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教学中笔者发现,无论是县处级干部还是司局级干部,其驾驭媒体的能力都是半斤八两。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很简单,那就是要真正做到善待媒体,善待记者。
笔者在2005年进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2006年后开始参加“媒体沟通情景模拟”课的备课和教学,和我搭档的有本院的同事,以及来自上海文广集团、上海电视台和上海东方卫视的副总裁、支持人和记者等媒体界的实践者。2010年3月,由笔者本人参与开发的“媒体沟通情景模拟”课程获得中组部组织评选的优秀课程奖。
这门课的特点是每位学员至少有一次机会上台参加模拟,包括模拟召开新闻发布会、模拟参加电视专栏访谈等。在让学员模拟之前,作为点评教师,会事先交代一些有关领导和媒体沟通的常识和要领。
慌乱的官员
在教学中模拟的发布会一般有个主持人,学员往发布台上坐定后,台下的其他学员就被告知自动模拟记者,当主持人介绍其他发布人的时候,这些干部学员们往往起身鞠躬,台下的“记者”们也纷纷给他们鼓掌。这就明显不妥,因为媒体记者和政府官员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记者是来监督官员的,怎么可能给当官的鼓掌呢?如果在公开场合记者和官员表现得这么亲密,那么公众就不放心:公众会担心这样的活记者不敢真正监督官员?
学员出现得比较多的问题是事先没有去押题,即在发布会召开之前没有事先猜测记者可能提的问题。我们的教案是提前发给学员的,发布会的主题也会让学员事先了解,但是几乎绝大多数学员都志在临场随机应变,而绝少看到事先押题有备而来的学员。
因为没有事先押题,这些学员就不会实现准备口径。而到了模拟发布会的现场,常常有学员在被问到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时马虎应付一下就算过去了。一旦学员出现这一问题,我们在点评时就会告诉学员,在和媒体沟通时,事先准备答问的口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笔者经常给学员举外交部的例子:我们国家的外交部新闻司有个新闻发布处,也称发言人办公室,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记者招待会准备口径。因为整天都在准备口径,有人将这个处称为口径处。上海市政府的一位前任新闻发言人也说过:发言人工作团队在不开发布会的时候要做资料的准备,开准备会,整理口径。
当“记者”们问到比较敏感的问题的时候,有些学员就慌了,为了谨慎起见,往往有人会说,“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又错了,在这样的公开的场合,已经不许有个人见解了,任何发布人都是代表他所在的组织和部门出现在发布会上的,起码他要代表他的上司,只要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就不再是个人意见。个人即使私下里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允许以公职的身份在公开场合表白。
还有的学员往往不自觉地犯越权回答问题的错误,这些领导干部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不加甄别地有问必答,当记者问到他超出他指责范围之内的问题时,他也直言相告自己的看法,不该他管的事他也去管,他没有权管的事他也发表意见,他没有必要回答的问题他也劳神费力地回答,从而违反了发布会上必须遵守的“授权原则”。
还有的学员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容易不加鉴别地引用媒体语言而陷入误区,比如提及媒体报道中的“最牛钉子户”事件时,心菏口“钉子户”怎么样怎么样,这又犯了忌讳,所谓“钉子户”只是一种带有情绪色彩的媒体语言,是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炮制出来的媒体语言。如果政府官员不加甄别地直接引用这一词语,就等于官员默认这一称呼是为官方认可的,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官员把那些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老百姓视为眼中钉呢?正确的称呼应该是中性的“被拆迁户”,而不应该是带有贬义的“钉子户”。
跳出记者“圈套”的技巧
在课堂点评的总结阶段,我们一般会给学员提供一些识别记者提问中的圈套陷阱的方法以及处理尖锐敏感和棘手问题的方法。
记者提问中的圈套陷阱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虚构前提,通过虚构前提得出虚假判断;二是以偏概全,通过片面证据得出偏颇结论;三是以偏概全,通过片面证据得出偏颇结论;四是掺杂观点,一边提问一边掺沙子放流弹。
处理尖锐敏感和棘手问题的方法也有四类:
