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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鲜卑；人体金饰品；数量统计；阶段性特征
【摘要】鲜卑在不断迁徙和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众多遗迹，并出土了大量装饰人体的金饰品。文章将鲜卑金饰品的发展分为东汉、西晋十六国和北朝三个时间段，并对这些金饰品进行数量统计，发现不同时期金饰品的种类构成比有所区别。这种阶段性变化的产生与鲜卑不同部族在迁徙发展过程中受不同文化影响而造成习俗、信仰的差异有关。
鲜卑是中国历史上的古老民族之一，原属东胡一支，按其部落起源可分为东部鲜卑与北部鲜卑（拓跋鲜卑）两大部[1]。在众多鲜卑遗物中，用来装饰人体的黄金饰品（下文中简称“鲜卑金饰品”）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类器物，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不少学者从造型、纹饰、工艺、文化交流等角度进行了研究[2—4]，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尝试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考古发现的鲜卑金饰品进行分类统计，观察不同种类的金饰品在不同阶段所占比率的情况，以此来讨论鲜卑金饰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探究其变化背后的原因，以加深对鲜卑历史文化的研究。
一、鲜卑金饰品的种类构成及数量统计
从考古发现来看，鲜卑族无论男女皆重装饰，尤其是使用金属饰品。截至2018年12月，本文共收集48处出土鲜卑金饰品的遗迹资料，包括东汉时期23处，西晋、十六国时期13处，北朝12处（见附表）。其中，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6年公布的金饰品总数不详，只对其中8件进行了介绍[5]；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1956年出土金饰品总数不详，仅介绍了一件金戒指[6，7]。因此本文统计的鲜卑金饰品总数为623件。这些金饰品中，有61件无法辨别用途，其余可分类统计的包括：头饰59件（含步摇饰、钗、片饰及其他头饰），耳饰112件，项饰6件，手饰（含臂饰和腕饰）66件，佩饰（含牌饰、腰带钩和金铃）91件，泡饰228件。由于泡饰和金铃出土量大且集中，在比率计算时会影响结果，故进行比率分析时未计算在内（表一）。
经汇总，东汉时期的鲜卑遗存集中发现于内蒙古地区，有19处，吉林（1处）、山西（1处）、河北（2处）等地仅有零星发现，多为拓跋鲜卑遗迹。共计出土鲜卑金饰品205件，除35件泡饰和11件不明用途者外，可用于比率分析的共159件。其中耳饰最多，共74件，占此期出土金饰品总量的46.5%；其次为佩饰（不含金铃），共48件，占30.2%；手饰24件，占15.1%；头饰12件，占7.6%；项饰最少，仅1件，占0.6%。
西晋、十六国时期的鲜卑遗存主要集中于辽宁地区，共10处，另在内蒙古地区发现3处，多为慕容鲜卑遗迹。包括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6年公布的明确种类的8件在内，这一时期共出土金饰品332件。除166件泡饰、21件金铃和41件用途不明者外，可用于比率分析的共104件。以头饰和手饰最多，分别为38件和39件，占该时期金饰品总数的36.5%和37.5%。其次为耳饰，共16件，占15.4%。佩饰（不含金铃）只有牌饰，共8件，仅占7.7%。项饰仅发现3件，占2.9%。
北朝时期的鲜卑金饰品在内蒙古（2处）、宁夏（3处）、山西（5处）、河北（1处）、辽宁（1处）等地均有发现，但数量远不及前代，共计86件。除27件泡饰、13件金铃和9件用途不明者外，可用于比率分析的仅37件。其中以耳饰最多，共22件，占此期出土总量的59.5%。其次是头饰，共9件，占24.3%。佩饰（不含金铃）仅1件，为牌饰，占2.7%。手饰3件，项饰2件，分别占8.1%和5.4%。
二、各类鲜卑金饰品的阶段性特征
由表一的统计数据和上文分析可知，虽然在不同时期出土鲜卑金饰品的种类基本相同，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偏重，表现为不同种类的饰品在不同时期的出土数量和所占比率不同，其中尤以头饰中的步摇饰和佩饰中的牌饰这两类最具有代表性。下面对不同种类的鲜卑金饰品在不同时期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进行分析。
1.头饰
目前，共在8座东汉时期墓葬中发现了12件头饰，占此时期金饰品总量的7.6%。其中步摇冠饰仅1件，出土于内蒙古科左后旗毛力吐东汉墓[8]，为凤鸟造型（图一），椭圆形底座上有四个小孔，应该是用来连缀冠帽的，推断为金冠的冠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较早出现的步摇冠的一种[9]。除此之外，还包括2件金钗，一些片状金饰和其他头饰。2件金钗均出自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墓群[10]。金片饰发现于山西右玉善家堡M5[11]，河北滦县塔坨村[12]，内蒙古东大井SDM1[13]55—102、满洲里蘑菇山M3[14]和陈巴尔虎完工M2[15]，均出土于墓主头骨附近，多为素面，边缘处多有小孔。孙机先生曾对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漢代匈奴墓[16]出土的金片饰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两端或中部留有小孔的金片饰应是缝在巾帼或者帽子上，组成金冠[3]。据此可推测，东汉时期鲜卑墓葬出土的这种片饰也应与其类似，为缝缀在头部装饰上的饰片。
