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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的老字号“同仁堂”被在日本抢先注册,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也被韩国抢注了!而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人之间,还在上演着传统文化艺术品牌的争夺战。“泥人张”品牌之争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从最早的“泥人张”不同后人对品牌使用权之争,到现在“泥人张”与“北京泥人张”之间关于品牌地域性之争,其背负着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荣誉,而是国家和民族尊重与维护“知识产权”的责任。
是否在“泥人张”三字之前冠以“北京”二字,就可以移花接木地诞生一个民间艺术品牌的“孪生姐妹”?如果承认“北京泥人张”品牌的合法性,那么,是否还可以有“上海泥人张”“河南泥人张”“北京杨柳青”“河北杨柳青”呢?不久前,“泥人张”与“北京泥人张”之间的纷争因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再度激化。“泥人张”第四代传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张昌教授对“原被告双方共同使用泥人张字样”的判决,坚决表示将继续上诉。但最让他心痛和担忧的却是:由“泥人张”这一个案所揭示的当下迫切的民间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2月1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彩塑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华夏民俗园召开了“守望传统——民间艺术知识产权保护专题研讨会”,20余位与会专家就“泥人张”的个案进行分析,从“健全民间艺术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体系”和“增强艺术家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两方面展开了讨论。笔者结合自身所感所思,整理如下:
一、健全民间艺术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体系
2008年2月,轰动一时的关于国际知名拍卖行品牌“苏富比”状告“四川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一案,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被告立即停止使用苏富比商号并赔偿原告11万元人民币。“苏富比”同时被法院认定为中国未注册驰名商标和知名商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的依据主要为原告苏富比拍卖行提交的大量证据,另外被告也进行了虚假宣传行为,如宣称被告“是一个有着280多年悠久历史的世界品牌”,“是来自香港的国际著名拍卖企业”等,其不法利用苏富比拍卖行商誉的意图极其明显。
而在“泥人张”的案子里,北京工艺美术学会会长唐克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朱培初等与会专家都认为:“泥人张”的传承脉络非常清晰,不仅其几代人的艺术作品都有藏存于各大艺术博物馆中,其艺术成就也多记载于重要史册典籍甚至政府文件中。同时,“泥人张”也是经过国家严格的评审程序,由国家、北京市、崇文区评定的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泥人张是以泥、和彩绘为主、以塑造人物为主,而案件另一方“北京泥人张”代表张铁成的先辈是以陶为主,不上彩以做蛐蛐儿罐为主。另外,泥人张创作的是原创性的高档艺术品,而张铁成生产的多是复制性的陶器、陶塑制品。张昌亦指出:张铁成虽声称自己是“北京泥人张”,而其网络域名是“泥人张”,其商标注册是“泥人张”,在广交会的订货合同中的生产单位是“泥人张”,其“工业买卖合同”有关生产厂家一栏中的填写是“泥人张”在其对外宣传上一直直接使用“泥人张”字样,见1979.7.13《北京日报》、1992.1.20新加坡《联合早报》等。
同样是举证充分,同样是知名品牌被侵权,同样是投机方利用了商标权的地域性,“泥人张”与“苏富比”两个案子,可以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结果却大相径庭。这不仅令人质疑:难道是因为“苏富比”是国际知名拍卖行,而“泥人张”是中国民间艺术,就要受到不同的法律待遇?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维权办主任李亚沙谈到:“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立法,如何与世界接轨,从目前的状况不能说很成熟,其中还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有些民间文化丰富的省市也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法规,以保护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赵铁信也深有同感:“中宣部、中国文联、文化部一直到中国民协都非常重视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0年代都在不断地进行修改、完善。一个法的出台不知要修改多少稿,劳动合同法搞了多少年啊,这都是漫长的过程。文艺实践正飞速发展,而我们的法律非常滞后,人和实践是生龙活虎的、流动的,而有关保护法是相对稳定的,但应该使其法要基本配套。目前有关民间艺术知识产权保护法并不配套,而且还相对滞后。”
那么,该怎么办呢?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李绵璐指出:对民间艺术知识产权的保护除了采取给予荣誉、发放奖金、整理收集资料等方式,还要从法律的角度考虑,这应该由行业组织或文联向上级组织积极反映相关情况,并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或提案,以促成这方面的立法早日出台,以彻底保护像“泥人张”以及其他民间艺术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
