式?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师生间要互相了解,教师要让学生不仅仅是学,还要有机会做实际的研究工作。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让他们能够开阔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们现在就是束缚太多。我并不觉得中国人创造力不行,胡思乱想的人还是很多的。搞科学研究要有一点胡思乱想的精神。我接到过好多来信,比如说想推翻相对论、发明永动机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还在研究这些问题。你会觉得比较可惜,他们确实有一些想法,但基础太差,想的东西没有科学根据或早就是人家解决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记者:那些基础扎实、科班出身的,反而就不会这样胡思乱想了?
王义遒:现在教育确实有这个问题——越学的多,就越不想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对科学都没有兴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对全民进行一种科学素养教育。现在整个民族的科学训练是不足的。
记者:要怎么去做?
王义遒:评价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民族有没有理性思维。我就提倡对文科生进行科学思维训练,比如开一些数学、物理和生物的课程,把逻辑训练渗透到这些课里面。还可以专开逻辑课,但我担心不一定开得好,如果只讲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论,就变成逻辑知识灌输了。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我们都把它变成了知识,其实应该是一种能力训练。
记者:最后请您说说,您心目中老一辈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形象?
王义遒: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我觉得钱学森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也是这一点。把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跟科学、不断追求未知的兴趣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只可惜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这种精神。这一点我们需要觉醒。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