西晋、十六国时期，鲜卑人更加重视对头部的装饰，共有8座墓葬出土了头饰，总数多达38件，所占比率升至36.5%，无论是数量还是比率都远超东汉时期。其中步摇饰16件，比金钗、金花等更能体现民族与时代特色。这些步摇饰均发现于辽宁北票和朝阳地区的墓葬中，造型基本一致，都是由下部的矩形底座和上部的花树状枝干组成，枝干上还装饰有可以摇动的桃形金片（图二）。根据东晋顾恺之所绘《女史箴图》中戴步摇的妇女图像推测，这种步摇饰是垂直插在发前，可以单独佩戴一件，也可以两件组合使用。6件金钗分别出土于辽宁北票的房身村M2[17]、喇嘛洞墓地[5，18]以及冯素弗墓[19]中。这些金钗多造型简单，只有北票喇嘛洞出土的一件金钗的钗头装饰了鸾鸟[20]。
进入北朝，头饰占比回落到24.3%，共在3座墓葬和1个窖藏中发现了9件，明显少于西晋、十六国时期。其中步摇饰4件，发现于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窖藏，这也是辽西以外地区唯一一处出土金步摇饰的鲜卑遗迹，可能为北朝六镇起事时鲜卑贵族在仓皇出逃前埋藏在这里的[21]。在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墓葬发现了一件花冠形金头饰，由中心椭圆形和左右两片桃形金片组成，呈弧形，为分别锤揲、焊接而成。金片周边装饰金珠，头饰内有金托，中间原有装饰已脱落，面有条形插槽（图三，1）[22]。 2.佩饰
在鲜卑遗迹中发现的佩饰包括牌饰（含带饰）、腰带钩和金铃三类，其中以牌饰最具代表性。
（1）牌饰
牌饰常常发现于墓主的胸部、腰部等不同位置，可能是缝缀、挂坠在不同部位的饰品，也可能是专门用来随葬的饰品。
东汉时期是鲜卑佩饰（不含金铃）的鼎盛期，且以牌饰为主流。目前共在14处鲜卑墓葬中发现此时期的金佩饰48件，占该时期金饰品总量的30.2%，除1件腰带钩外，均为牌饰。这些牌饰主要发现于内蒙古地區，山西仅右玉县善家堡墓地发现3件[11]，河北仅赤城县马营村墓葬[23]和滦县塔坨村墓群[12]分别发现1件和2件。东汉时期牌饰的纹饰题材丰富多样，包括单马、双马、单鹿、三鹿、双羊、神兽、人兽、人面等多种（图四）。这些牌饰中，有12件可确定为腰带上的装饰，其中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另皮窑墓葬[24]发现的一套铁芯包金带具上装饰了4件金牌饰；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葬[25]发现的一套金带具上装饰了8件金牌饰①。
到了西晋、十六国时期，共发现8件佩饰（不含金铃），均为牌饰，所占总量比率下降到7.7%。出土地包括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26]、开鲁县福兴地墓葬[27]，辽宁义县保安寺墓葬[28]、朝阳王子坟山墓群[29]、北票喇嘛洞墓地[5]等遗迹。
北朝时期，牌饰的佩戴由盛转衰，截至2018年底，仅在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朝墓发现1件镂空龙纹牌饰（图三，2）[22]。
（2）腰带钩
鲜卑金饰品中仅发现1件腰带钩，出土于内蒙古察右后旗三道湾东汉墓M110[13]16—53。此件腰带钩与汉族使用的带钩不同，是由两端尖细，中间宽的扁平金条弯曲围成圆环后，金条剩余部分垂下呈弯钩状。使用时圆环部分套在腰带上，钩上可悬挂饰物。
（3）金铃
除牌饰和腰带钩外，佩饰中还有一类金铃，一般出土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身体周围，可能为悬挂在腰间或缝缀在衣服上的饰品。这些金铃宽高皆在1～2厘米之间，上部有圆环，形似编钟，部分压印有纹饰。
金铃在东汉时期的鲜卑遗存中不见，西晋、十六国时期的的金铃发现于辽宁北票房身村墓葬[17]，共21件，北朝时期的金铃发现在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墓葬[30]和山西大同齐家坡墓葬[31]，分别有7件和6件。这些墓葬地处鲜卑故地，腰铃的发现可能与墓主人的特殊身份有关。鲜卑全民皆信奉主张“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并有独特的祭祀内容和形式，萨满巫师的职能神圣，地位崇高，其服饰上通常系有大量金属铃铛。据冯恩学先生考证：“腰铃是萨满的专用神器，……在古代墓葬中佩于人身上的腰铃都应是萨满的神器法具。”[32]鲜卑虽然因南迁而逐渐舍弃萨满教信仰，但一些传统的祭祀方式可能仍然保留了下来，甚至一直延续到唐朝初期。山西大同齐家坡墓葬的墓主人为女性，则恰好印证了北朝汗庭的祭祀活动“皆女巫行事”[33]。
3.其他饰品
除头饰和佩饰外，其他种类的鲜卑金饰品也有一定量的发现，因其不属于典型器物，只对其进行简要介绍。
（1）耳饰
东汉时期，耳饰出土量很大，达74件，占比46.5%，说明该时期流行对耳部进行装饰。在内蒙古、吉林和河北等地均有金耳饰出土。西晋、十六国时期，耳饰出土比率大幅下降，仅在内蒙古、辽宁地区发现了16件。北朝时期，金饰品总体数量下降，但耳饰占比仍达59.5%，在内蒙古、宁夏、山西等地的墓葬和河北定州塔基石函[34]中共出土22件。
（2）手饰
西晋、十六国时期的手饰发现量较大，共39件，占当时金饰品总量的37.5%，集中出土于辽宁的5座墓葬和内蒙古地区的1座窖藏。值得一提的是，辽宁朝阳田草沟的两座晋墓中，出土的头饰和泡饰的数量均相当，只在M2集中出土了大量金手饰（包括19件指环和7件金钏）[35]，可能与墓主人的个人偏好有关。相比之下，东汉时期的手饰发现量则较少，在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墓群[10]、吉林榆树老河深墓群[36]共出土了24件，仅占该期金饰品总数的15.1%。北朝时期手饰出土量更少，仅在内蒙古和辽宁地区的墓葬中分别出土2件和1件。
（3）项饰
对于项饰的判断比较困难，所以确定为项饰的数量很少，比率较低。东汉时期的金项饰，目前仅在内蒙古伊敏河地区的孟根楚鲁东汉墓发现1件，项饰两端卷成环状，中间穿挂两颗琥珀珠[37]。西晋、十六国时期的金项饰，仅在辽宁北票房身村M2[17]、朝阳王子坟山[29]和内蒙古化德县陈武沟M10[38]各发现1件，造型均为半月形。北魏时期仅在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窖藏[21]和宁夏固原李岔村墓葬[39]各出土1件。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窖藏出土的一件造型为金龙，龙身用金丝编缀而成，双角、双目、双耳对称分布在中脊线两侧，并有7个附加坠饰[21]；宁夏固原李岔村墓葬出土一件造型则较为简洁，呈“U”字形，素面空心[39]。