二、维权意识薄弱与增强维权能力
在网络上用搜索引擎键入关键词“民间艺术侵权”,便可以搜索出若干关于民间艺术被侵权的案件和呼吁加强民间艺人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的文章。但是民间艺术有很多都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传统曲艺、武术、民间手工艺。对很多民间艺人来说,当务之急是通过各种途径的宣传来扩大影响,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还无暇顾及维权事宜。然而即使有维权意识的,恐怕也缺乏维权能力。对此,李亚沙感慨道:“张昌这么高知名度的工艺美术家还受侵权困扰,而中国民协的大多数会员是民间艺人,来自农村,当他们遭受侵权时,他们不是不知道维护自己权力,而是没能力去维护。”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在研讨会中谈到:民间工艺美术是文象与文脉的关系,工艺美术是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载体,要保护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就需要加强它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比如很多人只是笼统地知道湘绣、苏绣、蜀绣,但对于他们的知识产权应该归属谁却不了解,希望通过“泥人张”这个案子,能够引起人们对民间工艺美术知识产权的全面了解、认识与保护。
维权意识的薄弱和维权能力的缺乏并非一朝一夕某个个体所能改变的现状。这尤其需要有关学会协会等相关团体组织的集体力量。《雕塑》杂志社社长范伟民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光开个会大家来谈一谈是没有用的。宣传只是一方面,等待国家立法成熟是一个被动的方式,学会协会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会员权益受到侵犯后,首先站出来维护其权益。”据介绍,目前中国文联各个协会都成立了维权办公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成立了维权办公室,开展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研讨、学习会议,维护民间艺术家们的合法权利。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亦有相应的维权部门。
另外,范伟民社长亦提出:艺术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专业,对于艺术知识产权有关纠纷的案件,一方面需要提高法官和律师队伍的艺术专业素养,另一方面由专业人员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将有助于法院进行公正的判决。
诚如唐克美会长所言:这个案子是否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关系到我们民族、民间艺术,传统工艺美术,老字号的知识产权能不能得到保护,关系到1975年国务院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能不能真正的贯彻、落实,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系到今年17大提出的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是不是能得到繁荣、发展的大问题。
那么对于民间艺术,我们不仅是守望传统,而是守护文化!
是否在“泥人张”三字之前冠以“北京”二字,就可以移花接木地诞生一个民间艺术品牌的“孪生姐妹”?如果承认“北京泥人张”品牌的合法性,那么,是否还可以有“上海泥人张”“河南泥人张”“北京杨柳青”“河北杨柳青”呢?不久前,“泥人张”与“北京泥人张”之间的纷争因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再度激化。“泥人张”第四代传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张昌教授对“原被告双方共同使用泥人张字样”的判决,坚决表示将继续上诉。但最让他心痛和担忧的却是:由“泥人张”这一个案所揭示的当下迫切的民间艺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2月1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彩塑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华夏民俗园召开了“守望传统——民间艺术知识产权保护专题研讨会”,20余位与会专家就“泥人张”的个案进行分析,从“健全民间艺术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体系”和“增强艺术家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两方面展开了讨论。笔者结合自身所感所思,整理如下:
一、健全民间艺术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体系
2008年2月,轰动一时的关于国际知名拍卖行品牌“苏富比”状告“四川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一案,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被告立即停止使用苏富比商号并赔偿原告11万元人民币。“苏富比”同时被法院认定为中国未注册驰名商标和知名商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的依据主要为原告苏富比拍卖行提交的大量证据,另外被告也进行了虚假宣传行为,如宣称被告“是一个有着280多年悠久历史的世界品牌”,“是来自香港的国际著名拍卖企业”等,其不法利用苏富比拍卖行商誉的意图极其明显。
