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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文大讲堂”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了，但是我还清清楚楚记得2005年韩美林先生开讲时的神采飞扬和结束后图书馆报告厅里的沸腾。美林先生作为艺术家，讲“天”呼吁“人类不能自己毁灭自己”，讲“时”阐述21世纪中国要靠文化腾飞，讲“人”痛陈教育问题——“小皇帝成不了栋梁”，讲“神”历数树立民族精神之重要。有嬉笑怒骂，也有辞严义正，声声句句，都在叩击心灵，引发共鸣。这种状态在以后的讲堂上不断重现，王蒙、丘成桐、刘梦溪、葛剑雄、梁晓声、江平、余秋雨、马云、杜维明、吴冠中……渴求知识和精神需求的大众、走进民间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开放的平等的社会大学在这里交流交融交锋，一时杭城刮起了“大讲堂旋风”，连许多外地人也依照预告赶来做忠实听众。为什么？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先生在为《浙江人文大讲堂》结集出版的“序言”中是这样说的：当人们“一旦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文的需求、精神的丰富就成为更为紧迫的需要”；而学者们不仅有向社会向民众传播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责任，还更有向民众向实践吸收精神、智慧的需要；离开人民群众和实践，“不但加剧了文化的迷失，也严重妨碍了学术自身的发展深化”。
改革开放后，我们曾做过一个浙江人科学人文素质的调查，结果是浙江人的科学人文素质整体水平在全国处于上游，但比我们更好的省市还有一些。对此，我们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想到了通过公益性讲座“人文大讲堂”的形式，向广大群众传播人文科学知识，帮助群众培育科学人文精神、提升科学人文素质。那么如何扩大大讲堂的受众面和影响力呢？我想到了《钱江晚报》，因为在浙江的主流媒体中，《钱江晚报》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是社会公认的，而且《钱江晚报》办报特色之一就是注重人文精神的传播。我所在的社会科学联合会有联系众多社会人文科学家的优势，《钱江晚报》有受众广大的优势，两种优势一组合，一定会收到1+1远远大于2的效果。当我把这些想法同当时的《钱江晚报》总编辑李丹作沟通时，我俩一拍即合，他不仅欣然答应合作，还立即行动，组织精兵强将，策划报道方案。李丹非常支持我提出的“大众、大家、大学”的大讲堂定位：考虑到主讲人的水平决定大讲堂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俩一致认为要尽量邀请全国乃至国际有很高知名度而且能够传递正能量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做主讲人，打造大讲堂的品牌；而群众欢迎的程度是检验大讲堂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所以一定要面向“大众”，研究“大众”需求，提供公益讲座，体现服务社会的宗旨，合力打造一所没有门槛的开放平等的社会“大学”。这些想法和做法都在后来的大讲堂实践中得到证明。大讲堂办得很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领导给予充分的支持，当时的省委书记习近平、副书记夏宝龙，多次给予肯定和鼓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敏尔和分管副省长盛昌黎更给予直接的指导，省政府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给予补贴。许嘉璐仔细阅读材料，动笔为大讲堂结集出版写序，热情赞扬大讲堂。许多厅局长也成为大讲堂的听众。公众也出现抢座争位、站在过道坐在地上的感人场面，有的听众从上海、南京和浙江省各地赶来听课。实践证明，人文社会科学只有与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社会前进的步伐合拍时，才能有强大的生命活力，成为真正有用有价值的东西。
“浙江人文大讲堂”应运而生后，对全省人文社会科学普及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很多城市、高校、大型企业也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讲堂，发挥了非常好的人文社会科学普及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我衷心祝愿“浙江人文大讲堂”和她的大大小小的“伙伴”们贵在坚持，继续办下去；同时不是为办而办，要真正为群众所欢迎，对社会进步有推动。我的建议是：第一，准确定位。浙江人文大讲堂当时定下的听众定位是基本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听众，这和《钱江晚报》的读者群基本吻合。各类讲堂也应该明确自己听众的基本面在哪里。忽高忽低、忽大忽小都不利于讲堂的持久和作用的发挥。第二，研究需求。大小讲堂讲什么、请谁讲，不能想着谁是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应该深入研究群众在特定时期特定的思想脉搏，才能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比如2005～2008年这段时间，有几个热点话题，如：浙江精神、法治社会、国家软实力、教育、北京奥运、嫦娥一号、新医改等等，都有无数个问号在大众脑海中盘旋。于是，大讲堂上响起了梁晓声《人文唤醒我们心灵的善良》的声音、杨福家《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声音、刘梦溪《对文化传统的敬意与温情》的声音、李林《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声音、余秋雨《通往人文精神的误区》的声音、马云《文化是企业的DNA》的声音、何振梁《奥林匹克和人文精神》的声音、李兰娟《我们应该享受怎样的卫生保健》的声音、吴冠中《要杰出就要去创造》的声音、董进宇《孩子教育与家长问题》的声音……这些声音极具磁性，吸引着、感动着众多的听众，推动着思考和行动。