（4）泡饰
在鲜卑墓葬中，金泡饰的造型有圆形、菱形、桃形等多种，出土于墓主人身体的不同部位，量大且集中，可能为不同部位服饰上的装饰。东汉、西晋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分别发现了35件、166件和27件。如吉林榆树老河深东汉墓葬出土的7件泡饰[36]和辽宁朝阳田草沟两座晋墓出土的共135件金泡饰[35]皆位于墓主腿部附近，推测为靴饰。
三、鲜卑金饰品阶段性特征的原因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鲜卑金饰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东汉时期金饰品的所有者多为拓跋鲜卑，他们对金牌饰青睐有加，并不十分重视用金饰品装饰头部；西晋、十六国时期金饰品的所有者则多为慕容鲜卑，他们热衷于对头部的装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步摇冠饰，牌饰已处于次要地位；北朝时期无论何种类型的鲜卑金饰品数量都剧减，风格上有明显汉化倾向。以下将探讨产生这种阶段性变化的原因和历史背景。 东汉时期的拓跋鲜卑喜爱用牌饰装饰身体，可能与其部族受匈奴文化影响颇深有关。拓跋鲜卑起源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的嘎仙洞[40]，约在两汉之交，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居地大兴安岭山脉，迁徙至内蒙古呼伦湖附近，又穿过蒙古草原到达其西部，后来因匈奴的分裂而转徙，“尽据匈奴故地”，并“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41]，最终于东汉末年到达汉代五原郡境内。鲜卑在迁徙过程中不断与散落在各地的匈奴残余部众融合[42]，对匈奴文化有一定的继承和改造。各种动物纹金属牌饰正是匈奴物质文化遗存的代表之一，有学者认为，鲜卑的马形牌饰集中出现在东汉中晚期，可能就與鲜卑“尽据匈奴故地”后大批匈奴人加入到鲜卑中有很大关系[43]。而牌饰上鹿纹的出现可能与鲜卑的萨满崇拜密切相关。本文统计的鹿纹牌饰共7件，且以三鹿纹数量最多，有3件。有学者认为“三”与萨满教信仰的“三界宇宙观”有关联[44]。陈兆复先生也曾指出，在萨满教的观念中，鹿的超能力源自它的角，并且认为人也能借助鹿角升天[45]。有研究认为，鲜卑金牌饰被赋予了深刻的宗教信仰内涵，上面的人物纹饰与动物纹饰是萨满巫师通达上天和祖先以及沟通自然界万物神灵的圣物，所以其拥有者可能并非一般庶民，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萨满巫师、部落酋长或氏族上层人物[33]。到了西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兴起，佛教和道教受到推崇，日渐取代萨满教成为宗教信仰的主流，这或许也是牌饰衰落的原因之一。
西晋、十六国时期的慕容鲜卑更偏爱头饰，可能是其部族南下不断受到其它文化的影响所致。慕容鲜卑为东部鲜卑的一个部族，起源于蒙古高原的东部，公元3世纪，代替被曹操打败的乌桓成为辽西地区的主人，曹魏初年，在慕容廆的率领下开始向东南大凌河流域的僰城迁徙，并开始由游牧生活转向农业生活，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地方割据政权，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宰[42]。据《晋书·慕容廆载记》：“（慕容廆）曾祖莫护跋于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始建国于大僰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于是渐慕诸夏风矣。”[46]2803由文献可知，步摇饰自东汉时期就已经被汉朝贵族使用，并流行于魏晋时期，且东胡族自古就有以金饰冠的风俗，步摇冠正是当地文化的特色饰品，因慕容鲜卑统治者的喜爱而被接受，并逐渐流行于上层社会。基本上在慕容鲜卑的活动范围内都有冠步摇的风习，且造型丰富[21]。其中花树状步摇的流行更与慕容鲜卑推崇佛教有一定关系。慕容鲜卑入居大僰城后开始吸纳中原流亡士庶，这些人中有不少佛教徒，在与其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鲜卑受到佛教文化的熏染，从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佛珰可略窥一斑[19]。花树状步摇由透雕云纹山题、花树枝干和桃形摇叶组成，其中的桃形摇叶装饰在北朝晚期到隋代还用于佛像的背光，可见步摇冠除了装饰作用之外，还出于一种信仰[21]。另外，辽宁朝阳田草沟M1发现的步摇冠饰和金牌饰与北票房身村M2所出者形制相近，数量相同，两个不同地点的鲜卑墓葬在金器随葬上表现出的一致性意味着慕容鲜卑在封建化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受到中原地区舆服制度的影响，在主要金饰的使用上形成了某种特定的配套组合关系[35]。
金饰品在东汉时期与西晋、十六国两个阶段的特征转变与鲜卑内部不同部族不同的发展历程有直接关系。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虽然同根同源，但由于不同的发展历程和占据的区域不同等因素，造成了文化上的差异，导致金饰品的装饰风格不同。正如马长寿所言，二者的区别，主要是“由于二族在草原东部迁出之后，分道扬镳，各与其所遭遇的部落部族相互融合，越到后来差别越大”[42]。而慕容鲜卑与拓跋鲜卑不同的发式传统也影响到其在头饰装扮上的取舍。《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拓跋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41]2985，而慕容鲜卑统治者慕容皝和慕容儁则被记载“被发殊俗”“阳狂恣酒，被发歌呼”“被发左衽”[46] 2815—2846等。也就是说，前者“髡头”，后者“被（披）发”，而髡发本身并不适合佩带头饰。所以，东汉时期鲜卑的金头饰中多为用来装饰巾帽的片饰，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头饰多为束发用的步摇、簪、钗，且这些在当时是男女共用的。
