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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粉丝”们流泪、尖叫，呼唤着偶像郭敬明的名字时，中国作家传统的星光大道则显得有些黯淡
在郭敬明之前，或者说在更早一点的少年作家韩寒之前，作家成为明星，在中国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成为侈谈。许多作家都是灵光一现，出一两本口碑不错的书后就迅即消失，凭借作品带来的人气，或下海经商，或当官，靠卖文为生的越来越少。浮躁的心境主导下，作家写不出满意的作品了，这加速了中国社会阅读习惯的瓦解。
而与郭敬明时代相呼应的是，在历史上许多作家也曾作为口口相传的明星存在着。
乱世“星”现象
“作家就是明星，这是有历史传统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18世纪，像伏尔泰、康德这样的大家，虽然他们的书印数很少，但在法国或德国上流社会的地位很高，很多贵妇人不懂得他们的学问，但乐于向他们请教，并且以能够谈论他们的作品为荣。人们对作家有种好奇，在那个时代，其他领域的公众明星并不像现在这么多，作家被制造成明星，相对来说更加容易。
不过，中国早年的“星作家”并没有像郭敬明们一样有太多的包装与排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自发造就了“乱世群星”的格局。当时中国士大夫的传统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自行崩颓，中国文学随之混沌初开、宗师并立：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言论家、社会评论家、学者作为作家的中坚力量，以鲜明的批判态度迅速崛起；另外一方面，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人文作家，也将至善至美的文学理想、探求人性的文学立场趁机推向了极致，虽然后者“在喧哗的时代中迟迟不能够得到理解”，例如郭沫若就曾经撰文，认为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还有很多作家左翼化了，他们把自己的文学和革命运动挂上了钩，如丁玲，她的荣辱成败终生同政治评价联系在了一起。
而无论左中右，剧变的时势几乎提供了文学疯长的一切沃壤，滋养了一大批流传至今的“恒星作家”，他们活着时就被时代赞扬或贬抑，普遍有着创世纪的坚韧、大气与精巧。即使是表达市井生活，因背靠大时代的风云，个人的生活琐碎竟也是空前的海纳百川，比如张爱玲、苏青这样的都市作家，一样以敏锐、机智的文风而成为“时代星女”，宛如乱世里的佳人在沦陷区大红大紫。
建国后，中国开始在作家队伍里政治造星，文学的启蒙功能转化为政治服务功用，“五四”传统下生长的作家在茫然中失去了创作力。被归为右翼的沈从文陷入了精神失常，他在手记中记录：“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左翼作家也大都在政治运动中失势了。
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时势造星完全让位给了政治造星，特别是文革年代，不少作品概念化、公式化，直露地图解政治，纯粹成为政策宣传的“工具”，但一批无名作者却因此而成为“卫星作家”，火速上天。郜元宝介绍，“当时的作家是以接受政治任务的方式去写作，出现了很多工人作家，他们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学明星。”
寻找个体表达时的文学失落
上个世纪中国步入改革时代，但文学与政治关联的造星惯性却未减速。王蒙、蒋子龙、张贤亮等都是当时的亮星，那时中国的传媒和大众文化还没有发达起来，人们主要是阅读，所以作家不想成为星也很难。有趣的是80年代，“政治命令的写作没有了，但作家主动地融入那时的意识形态，主动变为传声筒，有一种幸福感、解放感和使命感，不知道在背后操纵他们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大手”。而当时作家获奖、成名的惟一标准就是“跟不跟得上形势”。著名文学出版人安波舜回忆，东北地区的一位作者，曾写了一则短篇小说，描写一位老生产队长在承包土地政策未实施前的痛苦心情，恰好农村正搞包产到户，此文一举获得全国大奖，他由此跻身专业作家行列，成为省作协的主席，这种鲤鱼跃龙门的幸运让人目眩。
80年代末，作家的光环却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郜元宝认为，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以王朔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出来了，那些“正统”的作家们迅速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嬉皮士的、颓废的、迷惘的、或者是锐意探索的“先锋”。
不过，仍有人在默默探索人性在时代变革中的内涵，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了个人叙事立场，表现出强烈的多元化倾向。这种实践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了端倪，创造了一批“彗星作家”，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他们的作品为中国文学20世纪的最后十年划出了一些耀眼的光芒，但这批作家中的很多人，或经商或做官，在一度时期内鲜有优秀作品面世。
也有文学评论者预言，这些作家将在经历近10年的中年迷惘之后，从50岁左右开始，陆续地重新给中国文学界带来星光灿烂，最近裹挟《许三观卖血记》余威的余华的复出也许就是一个征兆，从读书市场来看，人们对余华、苏童们仍有强烈期待。
“超女”型作家
“星作家”尚在优雅、缓慢地向前运行时，郭敬明来了，他的文字中充满着青春的残酷和绝望，“我总是看不清楚你的脸，你脸上沉沉的如同雾霭般的忧伤，你脸上的如同火焰般的乖戾，几百年几千年轮回转动，我在命运前匍匐了几世几代。”这种充满灵性的青春之美在人们还不肯承认其价值的时候，让年幼的读者泪流满面，轻易地就颠覆了中国作家传统的造星体系。
《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认为，现在的文学消费者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对文学还保持着原始的冲动，不像成年人那么理性，而年轻作家与年轻读者更易沟通，更易被认同。