一是转给下次。有时候记者提出的问题会超出发布人掌握的信息,或者虽然发布人了解一些内幕情况,但是又觉得在上级对此事还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自己不便首先开口,我们就建议学员使用这一方法,用以下的口径回答记者:“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我目前对此还不掌握准确的信息,我回去了解情况后,会在第一时间主动和你沟通,向你通报信息。”
二是转给他人。这不是教学员玩踢皮球推诿扯皮,而是要求学员注意鉴别问题是否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如果超出自己的权限,必须提请记者向其他部门咨询。
三是转移重心。即将回答的重点转向对自己有利的视角。记者关注问题的角度经常有负面和消极面,记者喜欢挖掘丑闻,这样可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记者倾向于从负面看问题,官员不妨多从正面解释问题,把回答问题的重心转移到相对积极或对官方有利的一面。
关于转移重心这一技巧,我们会配合举下面这个例子来加强学员的理解:2000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记者招待会。当时的背景是,3天后的3月18日,台湾将进行地方领导人选举。因此,记者会上很多记者连续向朱镕基提出台湾问题,这就让朱镕基觉得有必要转移回答的重心,让媒体和公众理解台湾问题的本質。朱镕基说,“3月12日,克林顿总统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演说。他讲了这样一段话,这句话是: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必须要实现一个由威胁转成海峡两岸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两个字才比较确切,怎么改呢: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必须要实现在太平洋两岸之间的由威胁转为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
对于这个例子,我们作这样的阐释: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美关系问题,朱镕基将回答的重心转移到中美关系的层面,使记者对台湾问题有了心领神会的深刻理解,于是不再继续纠缠在就事论事的角度上来追问与台湾“大选”有关的问题。
四是转移视线。即对于眼下确实无法正面回应的尖锐敏感问题,可以偷换问题本身,将记者的视线转向己方议程。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同志抵达深圳视察的消息当天就传开了,可中国官方没有发布消息,急于求证事件真相的境外媒体记者就找到深圳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兼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当天下午,黄新华就接到了好几个求证电话,他犯难了!按职务上的纪律要求,这是不能说的,但20日那天邓小平同志已经在深圳国贸大厦公开露面了,说无可奉告不行,说不知道也不行,搪塞是搪塞不过去的。黄新华当然知道党的宣传纪律,但作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他又必须以诚信的形象给媒体有个交代。于是,黄新华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使用转移视线的技巧来表态:“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来深圳走走看看,视察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使转移视线,即把对问题结论的关注转移到对问题的前提进行分析。从字面来分析,“邓小平到深圳来了”这样的话根本没有从他嘴里说出来。这就使转移视线。
用以上的四个“转移”,基本上可以解决记者提出的所有刁钻疑难问题。
笔者在2005年进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2006年后开始参加“媒体沟通情景模拟”课的备课和教学,和我搭档的有本院的同事,以及来自上海文广集团、上海电视台和上海东方卫视的副总裁、支持人和记者等媒体界的实践者。2010年3月,由笔者本人参与开发的“媒体沟通情景模拟”课程获得中组部组织评选的优秀课程奖。
这门课的特点是每位学员至少有一次机会上台参加模拟,包括模拟召开新闻发布会、模拟参加电视专栏访谈等。在让学员模拟之前,作为点评教师,会事先交代一些有关领导和媒体沟通的常识和要领。
慌乱的官员
在教学中模拟的发布会一般有个主持人,学员往发布台上坐定后,台下的其他学员就被告知自动模拟记者,当主持人介绍其他发布人的时候,这些干部学员们往往起身鞠躬,台下的“记者”们也纷纷给他们鼓掌。这就明显不妥,因为媒体记者和政府官员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记者是来监督官员的,怎么可能给当官的鼓掌呢?如果在公开场合记者和官员表现得这么亲密,那么公众就不放心:公众会担心这样的活记者不敢真正监督官员?