北朝时期，各类鲜卑金饰品虽然都有一定发现量，但已不可与前期同日而语，尽管个别金饰品的发现量较前期多，但仍阻挡不了其整体衰退的大趋势。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结合目前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金银生产和器物制造的衰落时期，这可能与当时金银产量的减少和佛教兴盛耗费大量金银原材料有关[47]。《宋书·孝武帝纪》载：“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48]112《宋书·明帝纪》也记载：“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48]162这都从侧面说明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导致金银开采兴废无常，而金银产量的减少直接影响到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即使是宫廷内的黄金储备量也不多，赏赐立功将士竟需要收缴宫中女眷的金钗。另外，北朝时期佛教自上而下盛行，营建的大量佛寺多以金银作为装饰，并不惜工本以金铸造佛像。《南齐书·萧颖胄传》载：“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49]《魏书·释老志》载：“兴光元年（454）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金二十五万斤”，天安二年（467），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50]。考古发现此时期金质或鎏金佛造像颇多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鲜卑人的逐渐汉化也是其舍弃传统金饰品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北朝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内容之一即“禁胡服，服装一依汉制”[51]，用来装扮胡服的传统金饰品的使用自然受到了影响。迁都洛阳以后，在洛阳地区的鲜卑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金饰品。另一方面，随着汉化的推进，鲜卑人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转向定居，其财产观也发生了改变。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金银等贵金属的耐久性和天然的价值属性与游牧经济的流动性相切合，自然被视为可随身携带的重要财富，而对于汉人来说，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财产。鲜卑汉化后，土地在财富地位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如赵郡吕舍归国时“从至京师，给赐田宅”[50]955，孝文帝延兴元年（471）“高丽民奴久等相率来降，各赐田宅”[50]135。可见作为装饰品的金银已不再作为赏赐品，其财产性已大不如前。 鲜卑的汉化是个复杂的过程，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考古出土的文物所表现的状况应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52]。北朝前期，鲜卑虽有汉化因素，但仍以鲜卑族的文化与风俗为主。北朝中期，拓跋鲜卑的主体南下建立北朝政权，只剩下一小部分部族仍活动于北方草原的阴山和贺兰山一带，故金饰品主要发现于山西大同和内蒙古两个地区，且数量上远远少于东汉时期和西晋、十六国时期。其中，山西大同发现的金饰品均为小件的耳环、指环、头饰等，风格与汉文化同类器物相似，年代多为北魏定都平城后至迁都洛阳前。而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金饰品，如达茂旗西河子窖藏出土的4件牛首或马首底座的步摇饰，其年代虽属于北朝迁都平城后[1]44—46，但与西晋、十六国时期辽西出土的花树状步摇有很大不同，带有明显的鲜卑风格。相传拓跋鲜卑迁徙时是由一种形状似马、叫声如牛的神兽引导，所以推测这些饰品可能是不愿南下汉化的鲜卑贵族留下的遗物。到了北朝后期，金饰品上又出现了新的鲜卑化倾向，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反映了鲜卑贵族对汉化政策反扑激烈，重返本民族文化与风俗的倾向明显，如从北齐娄叡墓出土的金头饰中可以窥见鲜卑奢华的步摇冠饰的影子[53]。但无论如何，在汉化和民族大融合的潮流下，这些金饰品已不能与前期相提并论，只是昙花一现，并不能阻挡其最终走向消亡的脚步。
鲜卑金饰品是人们了解和认识鲜卑社会的一道桥梁，但金饰品只是鲜卑人体饰品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它金属材质和玉石质的饰品。这些不同材质饰品的构成比如何，以及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是怎样的，也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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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鲜卑在不断迁徙和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众多遗迹，并出土了大量装饰人体的金饰品。文章将鲜卑金饰品的发展分为东汉、西晋十六国和北朝三个时间段，并对这些金饰品进行数量统计，发现不同时期金饰品的种类构成比有所区别。这种阶段性变化的产生与鲜卑不同部族在迁徙发展过程中受不同文化影响而造成习俗、信仰的差异有关。
