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公务员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在主观幸福感与生活事件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方法:选取307名公务员(男191人,女116人;年龄24~58岁),采用幸福感指数(IWB)、生活事件量表(L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应对方式量表(CSS)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与公务员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能预测主观幸福感(β=-0.15、0.14、0.21、-0.15,均P<0.01)。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12.5%;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为30.88%、9.20%。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同时考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中介作用时,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不再显著(β=-0.07,P>0.05),生活事件通过社会支持预测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进一步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中介效应大小为50%。结论:公务员的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多重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