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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私人订制》中,范伟饰演的一名“清官”把钱一捆捆砸向行贿人员。
在享受把钱砸别人脸上的快感时,他也捎带把自己的秘书砸了。
“我们的领导,就是被你们这种人带坏了……”
范伟口中的“你们这种人”或是官员的亲朋好友,或是“朋友圈”里的商人,或是官员的情妇、秘书、司机。身份虽有多样,行为却是一致:帮行贿者“办成事”“找对人”,替受贿者“管好账”“销好赃”。
没错,他们就是寄生于腐败利益链条上的“权力掮客”,法律上称为“介绍贿赂人”。
“权力掮客”之害,不可不慎。
“儿子”为媒巧生财
【案件档案】
受贿人:中国移动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沈长富
“权力掮客”:某电信企业代理商毛节琦,沈长富儿子沈力
行贿者:数家电信企业
【案情回放】
2011年,四川移动原董事长李华案发,其行贿人毛节琦牵出沈长富。
至此,一条寄生于重庆移动公司的利益链被连根拔起。
利益链的一端,是数家电信企业;另一端,则是重庆移动高层难受制约的权力。
连接利益链两端的“中间人”,则是代理商毛节琦,“关系户”沈力。
毛节琦认识了时任重庆市电信局高级工程师,后任副局长、局长,再后来任中国移动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沈长富。
为让企业拿到订单,作为代理商,毛节琦与沈长富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回扣换订单。
为掩人耳目,沈长富并没直接索要回扣,而是暂存在毛节琦处保管和打理。
2008年,沈长富要求结算回扣,毛节琦将600万港元打入沈长富账户。
此后,另一家电信公司也盯上了沈长富。
该公司在获取订单过程中,通过特殊渠道对沈长富予以“表示”。
这个特殊渠道就是沈长富的儿子沈力。2003年7月,沈力留学归来进入该公司。
两个月之后,沈力便不再上班。但该公司仍为其发放薪水,直至沈长富事发。
沈力并不满足于此。
2003年,好友刘卫找到沈长富,提出希望承接基站维护工作。
刘卫承诺——让沈力参与,并“保证把沈力带好”。
2004年2月,刘卫和沈力成立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沈力占股55%。
此后,沈长富通过打招呼、选择弹性程序、修改招标条件和动用最终拍板权等方式,使四川冠达中标。
刘卫多次嘱咐沈力:“吹吹风,不要把标搞掉了……”
按照刘卫嘱托,沈力多次向沈长富要来了支持。
此间,沈力从四川冠达分红三次,共获1309万余元。
【寄生定律一:人情经济 介绍贿赂】
“权力掮客”们有四大共同点:一是神通广大,有着极其广泛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左右逢源,善于应酬;二是受到行贿、受贿双方的信任,双方都依赖这个中间人的身份,安全、保险,不出事;三是成功降低了行贿受贿的风险成本,为行贿受贿开辟了一条相对封闭、可靠的途径;四是一旦事发,受贿者缄口不说,就容易断了下线,减轻罪责,逃脱制裁,就会造成巨额财产来历不明。
“情人公司”的生财之道
【案件档案】
受贿人: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
“权力掮客”:蒋勇情人唐薇
行贿者:房地产开发商等
【案情回放】
2002年,蒋勇“因怜生爱”,跟唐薇确定了情人关系。
一个是规划领域手握重权的“厅官”,一个是颇具经营头脑的“红颜知己”。
“金风玉露一相逢”,两人便开起了“情人店”,唐薇先后注册了三家公司。
细心的人还为这三家公司分了类。
“嘉汇公司”——主营中介咨询,以调整容积率赚钱。
“久源公司”——替开发商牵线铺路,为违法建筑开绿灯。
“瑜然公司”——主攻房地产开发,用低出资、高利润分配方式敛财。
其中,最出名的“情人公司”便是嘉汇置业顾问公司。
2004年11月,唐薇成立了重庆嘉汇置业顾问公司。
名为“顾问”,实为“权力掮客”,充当房地产商与规划官员的中介,通过提供所谓的“规划咨询”,大肆收取“咨询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专门办理为房地产开发商调增容积率、改变用地性质等“业务”,通过中介咨询公司收受贿赂。
有“情夫”做规划局局长,唐薇的“咨询”生意自是风生水起。
一时间,“调规搞不定,就去找唐薇”的说法在重庆房地产开发行业内广为流传。
“要想调整容积率,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唐薇的公司,明码标价,每平方米400元”。
虽然是一个连专职或兼职的规划编制人员都没有的“皮包公司”,但相关“业务”在业内却赫赫有名。
不仅房地产开发商抢着跟她做规划咨询生意,连一些政府部门建房也找她。
嘉汇公司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成为唐薇与蒋勇共同索贿、受贿1600多万元的重要公司。
在两人非法获利1796万余元中,除蒋勇单独受贿181万元外,其余款项都是通过唐薇的公司两人共同所收。