鲜卑是中国历史上的古老民族之一，原属东胡一支，按其部落起源可分为东部鲜卑与北部鲜卑（拓跋鲜卑）两大部[1]。在众多鲜卑遗物中，用来装饰人体的黄金饰品（下文中简称“鲜卑金饰品”）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类器物，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不少学者从造型、纹饰、工艺、文化交流等角度进行了研究[2—4]，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尝试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考古发现的鲜卑金饰品进行分类统计，观察不同种类的金饰品在不同阶段所占比率的情况，以此来讨论鲜卑金饰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探究其变化背后的原因，以加深对鲜卑历史文化的研究。
一、鲜卑金饰品的种类构成及数量统计
从考古发现来看，鲜卑族无论男女皆重装饰，尤其是使用金属饰品。截至2018年12月，本文共收集48处出土鲜卑金饰品的遗迹资料，包括东汉时期23处，西晋、十六国时期13处，北朝12处（见附表）。其中，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6年公布的金饰品总数不详，只对其中8件进行了介绍[5]；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1956年出土金饰品总数不详，仅介绍了一件金戒指[6，7]。因此本文统计的鲜卑金饰品总数为623件。这些金饰品中，有61件无法辨别用途，其余可分类统计的包括：头饰59件（含步摇饰、钗、片饰及其他头饰），耳饰112件，项饰6件，手饰（含臂饰和腕饰）66件，佩饰（含牌饰、腰带钩和金铃）91件，泡饰228件。由于泡饰和金铃出土量大且集中，在比率计算时会影响结果，故进行比率分析时未计算在内（表一）。
经汇总，东汉时期的鲜卑遗存集中发现于内蒙古地区，有19处，吉林（1处）、山西（1处）、河北（2处）等地仅有零星发现，多为拓跋鲜卑遗迹。共计出土鲜卑金饰品205件，除35件泡饰和11件不明用途者外，可用于比率分析的共159件。其中耳饰最多，共74件，占此期出土金饰品总量的46.5%；其次为佩饰（不含金铃），共48件，占30.2%；手饰24件，占15.1%；头饰12件，占7.6%；项饰最少，仅1件，占0.6%。
西晋、十六国时期的鲜卑遗存主要集中于辽宁地区，共10处，另在内蒙古地区发现3处，多为慕容鲜卑遗迹。包括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6年公布的明确种类的8件在内，这一时期共出土金饰品332件。除166件泡饰、21件金铃和41件用途不明者外，可用于比率分析的共104件。以头饰和手饰最多，分别为38件和39件，占该时期金饰品总数的36.5%和37.5%。其次为耳饰，共16件，占15.4%。佩饰（不含金铃）只有牌饰，共8件，仅占7.7%。项饰仅发现3件，占2.9%。
北朝时期的鲜卑金饰品在内蒙古（2处）、宁夏（3处）、山西（5处）、河北（1处）、辽宁（1处）等地均有发现，但数量远不及前代，共计86件。除27件泡饰、13件金铃和9件用途不明者外，可用于比率分析的仅37件。其中以耳饰最多，共22件，占此期出土总量的59.5%。其次是头饰，共9件，占24.3%。佩饰（不含金铃）仅1件，为牌饰，占2.7%。手饰3件，项饰2件，分别占8.1%和5.4%。
二、各类鲜卑金饰品的阶段性特征
由表一的统计数据和上文分析可知，虽然在不同时期出土鲜卑金饰品的种类基本相同，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偏重，表现为不同种类的饰品在不同时期的出土数量和所占比率不同，其中尤以头饰中的步摇饰和佩饰中的牌饰这两类最具有代表性。下面对不同种类的鲜卑金饰品在不同时期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进行分析。
1.头饰
目前，共在8座东汉时期墓葬中发现了12件头饰，占此时期金饰品总量的7.6%。其中步摇冠饰仅1件，出土于内蒙古科左后旗毛力吐东汉墓[8]，为凤鸟造型（图一），椭圆形底座上有四个小孔，应该是用来连缀冠帽的，推断为金冠的冠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较早出现的步摇冠的一种[9]。除此之外，还包括2件金钗，一些片状金饰和其他头饰。2件金钗均出自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墓群[10]。金片饰发现于山西右玉善家堡M5[11]，河北滦县塔坨村[12]，内蒙古东大井SDM1[13]55—102、满洲里蘑菇山M3[14]和陈巴尔虎完工M2[15]，均出土于墓主头骨附近，多为素面，边缘处多有小孔。孙机先生曾对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漢代匈奴墓[16]出土的金片饰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两端或中部留有小孔的金片饰应是缝在巾帼或者帽子上，组成金冠[3]。据此可推测，东汉时期鲜卑墓葬出土的这种片饰也应与其类似，为缝缀在头部装饰上的饰片。