学员出现得比较多的问题是事先没有去押题,即在发布会召开之前没有事先猜测记者可能提的问题。我们的教案是提前发给学员的,发布会的主题也会让学员事先了解,但是几乎绝大多数学员都志在临场随机应变,而绝少看到事先押题有备而来的学员。
因为没有事先押题,这些学员就不会实现准备口径。而到了模拟发布会的现场,常常有学员在被问到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时马虎应付一下就算过去了。一旦学员出现这一问题,我们在点评时就会告诉学员,在和媒体沟通时,事先准备答问的口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笔者经常给学员举外交部的例子:我们国家的外交部新闻司有个新闻发布处,也称发言人办公室,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记者招待会准备口径。因为整天都在准备口径,有人将这个处称为口径处。上海市政府的一位前任新闻发言人也说过:发言人工作团队在不开发布会的时候要做资料的准备,开准备会,整理口径。
当“记者”们问到比较敏感的问题的时候,有些学员就慌了,为了谨慎起见,往往有人会说,“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又错了,在这样的公开的场合,已经不许有个人见解了,任何发布人都是代表他所在的组织和部门出现在发布会上的,起码他要代表他的上司,只要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就不再是个人意见。个人即使私下里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允许以公职的身份在公开场合表白。
还有的学员往往不自觉地犯越权回答问题的错误,这些领导干部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不加甄别地有问必答,当记者问到他超出他指责范围之内的问题时,他也直言相告自己的看法,不该他管的事他也去管,他没有权管的事他也发表意见,他没有必要回答的问题他也劳神费力地回答,从而违反了发布会上必须遵守的“授权原则”。
还有的学员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容易不加鉴别地引用媒体语言而陷入误区,比如提及媒体报道中的“最牛钉子户”事件时,心菏口“钉子户”怎么样怎么样,这又犯了忌讳,所谓“钉子户”只是一种带有情绪色彩的媒体语言,是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炮制出来的媒体语言。如果政府官员不加甄别地直接引用这一词语,就等于官员默认这一称呼是为官方认可的,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官员把那些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老百姓视为眼中钉呢?正确的称呼应该是中性的“被拆迁户”,而不应该是带有贬义的“钉子户”。
跳出记者“圈套”的技巧
在课堂点评的总结阶段,我们一般会给学员提供一些识别记者提问中的圈套陷阱的方法以及处理尖锐敏感和棘手问题的方法。
记者提问中的圈套陷阱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虚构前提,通过虚构前提得出虚假判断;二是以偏概全,通过片面证据得出偏颇结论;三是以偏概全,通过片面证据得出偏颇结论;四是掺杂观点,一边提问一边掺沙子放流弹。
处理尖锐敏感和棘手问题的方法也有四类:
一是转给下次。有时候记者提出的问题会超出发布人掌握的信息,或者虽然发布人了解一些内幕情况,但是又觉得在上级对此事还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自己不便首先开口,我们就建议学员使用这一方法,用以下的口径回答记者:“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我目前对此还不掌握准确的信息,我回去了解情况后,会在第一时间主动和你沟通,向你通报信息。”
二是转给他人。这不是教学员玩踢皮球推诿扯皮,而是要求学员注意鉴别问题是否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如果超出自己的权限,必须提请记者向其他部门咨询。
三是转移重心。即将回答的重点转向对自己有利的视角。记者关注问题的角度经常有负面和消极面,记者喜欢挖掘丑闻,这样可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记者倾向于从负面看问题,官员不妨多从正面解释问题,把回答问题的重心转移到相对积极或对官方有利的一面。
关于转移重心这一技巧,我们会配合举下面这个例子来加强学员的理解:2000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记者招待会。当时的背景是,3天后的3月18日,台湾将进行地方领导人选举。因此,记者会上很多记者连续向朱镕基提出台湾问题,这就让朱镕基觉得有必要转移回答的重心,让媒体和公众理解台湾问题的本質。朱镕基说,“3月12日,克林顿总统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演说。他讲了这样一段话,这句话是: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必须要实现一个由威胁转成海峡两岸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两个字才比较确切,怎么改呢: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必须要实现在太平洋两岸之间的由威胁转为对话的这样一种转变!”
对于这个例子,我们作这样的阐释: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美关系问题,朱镕基将回答的重心转移到中美关系的层面,使记者对台湾问题有了心领神会的深刻理解,于是不再继续纠缠在就事论事的角度上来追问与台湾“大选”有关的问题。
四是转移视线。即对于眼下确实无法正面回应的尖锐敏感问题,可以偷换问题本身,将记者的视线转向己方议程。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同志抵达深圳视察的消息当天就传开了,可中国官方没有发布消息,急于求证事件真相的境外媒体记者就找到深圳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兼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当天下午,黄新华就接到了好几个求证电话,他犯难了!按职务上的纪律要求,这是不能说的,但20日那天邓小平同志已经在深圳国贸大厦公开露面了,说无可奉告不行,说不知道也不行,搪塞是搪塞不过去的。黄新华当然知道党的宣传纪律,但作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他又必须以诚信的形象给媒体有个交代。于是,黄新华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使用转移视线的技巧来表态:“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来深圳走走看看,视察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使转移视线,即把对问题结论的关注转移到对问题的前提进行分析。从字面来分析,“邓小平到深圳来了”这样的话根本没有从他嘴里说出来。这就使转移视线。
用以上的四个“转移”,基本上可以解决记者提出的所有刁钻疑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