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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春天，我时任邢台县王快镇团委书记，参加了县委党校举办的公社团委书记培训班。培训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习《中共中央1973（中发）21号文件》——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我有幸把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和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抄录下来，并保留至今。
两封信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景，充分体现了一代伟人毛主席对青年一代的关心和爱护。现将这两封信奉献给广大读者。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原文如下：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摇 1973.4.25
毛主席为何要给李庆霖同志复信，并要寄去300元呢？这是因为当时在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任教的李庆霖同志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写信反映给了毛主席，这封信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才给李庆霖同志复了上述一封信。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并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主席的话当时被称为最高指示。有了最高指示，从中央到地方，人人都要认真学习，积极贯彻，坚决落实。所以，全国上下，大江南北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城市中的知识青年纷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李庆霖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上山下乡，被分配到福建省莆田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由于在上山下乡过程中，遇到一些知青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李庆霖同志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农。我的教学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的菜金是由知青的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青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茶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去上山下乡呢？前车之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了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那次培训班结束后，县组织了落实知青政策大检查，使知青很多生产生活上的问题得到解决，知青工作在全县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两封信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景，充分体现了一代伟人毛主席对青年一代的关心和爱护。现将这两封信奉献给广大读者。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原文如下：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摇 1973.4.25
毛主席为何要给李庆霖同志复信，并要寄去300元呢？这是因为当时在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任教的李庆霖同志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写信反映给了毛主席，这封信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才给李庆霖同志复了上述一封信。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并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主席的话当时被称为最高指示。有了最高指示，从中央到地方，人人都要认真学习，积极贯彻，坚决落实。所以，全国上下，大江南北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城市中的知识青年纷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李庆霖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报名上山下乡，被分配到福建省莆田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由于在上山下乡过程中，遇到一些知青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李庆霖同志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农。我的教学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的菜金是由知青的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青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茶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去上山下乡呢？前车之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了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那次培训班结束后，县组织了落实知青政策大检查，使知青很多生产生活上的问题得到解决，知青工作在全县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