西晋、十六国时期，鲜卑人更加重视对头部的装饰，共有8座墓葬出土了头饰，总数多达38件，所占比率升至36.5%，无论是数量还是比率都远超东汉时期。其中步摇饰16件，比金钗、金花等更能体现民族与时代特色。这些步摇饰均发现于辽宁北票和朝阳地区的墓葬中，造型基本一致，都是由下部的矩形底座和上部的花树状枝干组成，枝干上还装饰有可以摇动的桃形金片（图二）。根据东晋顾恺之所绘《女史箴图》中戴步摇的妇女图像推测，这种步摇饰是垂直插在发前，可以单独佩戴一件，也可以两件组合使用。6件金钗分别出土于辽宁北票的房身村M2[17]、喇嘛洞墓地[5，18]以及冯素弗墓[19]中。这些金钗多造型简单，只有北票喇嘛洞出土的一件金钗的钗头装饰了鸾鸟[20]。
进入北朝，头饰占比回落到24.3%，共在3座墓葬和1个窖藏中发现了9件，明显少于西晋、十六国时期。其中步摇饰4件，发现于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窖藏，这也是辽西以外地区唯一一处出土金步摇饰的鲜卑遗迹，可能为北朝六镇起事时鲜卑贵族在仓皇出逃前埋藏在这里的[21]。在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墓葬发现了一件花冠形金头饰，由中心椭圆形和左右两片桃形金片组成，呈弧形，为分别锤揲、焊接而成。金片周边装饰金珠，头饰内有金托，中间原有装饰已脱落，面有条形插槽（图三，1）[22]。 2.佩饰
在鲜卑遗迹中发现的佩饰包括牌饰（含带饰）、腰带钩和金铃三类，其中以牌饰最具代表性。
（1）牌饰
牌饰常常发现于墓主的胸部、腰部等不同位置，可能是缝缀、挂坠在不同部位的饰品，也可能是专门用来随葬的饰品。
东汉时期是鲜卑佩饰（不含金铃）的鼎盛期，且以牌饰为主流。目前共在14处鲜卑墓葬中发现此时期的金佩饰48件，占该时期金饰品总量的30.2%，除1件腰带钩外，均为牌饰。这些牌饰主要发现于内蒙古地區，山西仅右玉县善家堡墓地发现3件[11]，河北仅赤城县马营村墓葬[23]和滦县塔坨村墓群[12]分别发现1件和2件。东汉时期牌饰的纹饰题材丰富多样，包括单马、双马、单鹿、三鹿、双羊、神兽、人兽、人面等多种（图四）。这些牌饰中，有12件可确定为腰带上的装饰，其中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另皮窑墓葬[24]发现的一套铁芯包金带具上装饰了4件金牌饰；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葬[25]发现的一套金带具上装饰了8件金牌饰①。
到了西晋、十六国时期，共发现8件佩饰（不含金铃），均为牌饰，所占总量比率下降到7.7%。出土地包括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26]、开鲁县福兴地墓葬[27]，辽宁义县保安寺墓葬[28]、朝阳王子坟山墓群[29]、北票喇嘛洞墓地[5]等遗迹。
北朝时期，牌饰的佩戴由盛转衰，截至2018年底，仅在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朝墓发现1件镂空龙纹牌饰（图三，2）[22]。
（2）腰带钩
鲜卑金饰品中仅发现1件腰带钩，出土于内蒙古察右后旗三道湾东汉墓M110[13]16—53。此件腰带钩与汉族使用的带钩不同，是由两端尖细，中间宽的扁平金条弯曲围成圆环后，金条剩余部分垂下呈弯钩状。使用时圆环部分套在腰带上，钩上可悬挂饰物。
（3）金铃
除牌饰和腰带钩外，佩饰中还有一类金铃，一般出土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身体周围，可能为悬挂在腰间或缝缀在衣服上的饰品。这些金铃宽高皆在1～2厘米之间，上部有圆环，形似编钟，部分压印有纹饰。
金铃在东汉时期的鲜卑遗存中不见，西晋、十六国时期的的金铃发现于辽宁北票房身村墓葬[17]，共21件，北朝时期的金铃发现在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墓葬[30]和山西大同齐家坡墓葬[31]，分别有7件和6件。这些墓葬地处鲜卑故地，腰铃的发现可能与墓主人的特殊身份有关。鲜卑全民皆信奉主张“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并有独特的祭祀内容和形式，萨满巫师的职能神圣，地位崇高，其服饰上通常系有大量金属铃铛。据冯恩学先生考证：“腰铃是萨满的专用神器，……在古代墓葬中佩于人身上的腰铃都应是萨满的神器法具。”[32]鲜卑虽然因南迁而逐渐舍弃萨满教信仰，但一些传统的祭祀方式可能仍然保留了下来，甚至一直延续到唐朝初期。山西大同齐家坡墓葬的墓主人为女性，则恰好印证了北朝汗庭的祭祀活动“皆女巫行事”[33]。
3.其他饰品
除头饰和佩饰外，其他种类的鲜卑金饰品也有一定量的发现，因其不属于典型器物，只对其进行简要介绍。
（1）耳饰
东汉时期，耳饰出土量很大，达74件，占比46.5%，说明该时期流行对耳部进行装饰。在内蒙古、吉林和河北等地均有金耳饰出土。西晋、十六国时期，耳饰出土比率大幅下降，仅在内蒙古、辽宁地区发现了16件。北朝时期，金饰品总体数量下降，但耳饰占比仍达59.5%，在内蒙古、宁夏、山西等地的墓葬和河北定州塔基石函[34]中共出土22件。
（2）手饰
西晋、十六国时期的手饰发现量较大，共39件，占当时金饰品总量的37.5%，集中出土于辽宁的5座墓葬和内蒙古地区的1座窖藏。值得一提的是，辽宁朝阳田草沟的两座晋墓中，出土的头饰和泡饰的数量均相当，只在M2集中出土了大量金手饰（包括19件指环和7件金钏）[35]，可能与墓主人的个人偏好有关。相比之下，东汉时期的手饰发现量则较少，在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墓群[10]、吉林榆树老河深墓群[36]共出土了24件，仅占该期金饰品总数的15.1%。北朝时期手饰出土量更少，仅在内蒙古和辽宁地区的墓葬中分别出土2件和1件。
（3）项饰
对于项饰的判断比较困难，所以确定为项饰的数量很少，比率较低。东汉时期的金项饰，目前仅在内蒙古伊敏河地区的孟根楚鲁东汉墓发现1件，项饰两端卷成环状，中间穿挂两颗琥珀珠[37]。西晋、十六国时期的金项饰，仅在辽宁北票房身村M2[17]、朝阳王子坟山[29]和内蒙古化德县陈武沟M10[38]各发现1件，造型均为半月形。北魏时期仅在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窖藏[21]和宁夏固原李岔村墓葬[39]各出土1件。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窖藏出土的一件造型为金龙，龙身用金丝编缀而成，双角、双目、双耳对称分布在中脊线两侧，并有7个附加坠饰[21]；宁夏固原李岔村墓葬出土一件造型则较为简洁，呈“U”字形，素面空心[39]。