【寄生定律二:呈现“公司化”运作趋势】
如在蒋勇受贿案中,蒋勇就是通过情人唐薇开设的中介咨询公司,以建设工程咨询代理、项目策划、规划咨询等业务为名收受贿赂。事实上,在政府采购、招投标活动中,腐败“权力掮客”的公司化运作情况更为常见。为获得政府机关的委托,大型公司先付给中介组织巨额“咨询费”“服务费”,再由中介公司转送给相关政府机关主管领导或经办人员。
不见面的“权力寻租”
【案件档案】受贿人: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原院长沈某、 原副院长郭某、朱某、赵某
“权力掮客”:该院原副院长郭某、朱某等
行贿者:医药企业代表
【案情回放】
1991年2月,沈某担任了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院长,朱某、赵某任副院长。
2011年,朱某分管医院的器械采购。
这天,重庆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找到朱某。
“我们将给10%的回扣……”业务员赤裸裸地抛出诱惑。
面对诱惑,朱某思量再三,决定将此事告知院长沈某及副院长赵某。
一番商议后,三人决定接受回扣并平分。
2011年11月,三人将1800元的回扣费平分,腐败闸门由此打开。
后来,副院长郭某分管医疗器械采购,朱某便将回扣一事交郭某负责,由此三人的利益联盟又多了一人。
在此过程中,院长、副院长和医药代表三方分别以“靠山”—“权力掮客”—“回扣”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权力掮客”要在“靠山”的支持和默许下才能存在,没有“权力掮客”,贿赂行为不会这么容易完成,而他们又无法单独存在。
“在整个收受回扣的过程中,医药代表与院长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办案人员说。
直至案发,四人共收取六家单位多次回扣——沈某实得11.7万余元,郭某实得10.7万余元,朱某实得7.7万余元,赵某实得11.4万余元。
【寄生定律三:不信规则信关系】
权钱交易很像黑市买卖,交易双方都时刻担心“见光”,这就决定这种“生意”只能在互相熟悉、放心的“圈子内”进行。一些官员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并不直接收受贿赂,而是通过其信任的人间接受贿,于是官员的下属、子女、情妇、朋友、秘书、司机便组成了“权力掮客”的生力军。政府官员通过这些人“曲线受贿”,行贿人通过这些人“曲线买权”,形成三方甚至多方模式,使得贿赂犯罪难以被察觉。
在享受把钱砸别人脸上的快感时,他也捎带把自己的秘书砸了。
“我们的领导,就是被你们这种人带坏了……”
范伟口中的“你们这种人”或是官员的亲朋好友,或是“朋友圈”里的商人,或是官员的情妇、秘书、司机。身份虽有多样,行为却是一致:帮行贿者“办成事”“找对人”,替受贿者“管好账”“销好赃”。
没错,他们就是寄生于腐败利益链条上的“权力掮客”,法律上称为“介绍贿赂人”。
“权力掮客”之害,不可不慎。
“儿子”为媒巧生财
【案件档案】
受贿人:中国移动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沈长富
“权力掮客”:某电信企业代理商毛节琦,沈长富儿子沈力
行贿者:数家电信企业
【案情回放】
2011年,四川移动原董事长李华案发,其行贿人毛节琦牵出沈长富。
至此,一条寄生于重庆移动公司的利益链被连根拔起。
利益链的一端,是数家电信企业;另一端,则是重庆移动高层难受制约的权力。
连接利益链两端的“中间人”,则是代理商毛节琦,“关系户”沈力。
毛节琦认识了时任重庆市电信局高级工程师,后任副局长、局长,再后来任中国移动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沈长富。
为让企业拿到订单,作为代理商,毛节琦与沈长富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回扣换订单。
为掩人耳目,沈长富并没直接索要回扣,而是暂存在毛节琦处保管和打理。
2008年,沈长富要求结算回扣,毛节琦将600万港元打入沈长富账户。
此后,另一家电信公司也盯上了沈长富。
该公司在获取订单过程中,通过特殊渠道对沈长富予以“表示”。
这个特殊渠道就是沈长富的儿子沈力。2003年7月,沈力留学归来进入该公司。
两个月之后,沈力便不再上班。但该公司仍为其发放薪水,直至沈长富事发。
沈力并不满足于此。
2003年,好友刘卫找到沈长富,提出希望承接基站维护工作。
刘卫承诺——让沈力参与,并“保证把沈力带好”。
2004年2月,刘卫和沈力成立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沈力占股55%。
此后,沈长富通过打招呼、选择弹性程序、修改招标条件和动用最终拍板权等方式,使四川冠达中标。
刘卫多次嘱咐沈力:“吹吹风,不要把标搞掉了……”
按照刘卫嘱托,沈力多次向沈长富要来了支持。
此间,沈力从四川冠达分红三次,共获1309万余元。
【寄生定律一:人情经济 介绍贿赂】
