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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7年的时候,我听说有1000多万美元的生意,就是在我手上做成的。可那时候,我还从来没去过公司总部,没见过那机器是什么样,我手上只有两张产品介绍。
杨镭6岁开始读线装书,早已将“勿以利小而不为,不积小利无以成大业”这句格言铭记于心。掌上灵通这艘曾经濒临沉没的船,在杨镭的带领下,市值已经翻了25倍,公司员工从最早的70人扩张到今天的500多人,成为国内第一家凭借无限增值概念登陆纳斯达克的公司。最新财务报告表明,掌上灵通今年第一季度营业额为94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4倍,比上一季度增长了41% 。
卖电脑卖出第一桶金
1988年,中关村刚刚崛起,后来的大公司,如四通、联想、科海等,都是那时起家的。杨镭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很深刻,那时大家使用的还都是286、386,486才刚刚兴起。
“有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几个同学要搞一个公司,问我有没有兴趣过去聊聊。我们4个人就跑到他家去了。大家边喝啤酒边聊,很有点激动人心。然后我们4个就开始筹划自己的公司,当时主要的业务只是电脑销售。”
大家都很兴奋,似乎在酝酿一场伟大的革命,干劲十足。没有正规的创业书、协议书,利益分配也还没商定,凭的是口头的君子协议。大家约定,项目完成后,所有利润留在公司用于发展。
“一直到我出国的时候,都挺好的,大家都很遵守这个协议,没有出现问题。”
第一个单子,公司靠关系倒腾了一台486,当时486值4万多元,他们赚了一大笔。
后来又陆续接到一些单子。很快,他们在中关村租了一层楼,公司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和测试室。从倒电脑起家,到开展系统贸易,一年可以做到几百万的生意,公司的成长非常迅速。
当上万元户的杨镭,买了一双130多元的NIKE高帮鞋。那时他正读研究生,关系挂在单位,每月工资才102块。“那时穿NIKE鞋,感觉挺牛的,到了周末,我便穿着这双鞋去找其他三个人玩。在北京德胜门附近一家海鲜餐厅,一顿就吃掉几个月的工资。”
“那时候我们特别兴奋,心想着十年的钱都挣回来了!后来一笔生意就是几十万的,可是很奇怪,我再也没有激动过,再也没有对钱激动过。”
后来杨镭去了美国,出国前杨镭把大部分钱都留在家里了,只带了700美金。
“那时如果我坚持下去,没准就是联想级的IT大鳄了。”
硅谷红卫兵巧遇风险投资之父
在美国,杨镭有“硅谷红卫兵”之称。《福布斯》杂志曾做过一篇报道杨镭的文章,题目叫《香港经济的淘金者》。后来美国一位资深记者又写了一本介绍杨镭在硅谷创业的书,书名就叫《硅谷红卫兵》。
1995年,杨镭回到北京,出任美国波士顿技术公司旗下的STI公司的CEO。创业伊始,杨镭想方设法节约成本。“我住在我妹妹的房子里,一下子从美国那个漂亮的房子,到了这样一个简陋的环境。房子很小,进去是一张床,剩下就没多少空间了,只够摆一个床头柜。那栋楼的门口堆满了自行车,百分之九十的灯泡是坏的。你回家时,得先把自行车扒开了,然后进入一楼走廊。没有灯泡,摸黑走,进到房子里,也是黑乎乎的,特别不习惯。整整8个月,就是这种生活。”
这8个月里,他不停地跑业务,不停地碰壁。到了第8个月,他接到了第一笔业务。接下来越做越顺。
“我加入公司是在香港,总部在美国波士顿,到1997年的时候,我听说有1000多万美元的生意,就是在我手上做成的。可那时候,我还从来没去过公司总部,没见过那机器是什么样,我手上只有两张产品介绍。”
杨镭第二次回到美国,给自己做了长远的打算。“第一我要进入这个行业。当时我特想进YAHOO,如果能进YAHOO,不给我工资我也干。我相信半年以后,公司一定会知道我是最好的;如果我能把YAHOO中国带回来做,肯定能做得特别棒。如果我进不了这行,就投资别人的公司,做风险投资;最后一招,就是自己搞.COM公司。”
有一天,杨镭在洗澡的时候灵机一动,冒出了网络情报的构想,就是帮助企业了解整个行业的发展,特别是竞争对手的动向。于是他找了三个志同道合的人迅速成立了一家公司——RIVAL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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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杨镭幸运地遇到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位大人物——美国“风险投资之父”阿瑟·罗克。阿瑟·罗克是一位传奇人物,整个美国的风险投资体系都是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手建立的。 “他是第一个投苹果的。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他一生创办过500家公司,都很成功,很多家名列财富100强。外界传说此人有‘点石成金’的本领。凡是他投资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我这个人挺喜欢挑战的,这件事看起来越没戏,这人越大牌,我就越劲头十足。”
杨镭得到了这位“金手指”先生的大力协助,4年下来,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杨镭在华人圈子里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被推选为美国西海岸清华大学校友会副会长。
2002年底,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访美,杨镭应邀与胡锦涛共进午餐,两位清华校友交谈甚欢。
尽管杨镭在美国已功成名就,,但他始终怀有“中国情结”,时刻关注着国内,尤其是上海的发展。因此,当总部设在上海的外资企业掌上灵通公司诚邀他加盟时,仅两个星期,他就果断地做出决定,只身飞往上海。2003年3月,杨镭正式就任掌上灵通CEO。
冲击IPO
杨镭第一次接触IPO,还是在硅谷那段日子,那时IPO在硅谷很流行,很时尚。没想到10年后他就要带着自己执掌不到一年的掌上灵通网冲击IPO。
当时董事会给他的任务是“在飞行中修理飞机”:不减缓营收增长势头,同时解决结构性问题。2003年下半年,掌上灵通开始考虑吸收媒体巨头的融资,初步对象包括索尼音乐、环球、迪斯尼等,让它们成为控股不超过20%的股东,以此来解决无线增值服务产品同质化的问题。
杨镭想借投资加强合作,但不希望对方收购、控股。有趣的是,在随之进行的审计、评估和谈判中,掌上灵通的市值节节攀升,很多公司向掌上灵通伸出了橄榄枝,甚至提出高价收购。管理层和董事会意识到:这样融资还不如直接去上市!