而在“泥人张”的案子里,北京工艺美术学会会长唐克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朱培初等与会专家都认为:“泥人张”的传承脉络非常清晰,不仅其几代人的艺术作品都有藏存于各大艺术博物馆中,其艺术成就也多记载于重要史册典籍甚至政府文件中。同时,“泥人张”也是经过国家严格的评审程序,由国家、北京市、崇文区评定的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泥人张是以泥、和彩绘为主、以塑造人物为主,而案件另一方“北京泥人张”代表张铁成的先辈是以陶为主,不上彩以做蛐蛐儿罐为主。另外,泥人张创作的是原创性的高档艺术品,而张铁成生产的多是复制性的陶器、陶塑制品。张昌亦指出:张铁成虽声称自己是“北京泥人张”,而其网络域名是“泥人张”,其商标注册是“泥人张”,在广交会的订货合同中的生产单位是“泥人张”,其“工业买卖合同”有关生产厂家一栏中的填写是“泥人张”在其对外宣传上一直直接使用“泥人张”字样,见1979.7.13《北京日报》、1992.1.20新加坡《联合早报》等。
同样是举证充分,同样是知名品牌被侵权,同样是投机方利用了商标权的地域性,“泥人张”与“苏富比”两个案子,可以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结果却大相径庭。这不仅令人质疑:难道是因为“苏富比”是国际知名拍卖行,而“泥人张”是中国民间艺术,就要受到不同的法律待遇?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维权办主任李亚沙谈到:“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立法,如何与世界接轨,从目前的状况不能说很成熟,其中还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有些民间文化丰富的省市也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法规,以保护民间工艺美术的发展。”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赵铁信也深有同感:“中宣部、中国文联、文化部一直到中国民协都非常重视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0年代都在不断地进行修改、完善。一个法的出台不知要修改多少稿,劳动合同法搞了多少年啊,这都是漫长的过程。文艺实践正飞速发展,而我们的法律非常滞后,人和实践是生龙活虎的、流动的,而有关保护法是相对稳定的,但应该使其法要基本配套。目前有关民间艺术知识产权保护法并不配套,而且还相对滞后。”
那么,该怎么办呢?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李绵璐指出:对民间艺术知识产权的保护除了采取给予荣誉、发放奖金、整理收集资料等方式,还要从法律的角度考虑,这应该由行业组织或文联向上级组织积极反映相关情况,并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或提案,以促成这方面的立法早日出台,以彻底保护像“泥人张”以及其他民间艺术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
二、维权意识薄弱与增强维权能力
在网络上用搜索引擎键入关键词“民间艺术侵权”,便可以搜索出若干关于民间艺术被侵权的案件和呼吁加强民间艺人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的文章。但是民间艺术有很多都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传统曲艺、武术、民间手工艺。对很多民间艺人来说,当务之急是通过各种途径的宣传来扩大影响,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还无暇顾及维权事宜。然而即使有维权意识的,恐怕也缺乏维权能力。对此,李亚沙感慨道:“张昌这么高知名度的工艺美术家还受侵权困扰,而中国民协的大多数会员是民间艺人,来自农村,当他们遭受侵权时,他们不是不知道维护自己权力,而是没能力去维护。”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在研讨会中谈到:民间工艺美术是文象与文脉的关系,工艺美术是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载体,要保护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就需要加强它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比如很多人只是笼统地知道湘绣、苏绣、蜀绣,但对于他们的知识产权应该归属谁却不了解,希望通过“泥人张”这个案子,能够引起人们对民间工艺美术知识产权的全面了解、认识与保护。
维权意识的薄弱和维权能力的缺乏并非一朝一夕某个个体所能改变的现状。这尤其需要有关学会协会等相关团体组织的集体力量。《雕塑》杂志社社长范伟民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光开个会大家来谈一谈是没有用的。宣传只是一方面,等待国家立法成熟是一个被动的方式,学会协会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会员权益受到侵犯后,首先站出来维护其权益。”据介绍,目前中国文联各个协会都成立了维权办公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成立了维权办公室,开展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研讨、学习会议,维护民间艺术家们的合法权利。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亦有相应的维权部门。
另外,范伟民社长亦提出:艺术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专业,对于艺术知识产权有关纠纷的案件,一方面需要提高法官和律师队伍的艺术专业素养,另一方面由专业人员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将有助于法院进行公正的判决。
诚如唐克美会长所言:这个案子是否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关系到我们民族、民间艺术,传统工艺美术,老字号的知识产权能不能得到保护,关系到1975年国务院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能不能真正的贯彻、落实,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系到今年17大提出的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是不是能得到繁荣、发展的大问题。
那么对于民间艺术,我们不仅是守望传统,而是守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