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爷一辈子虽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他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是共产党员的信仰。每当端详姥爷临终时留给我的那枚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作战纪念章时，他老人家的故事就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回放。
　　姥爷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63年转业后，相继在县服务公司、第一饭店、糖酒公司工作。我从小在姥爷家长大，常听邻居喊他“倔老李”。起初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称呼我姥爷，长大后我才体会到其中的意味。
　　常听姥姥说，姥爷的“倔”在单位是出了名的——他在县第一饭店当党支部书记时，一个月交上几块钱就能在单位食堂吃午饭，单位三四十号人都在那儿吃，可姥爷偏偏要走上半个小时回家吃。姥姥对此很不理解，可姥爷却说：“我是饭店的负责人，要带好头，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母亲也常对我说起姥爷的“倔”。母亲小时候，姥爷总是因工作外出，“整党工作队”“支商工作队”“促生产工作队”……只要縣委成立各种工作队，里边一准儿有姥爷的名字。他一下乡就是好几个月，而且去的地方总是别人不愿去的偏远地方。那时候没有汽车，他靠两条腿把当时全县的13个公社全跑遍了。那段时间，姥爷工作没少做，苦没少吃，可有时遇到问题和矛盾，只要他认准的理儿，他连领导都敢顶撞，为此没少得罪人。
　　小时候，对于姥爷的倔强“事迹”，我只是一听了之。直到2009年，一件“小事”使我对姥爷的倔强有了更深的体会。当时，我在电视台当记者，在一次社区采访中得知，退休职工党员只要把党组织关系转到社区，一年能少交不少党费。
　　我“如获至宝”，当天就给姥爷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信息，谁知却遭到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当天晚上，他还专程去我家给我好好上了一次“党课”：“我1949年就入党了，一辈子都听党的话，跟党走，党让干啥就干啥。咱们一家人都是党员。现在总说要对党忠诚，啥叫忠诚？就是不能破坏党的纪律、党的规矩，我的党组织关系在哪儿，就应该在哪儿交党费，决不搞歪门邪道那一套！”
　　姥爷的一番严厉教诲，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脸颊发烫。
　　好的家风总是像蒙蒙细雨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现在细想，姥爷的倔强既是耿直的性格、较真儿的态度，也是执着的信仰与追求。姥爷生前没给这个家留下什么值钱的物件，也未曾对我讲过太多大道理，但他一生对信仰的追求和对党忠诚的态度，却是一笔让我受益终生的无形财富。
　　如今，姥爷去世已经6个年头了，我也成长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每当我遇到一些为利益纠结的情形时，姥爷的那一席话总是在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