“权力掮客”们有四大共同点:一是神通广大,有着极其广泛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左右逢源,善于应酬;二是受到行贿、受贿双方的信任,双方都依赖这个中间人的身份,安全、保险,不出事;三是成功降低了行贿受贿的风险成本,为行贿受贿开辟了一条相对封闭、可靠的途径;四是一旦事发,受贿者缄口不说,就容易断了下线,减轻罪责,逃脱制裁,就会造成巨额财产来历不明。
“情人公司”的生财之道
【案件档案】
受贿人: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
“权力掮客”:蒋勇情人唐薇
行贿者:房地产开发商等
【案情回放】
2002年,蒋勇“因怜生爱”,跟唐薇确定了情人关系。
一个是规划领域手握重权的“厅官”,一个是颇具经营头脑的“红颜知己”。
“金风玉露一相逢”,两人便开起了“情人店”,唐薇先后注册了三家公司。
细心的人还为这三家公司分了类。
“嘉汇公司”——主营中介咨询,以调整容积率赚钱。
“久源公司”——替开发商牵线铺路,为违法建筑开绿灯。
“瑜然公司”——主攻房地产开发,用低出资、高利润分配方式敛财。
其中,最出名的“情人公司”便是嘉汇置业顾问公司。
2004年11月,唐薇成立了重庆嘉汇置业顾问公司。
名为“顾问”,实为“权力掮客”,充当房地产商与规划官员的中介,通过提供所谓的“规划咨询”,大肆收取“咨询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专门办理为房地产开发商调增容积率、改变用地性质等“业务”,通过中介咨询公司收受贿赂。
有“情夫”做规划局局长,唐薇的“咨询”生意自是风生水起。
一时间,“调规搞不定,就去找唐薇”的说法在重庆房地产开发行业内广为流传。
“要想调整容积率,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唐薇的公司,明码标价,每平方米400元”。
虽然是一个连专职或兼职的规划编制人员都没有的“皮包公司”,但相关“业务”在业内却赫赫有名。
不仅房地产开发商抢着跟她做规划咨询生意,连一些政府部门建房也找她。
嘉汇公司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成为唐薇与蒋勇共同索贿、受贿1600多万元的重要公司。
在两人非法获利1796万余元中,除蒋勇单独受贿181万元外,其余款项都是通过唐薇的公司两人共同所收。
【寄生定律二:呈现“公司化”运作趋势】
如在蒋勇受贿案中,蒋勇就是通过情人唐薇开设的中介咨询公司,以建设工程咨询代理、项目策划、规划咨询等业务为名收受贿赂。事实上,在政府采购、招投标活动中,腐败“权力掮客”的公司化运作情况更为常见。为获得政府机关的委托,大型公司先付给中介组织巨额“咨询费”“服务费”,再由中介公司转送给相关政府机关主管领导或经办人员。
不见面的“权力寻租”
【案件档案】受贿人: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原院长沈某、 原副院长郭某、朱某、赵某
“权力掮客”:该院原副院长郭某、朱某等
行贿者:医药企业代表
【案情回放】
1991年2月,沈某担任了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院长,朱某、赵某任副院长。
2011年,朱某分管医院的器械采购。
这天,重庆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找到朱某。
“我们将给10%的回扣……”业务员赤裸裸地抛出诱惑。
面对诱惑,朱某思量再三,决定将此事告知院长沈某及副院长赵某。
一番商议后,三人决定接受回扣并平分。
2011年11月,三人将1800元的回扣费平分,腐败闸门由此打开。
后来,副院长郭某分管医疗器械采购,朱某便将回扣一事交郭某负责,由此三人的利益联盟又多了一人。
在此过程中,院长、副院长和医药代表三方分别以“靠山”—“权力掮客”—“回扣”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权力掮客”要在“靠山”的支持和默许下才能存在,没有“权力掮客”,贿赂行为不会这么容易完成,而他们又无法单独存在。
“在整个收受回扣的过程中,医药代表与院长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办案人员说。
直至案发,四人共收取六家单位多次回扣——沈某实得11.7万余元,郭某实得10.7万余元,朱某实得7.7万余元,赵某实得11.4万余元。
【寄生定律三:不信规则信关系】
权钱交易很像黑市买卖,交易双方都时刻担心“见光”,这就决定这种“生意”只能在互相熟悉、放心的“圈子内”进行。一些官员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并不直接收受贿赂,而是通过其信任的人间接受贿,于是官员的下属、子女、情妇、朋友、秘书、司机便组成了“权力掮客”的生力军。政府官员通过这些人“曲线受贿”,行贿人通过这些人“曲线买权”,形成三方甚至多方模式,使得贿赂犯罪难以被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