第三，精心组织。组织力、协调力、执行力都是重要的生产力，在文化推广中同样如此。大大小小的讲堂不仅要有好的创意，更需要一批事业心强、执行力强的人去落实。那时候省社科联的俞晓光、郁兴超，《钱江晚报》的徐澜、张谷风等都是不辞辛苦、不厌其烦，晚上、休息日都能奉献的“干将”。比如，邀请对象都是平常讲课费很高的“大家”，但大讲堂经费有限，就是这些“干将”出面将“公益”“诚意”两个关键词生动化、具体化，一一说到这些“大家”的心坎里，取得了他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请人难、经费难、吸引听众难是办讲堂的“三难”，但如果遇到这样一些“干将”，所有的难都会迎刃而解。□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改革开放后，我们曾做过一个浙江人科学人文素质的调查，结果是浙江人的科学人文素质整体水平在全国处于上游，但比我们更好的省市还有一些。对此，我们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想到了通过公益性讲座“人文大讲堂”的形式，向广大群众传播人文科学知识，帮助群众培育科学人文精神、提升科学人文素质。那么如何扩大大讲堂的受众面和影响力呢？我想到了《钱江晚报》，因为在浙江的主流媒体中，《钱江晚报》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是社会公认的，而且《钱江晚报》办报特色之一就是注重人文精神的传播。我所在的社会科学联合会有联系众多社会人文科学家的优势，《钱江晚报》有受众广大的优势，两种优势一组合，一定会收到1+1远远大于2的效果。当我把这些想法同当时的《钱江晚报》总编辑李丹作沟通时，我俩一拍即合，他不仅欣然答应合作，还立即行动，组织精兵强将，策划报道方案。李丹非常支持我提出的“大众、大家、大学”的大讲堂定位：考虑到主讲人的水平决定大讲堂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俩一致认为要尽量邀请全国乃至国际有很高知名度而且能够传递正能量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做主讲人，打造大讲堂的品牌；而群众欢迎的程度是检验大讲堂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所以一定要面向“大众”，研究“大众”需求，提供公益讲座，体现服务社会的宗旨，合力打造一所没有门槛的开放平等的社会“大学”。这些想法和做法都在后来的大讲堂实践中得到证明。大讲堂办得很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领导给予充分的支持，当时的省委书记习近平、副书记夏宝龙，多次给予肯定和鼓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敏尔和分管副省长盛昌黎更给予直接的指导，省政府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给予补贴。许嘉璐仔细阅读材料，动笔为大讲堂结集出版写序，热情赞扬大讲堂。许多厅局长也成为大讲堂的听众。公众也出现抢座争位、站在过道坐在地上的感人场面，有的听众从上海、南京和浙江省各地赶来听课。实践证明，人文社会科学只有与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社会前进的步伐合拍时，才能有强大的生命活力，成为真正有用有价值的东西。
“浙江人文大讲堂”应运而生后，对全省人文社会科学普及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很多城市、高校、大型企业也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讲堂，发挥了非常好的人文社会科学普及乃至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我衷心祝愿“浙江人文大讲堂”和她的大大小小的“伙伴”们贵在坚持，继续办下去；同时不是为办而办，要真正为群众所欢迎，对社会进步有推动。我的建议是：第一，准确定位。浙江人文大讲堂当时定下的听众定位是基本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听众，这和《钱江晚报》的读者群基本吻合。各类讲堂也应该明确自己听众的基本面在哪里。忽高忽低、忽大忽小都不利于讲堂的持久和作用的发挥。第二，研究需求。大小讲堂讲什么、请谁讲，不能想着谁是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应该深入研究群众在特定时期特定的思想脉搏，才能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比如2005～2008年这段时间，有几个热点话题，如：浙江精神、法治社会、国家软实力、教育、北京奥运、嫦娥一号、新医改等等，都有无数个问号在大众脑海中盘旋。于是，大讲堂上响起了梁晓声《人文唤醒我们心灵的善良》的声音、杨福家《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声音、刘梦溪《对文化传统的敬意与温情》的声音、李林《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声音、余秋雨《通往人文精神的误区》的声音、马云《文化是企业的DNA》的声音、何振梁《奥林匹克和人文精神》的声音、李兰娟《我们应该享受怎样的卫生保健》的声音、吴冠中《要杰出就要去创造》的声音、董进宇《孩子教育与家长问题》的声音……这些声音极具磁性，吸引着、感动着众多的听众，推动着思考和行动。第三，精心组织。组织力、协调力、执行力都是重要的生产力，在文化推广中同样如此。大大小小的讲堂不仅要有好的创意，更需要一批事业心强、执行力强的人去落实。那时候省社科联的俞晓光、郁兴超，《钱江晚报》的徐澜、张谷风等都是不辞辛苦、不厌其烦，晚上、休息日都能奉献的“干将”。比如，邀请对象都是平常讲课费很高的“大家”，但大讲堂经费有限，就是这些“干将”出面将“公益”“诚意”两个关键词生动化、具体化，一一说到这些“大家”的心坎里，取得了他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请人难、经费难、吸引听众难是办讲堂的“三难”，但如果遇到这样一些“干将”，所有的难都会迎刃而解。□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