掌上灵通的前身是英斯克公司的一个商务部门。英斯克成立于1999年 6月,是中国第一家提供无线计费增值服务的软件供应商。2001年4月,掌上灵通从英斯克公司分拆出来,成为独立运营的公司。表面上看,分拆的原因似乎是因为软件业务的客户是运营商,而无线增值服务面对的是个人消费者,两种业务的商务模式完全不同。实际上,当时处于顶峰时期的英斯克将无线增值业务剥离,是因为更看好软件行业,要集中精力做软件。公司的4个创始人全部留在了英斯克,掌上灵通顿时变得像个弃儿。
杨镭看准了当时短信市场的广阔前景,对掌上灵通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杨镭调整公司架构,使它最大程度地合理化,充分发挥每一个员工的能力。他说以前公司的架构就像“很多块自留地”,“产品由一个项目经理负责,如果这个产品比另外一个好卖的话,你的收益就会比别人高,好比每个人都有块‘自留地’,离水源近的那块,条件得天独厚,打的麦子就多。这种环境,不是一个大军团作战的气氛。”杨镭努力打破了这个架构,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以公司的最终利益为重,而不是各自为战。
他最得意的事情不是在担任CEO的时候掌上灵通上市,而是把掌上灵通的人聚集在一起,把团队管理得井井有条。他说:“以前,散布于全国的掌上灵通的销售队伍就像是散乱的柴草,我的工作是把他们架起来,而且架起来后不断地往上加新柴火,使这把火越烧越旺。”
为了走出中国概念股低迷的阴影,杨镭决定发动地面攻势,向投资者传递“掌上灵通不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讯息。由于短信业务的特殊性,各省的运营商都是独立运营。一年内,杨镭在全国建成了100多个销售点,掌上灵通的业务人员深入各省市,跟当地的移动运营商一起搞推广,做营销,摸透了运营商的脾气。一年下来,掌上灵通的销售收入涨了4倍,首次实现全年盈利。在接下来的120天里,杨镭像装上了一台永动机,铆足了劲工作,一路冲到纳斯达克。
没做成总理的镭
杨镭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母亲是清华大学行政干部。“镭”这个名字,是教物理的父亲给他取的。镭是一种稀有金属元素,色泽银白晶莹,且能发光发热,父亲期望他品行刚正。
杨镭6岁时开始打乒乓球,在清华电机系读书时,拿过大学乒乓球比赛冠军。大学毕业时,才华出众的他梦想成为总理,读研究生的时候成熟了些,杨镭就想,如果做不成总理,就做中国的水利部部长。杨镭笑着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很狂,那时的自己真的是意气风发。
“Without me,you are nothing。Without you,I am nothing。”(没有我,你什么也不是。没有你,我只会一事无成)这是杨镭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中的对白,一艘战舰的舰长用这句话激励他的士兵。杨镭也喜欢用这句话鼓励他的部下。
杨镭当过知青,做过6个月的管理员兼管知青伙房,给40个人做饭。那个时候他学会了做花卷,馒头,面条,烙饼。
去美国时,他带了一个乒乓球拍和一个擀面棍。
热爱运动的杨镭到美国后又迷上打网球和游泳。但来上海一年了,连网球场在哪里他都不知道,游泳倒是游过几次,不过那已是半年前的事了。他说他一年来坐飞机的日子就有156天,差不多半年时间都在满世界地飞。
上市后的掌上灵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杨镭要思考的问题和要承担的工作,超过了他当初的想象。杨镭说今年有两件事让他很伤感,一个是爱立信前总裁杨迈(JanMalm),另一个是麦当劳前总裁吉姆·坎塔卢波,他们都是猝然去世的。“我们的工作,大家只看到光辉的一面,又上电视,又上杂志,其实背后的很多事情很辛苦。人们说CEO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工作,公司那么多的事情,你跟谁商量?都要自己做决定。”
杨镭每天工作19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保持着快乐的心情,也从来没有因为压力大而失眠。闲暇时的杨镭,和普通人毫无二致,听朱哲琴的《丹顶鹤》,他会感动得落泪。
杨镭经常用短信和自己的员工交流,他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短信王子。他笑着说道,在现役CEO中,他每天发短消息的数量绝对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