（4）泡饰
在鲜卑墓葬中，金泡饰的造型有圆形、菱形、桃形等多种，出土于墓主人身体的不同部位，量大且集中，可能为不同部位服饰上的装饰。东汉、西晋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分别发现了35件、166件和27件。如吉林榆树老河深东汉墓葬出土的7件泡饰[36]和辽宁朝阳田草沟两座晋墓出土的共135件金泡饰[35]皆位于墓主腿部附近，推测为靴饰。
三、鲜卑金饰品阶段性特征的原因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鲜卑金饰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东汉时期金饰品的所有者多为拓跋鲜卑，他们对金牌饰青睐有加，并不十分重视用金饰品装饰头部；西晋、十六国时期金饰品的所有者则多为慕容鲜卑，他们热衷于对头部的装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步摇冠饰，牌饰已处于次要地位；北朝时期无论何种类型的鲜卑金饰品数量都剧减，风格上有明显汉化倾向。以下将探讨产生这种阶段性变化的原因和历史背景。 东汉时期的拓跋鲜卑喜爱用牌饰装饰身体，可能与其部族受匈奴文化影响颇深有关。拓跋鲜卑起源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的嘎仙洞[40]，约在两汉之交，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居地大兴安岭山脉，迁徙至内蒙古呼伦湖附近，又穿过蒙古草原到达其西部，后来因匈奴的分裂而转徙，“尽据匈奴故地”，并“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41]，最终于东汉末年到达汉代五原郡境内。鲜卑在迁徙过程中不断与散落在各地的匈奴残余部众融合[42]，对匈奴文化有一定的继承和改造。各种动物纹金属牌饰正是匈奴物质文化遗存的代表之一，有学者认为，鲜卑的马形牌饰集中出现在东汉中晚期，可能就與鲜卑“尽据匈奴故地”后大批匈奴人加入到鲜卑中有很大关系[43]。而牌饰上鹿纹的出现可能与鲜卑的萨满崇拜密切相关。本文统计的鹿纹牌饰共7件，且以三鹿纹数量最多，有3件。有学者认为“三”与萨满教信仰的“三界宇宙观”有关联[44]。陈兆复先生也曾指出，在萨满教的观念中，鹿的超能力源自它的角，并且认为人也能借助鹿角升天[45]。有研究认为，鲜卑金牌饰被赋予了深刻的宗教信仰内涵，上面的人物纹饰与动物纹饰是萨满巫师通达上天和祖先以及沟通自然界万物神灵的圣物，所以其拥有者可能并非一般庶民，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萨满巫师、部落酋长或氏族上层人物[33]。到了西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兴起，佛教和道教受到推崇，日渐取代萨满教成为宗教信仰的主流，这或许也是牌饰衰落的原因之一。
西晋、十六国时期的慕容鲜卑更偏爱头饰，可能是其部族南下不断受到其它文化的影响所致。慕容鲜卑为东部鲜卑的一个部族，起源于蒙古高原的东部，公元3世纪，代替被曹操打败的乌桓成为辽西地区的主人，曹魏初年，在慕容廆的率领下开始向东南大凌河流域的僰城迁徙，并开始由游牧生活转向农业生活，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地方割据政权，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宰[42]。据《晋书·慕容廆载记》：“（慕容廆）曾祖莫护跋于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始建国于大僰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于是渐慕诸夏风矣。”[46]2803由文献可知，步摇饰自东汉时期就已经被汉朝贵族使用，并流行于魏晋时期，且东胡族自古就有以金饰冠的风俗，步摇冠正是当地文化的特色饰品，因慕容鲜卑统治者的喜爱而被接受，并逐渐流行于上层社会。基本上在慕容鲜卑的活动范围内都有冠步摇的风习，且造型丰富[21]。其中花树状步摇的流行更与慕容鲜卑推崇佛教有一定关系。慕容鲜卑入居大僰城后开始吸纳中原流亡士庶，这些人中有不少佛教徒，在与其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鲜卑受到佛教文化的熏染，从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佛珰可略窥一斑[19]。花树状步摇由透雕云纹山题、花树枝干和桃形摇叶组成，其中的桃形摇叶装饰在北朝晚期到隋代还用于佛像的背光，可见步摇冠除了装饰作用之外，还出于一种信仰[21]。另外，辽宁朝阳田草沟M1发现的步摇冠饰和金牌饰与北票房身村M2所出者形制相近，数量相同，两个不同地点的鲜卑墓葬在金器随葬上表现出的一致性意味着慕容鲜卑在封建化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受到中原地区舆服制度的影响，在主要金饰的使用上形成了某种特定的配套组合关系[35]。
金饰品在东汉时期与西晋、十六国两个阶段的特征转变与鲜卑内部不同部族不同的发展历程有直接关系。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虽然同根同源，但由于不同的发展历程和占据的区域不同等因素，造成了文化上的差异，导致金饰品的装饰风格不同。正如马长寿所言，二者的区别，主要是“由于二族在草原东部迁出之后，分道扬镳，各与其所遭遇的部落部族相互融合，越到后来差别越大”[42]。而慕容鲜卑与拓跋鲜卑不同的发式传统也影响到其在头饰装扮上的取舍。《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拓跋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41]2985，而慕容鲜卑统治者慕容皝和慕容儁则被记载“被发殊俗”“阳狂恣酒，被发歌呼”“被发左衽”[46] 2815—2846等。也就是说，前者“髡头”，后者“被（披）发”，而髡发本身并不适合佩带头饰。所以，东汉时期鲜卑的金头饰中多为用来装饰巾帽的片饰，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头饰多为束发用的步摇、簪、钗，且这些在当时是男女共用的。
