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国一地投资创业，除了自然资源、工资、税收等可预期的成本外，还有一种不可预期甚至深不可测的成本——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跟政府密切相关。
　　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要做“三角洲观察”节目，让我走长江三角洲一路搞调研。中途，接到中央党校一女士电话，她问我去他们那里讲课讲什么，他们要在海报上事先说明。由于长江三角洲的调研很刺激，我便回答说：“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经济增长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往往与各国各地的投资创业需求紧密相关。那么，影响一国一地投资创业需求的原因是什么呢？经济学的需求定律告诉我们，是价格。一国一地的价格，就是投资需求者的成本。一国一地成本高低的因素较多，比如运途远近，是否方便；比如人员素质高低，工资高低；再比如自然资源多寡贵贱，税收高低等等。但是，如果说这些成本影响投资需求，经验上很容易就遭遇反例。
　　浙江没有牛，没有羊，作皮革和羊毛产品应该说是没有资源成本优势的，但这里却有了闻名世界的皮革之都；企业家的投资创业创新活动在这里密集进行。上海的劳动力价格——工资，以及土地要素的价格并不便宜，但国内外投资却蜂拥于此。美国工资高，税收也没什么优惠，“9·11”事件的当年，外来投资依然居全球之首。而山西是一个资源大省，劳动力价格也不高，可200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掉在全国最后一名；如果不是世界煤炭市场走好，恐怕GDP也会掉到全国倒数第一。
　　这说明，自然资源、工资、税收等，并不决定在一国一地投资创业成本的高低。这些成本大都是可以预期的；而有一种成本却是不可以预期的——那就是交易费用。拿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话来说，交易费用可以是深不可测的。而交易费用又跟政府密切相关。自私的人又要社会化地生活在一起，是有巨大的协调成本的，也就是交易费用。政府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节约人们共同生活的费用。因此，决定一国或一地价格高低的关键因素是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是有价的。
　　在浙江和上海，我注意的是这两地是如何使自己“便宜”下来的；见到的是两地由于局限條件不同，方法上出现的“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间的差异。
　　现在各地都搞起了行政审批中心、一站式服务，以节约投资者的创业成本，但你在浙江瑞安见到他们搞的“锯柜新政”，平均三天半就批准一家企业；见到一户搞养殖的农民，竟然以环保局未能使水质达到养殖标准而起诉政府；了解到作为省会城市杭州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列该省10名左右，省局级干部的住房面积仅是四川处级干部的90平方米标准，你就知道了此地政府的“便宜”，投资创业的“便宜”。否则，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企业家像野草一般“疯长”。
　　上海由于区位和传统的资源，定位为我国高端的第三产业中心，要让自己成为资本和智慧密集之地。什么才会让全世界来这里的人感到“便宜”呢？上海着力提供公共产品，建高架桥、搞越江隧道，将第二产业置换出市区——舒适方便也是一种产品，上海政府为全世界的高尚人士提供了他们最感便宜的东西：既金钱滚滚又风情万种的生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知道，要发展、要增长，首先是要使自己“便宜”下来的道理和办法。前两年，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中央电视台两次报道山西省强力部门上路罚款，聚敛钱财。我在山西出差，在榆次附近就亲眼目睹两个警察拦阻下一长列运煤卡车，挨个罚款。交警没有节约道路拥挤的交易费用，相反增加了道路通行的直接成本，更要命的还增加了交易费用——即增加了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一个地方，一家企业，隔三差五就有官吏拜访“打秋风”，申办一家企业耗费时间难料，创业成本不可捉摸，让人觉得从事经济活动的结果很难预期。山西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赶鸭子，也就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了。
　　前几年，有朋友邀我去柬埔寨玩，说花100元即可在当地雇一车军队保护你旅游，机枪还可架在车顶，威风之极。应该说价格极低。但是想想，你若在当地投资创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政府不能普遍提供，出门就要军队保护，即使军队的价格再便宜一半，你会觉得“便宜”吗？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已有政府明白了政府行为的成本，以及这种成本与其他成本的不同。今年10月，从西安返京，候机咸阳，买当地报纸一叠度时。见报纸一角掖新闻一条，云：从今日起，咸阳警方不再对境内的外地货运车辆罚款；即使违章，执法交警的权力也只限于动口教育，而不能动手掏人钱袋。
　　咸阳强力部门这一行为变化耐人寻味。经济学解释行为依据的是成本和收益。咸阳警方不再罚款，可以肯定的是罚款所导致的成本或代价太高，以致得不偿失。而能让警方感到压力的肯定是上级政府，那上级又为何要警方改变行为呢？显然是看清了强力部门上路暧昧罚款的成本和代价，看清了这些行为对本地经济增长的损害。
　　政府有价，廉价者谋天下。但愿我讲述的这一看法没有浪费别人的时间。
　　(作者为《经济学消息报》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