北朝时期，各类鲜卑金饰品虽然都有一定发现量，但已不可与前期同日而语，尽管个别金饰品的发现量较前期多，但仍阻挡不了其整体衰退的大趋势。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结合目前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金银生产和器物制造的衰落时期，这可能与当时金银产量的减少和佛教兴盛耗费大量金银原材料有关[47]。《宋书·孝武帝纪》载：“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48]112《宋书·明帝纪》也记载：“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48]162这都从侧面说明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导致金银开采兴废无常，而金银产量的减少直接影响到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即使是宫廷内的黄金储备量也不多，赏赐立功将士竟需要收缴宫中女眷的金钗。另外，北朝时期佛教自上而下盛行，营建的大量佛寺多以金银作为装饰，并不惜工本以金铸造佛像。《南齐书·萧颖胄传》载：“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49]《魏书·释老志》载：“兴光元年（454）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金二十五万斤”，天安二年（467），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50]。考古发现此时期金质或鎏金佛造像颇多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鲜卑人的逐渐汉化也是其舍弃传统金饰品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北朝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内容之一即“禁胡服，服装一依汉制”[51]，用来装扮胡服的传统金饰品的使用自然受到了影响。迁都洛阳以后，在洛阳地区的鲜卑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金饰品。另一方面，随着汉化的推进，鲜卑人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转向定居，其财产观也发生了改变。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金银等贵金属的耐久性和天然的价值属性与游牧经济的流动性相切合，自然被视为可随身携带的重要财富，而对于汉人来说，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财产。鲜卑汉化后，土地在财富地位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如赵郡吕舍归国时“从至京师，给赐田宅”[50]955，孝文帝延兴元年（471）“高丽民奴久等相率来降，各赐田宅”[50]135。可见作为装饰品的金银已不再作为赏赐品，其财产性已大不如前。 鲜卑的汉化是个复杂的过程，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考古出土的文物所表现的状况应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52]。北朝前期，鲜卑虽有汉化因素，但仍以鲜卑族的文化与风俗为主。北朝中期，拓跋鲜卑的主体南下建立北朝政权，只剩下一小部分部族仍活动于北方草原的阴山和贺兰山一带，故金饰品主要发现于山西大同和内蒙古两个地区，且数量上远远少于东汉时期和西晋、十六国时期。其中，山西大同发现的金饰品均为小件的耳环、指环、头饰等，风格与汉文化同类器物相似，年代多为北魏定都平城后至迁都洛阳前。而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金饰品，如达茂旗西河子窖藏出土的4件牛首或马首底座的步摇饰，其年代虽属于北朝迁都平城后[1]44—46，但与西晋、十六国时期辽西出土的花树状步摇有很大不同，带有明显的鲜卑风格。相传拓跋鲜卑迁徙时是由一种形状似马、叫声如牛的神兽引导，所以推测这些饰品可能是不愿南下汉化的鲜卑贵族留下的遗物。到了北朝后期，金饰品上又出现了新的鲜卑化倾向，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反映了鲜卑贵族对汉化政策反扑激烈，重返本民族文化与风俗的倾向明显，如从北齐娄叡墓出土的金头饰中可以窥见鲜卑奢华的步摇冠饰的影子[53]。但无论如何，在汉化和民族大融合的潮流下，这些金饰品已不能与前期相提并论，只是昙花一现，并不能阻挡其最终走向消亡的脚步。
鲜卑金饰品是人们了解和认识鲜卑社会的一道桥梁，但金饰品只是鲜卑人体饰品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它金属材质和玉石质的饰品。这些不同材质饰品的构成比如何，以及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是怎样的，也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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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迟畅；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