以《晃晃悠悠》成名的作家石康将郭敬明现象比喻为“作家中的超女”，即恰好也是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样的海选脱颖而出的，这让一个尚未掌握纯熟写作技能的青年，有机会凭借自己原生的才华走红，并成为大众明星。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除了网络的写作方式和年龄背景，出版社的炒作包装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当年郭敬明刚进入上海大学不久，春风文艺出版社就宣布要买断他大学读书期间的所有创作，“这其实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等于做广告，完全属于出版商要把作家造成明星的有意识行为”。
郜元宝的忧虑在于市场并不是按照文学性来筛选的，如出版商急功近利，就容易导致作者投市场所好，虽然这个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生产的模式很强有力，也很具刺激性，但是一定会付出代价，比如明星作家自我评价的失真，以及为占领市场份额导致的心态浮躁。
“这与我们的文学本身的不成熟有关。”郜元宝呼吁，中国文学界以后的发展，除了依靠现在的造星运动以外，还可以有一些新的方式：比如发展一些纪实文学和回忆录，像李锐、朱正、杨显惠、尤凤伟、章诒和、吴中杰等人的作品，既带有一定的文学性，又涉及普遍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以学者的身份去写，并非虚构，可以填补中国文学的空白；另外，翻译文学正在悄悄抬头，现在很多中青年作家都是读翻译小说成长起来的。
“我希望这能给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明星作家们发出一个信号：读者们的眼光并非只是聚集在你们身上，你们只是市场的一部分。”郜元宝说。
在郭敬明之前，或者说在更早一点的少年作家韩寒之前，作家成为明星，在中国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成为侈谈。许多作家都是灵光一现，出一两本口碑不错的书后就迅即消失，凭借作品带来的人气，或下海经商，或当官，靠卖文为生的越来越少。浮躁的心境主导下，作家写不出满意的作品了，这加速了中国社会阅读习惯的瓦解。
而与郭敬明时代相呼应的是，在历史上许多作家也曾作为口口相传的明星存在着。
乱世“星”现象
“作家就是明星，这是有历史传统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18世纪，像伏尔泰、康德这样的大家，虽然他们的书印数很少，但在法国或德国上流社会的地位很高，很多贵妇人不懂得他们的学问，但乐于向他们请教，并且以能够谈论他们的作品为荣。人们对作家有种好奇，在那个时代，其他领域的公众明星并不像现在这么多，作家被制造成明星，相对来说更加容易。
不过，中国早年的“星作家”并没有像郭敬明们一样有太多的包装与排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自发造就了“乱世群星”的格局。当时中国士大夫的传统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自行崩颓，中国文学随之混沌初开、宗师并立：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言论家、社会评论家、学者作为作家的中坚力量，以鲜明的批判态度迅速崛起；另外一方面，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人文作家，也将至善至美的文学理想、探求人性的文学立场趁机推向了极致，虽然后者“在喧哗的时代中迟迟不能够得到理解”，例如郭沫若就曾经撰文，认为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还有很多作家左翼化了，他们把自己的文学和革命运动挂上了钩，如丁玲，她的荣辱成败终生同政治评价联系在了一起。
而无论左中右，剧变的时势几乎提供了文学疯长的一切沃壤，滋养了一大批流传至今的“恒星作家”，他们活着时就被时代赞扬或贬抑，普遍有着创世纪的坚韧、大气与精巧。即使是表达市井生活，因背靠大时代的风云，个人的生活琐碎竟也是空前的海纳百川，比如张爱玲、苏青这样的都市作家，一样以敏锐、机智的文风而成为“时代星女”，宛如乱世里的佳人在沦陷区大红大紫。
建国后，中国开始在作家队伍里政治造星，文学的启蒙功能转化为政治服务功用，“五四”传统下生长的作家在茫然中失去了创作力。被归为右翼的沈从文陷入了精神失常，他在手记中记录：“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左翼作家也大都在政治运动中失势了。
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时势造星完全让位给了政治造星，特别是文革年代，不少作品概念化、公式化，直露地图解政治，纯粹成为政策宣传的“工具”，但一批无名作者却因此而成为“卫星作家”，火速上天。郜元宝介绍，“当时的作家是以接受政治任务的方式去写作，出现了很多工人作家，他们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学明星。”
寻找个体表达时的文学失落
上个世纪中国步入改革时代，但文学与政治关联的造星惯性却未减速。王蒙、蒋子龙、张贤亮等都是当时的亮星，那时中国的传媒和大众文化还没有发达起来，人们主要是阅读，所以作家不想成为星也很难。有趣的是80年代，“政治命令的写作没有了，但作家主动地融入那时的意识形态，主动变为传声筒，有一种幸福感、解放感和使命感，不知道在背后操纵他们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大手”。而当时作家获奖、成名的惟一标准就是“跟不跟得上形势”。著名文学出版人安波舜回忆，东北地区的一位作者，曾写了一则短篇小说，描写一位老生产队长在承包土地政策未实施前的痛苦心情，恰好农村正搞包产到户，此文一举获得全国大奖，他由此跻身专业作家行列，成为省作协的主席，这种鲤鱼跃龙门的幸运让人目眩。
80年代末，作家的光环却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郜元宝认为，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以王朔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出来了，那些“正统”的作家们迅速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嬉皮士的、颓废的、迷惘的、或者是锐意探索的“先锋”。
不过，仍有人在默默探索人性在时代变革中的内涵，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了个人叙事立场，表现出强烈的多元化倾向。这种实践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了端倪，创造了一批“彗星作家”，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他们的作品为中国文学20世纪的最后十年划出了一些耀眼的光芒，但这批作家中的很多人，或经商或做官，在一度时期内鲜有优秀作品面世。
也有文学评论者预言，这些作家将在经历近10年的中年迷惘之后，从50岁左右开始，陆续地重新给中国文学界带来星光灿烂，最近裹挟《许三观卖血记》余威的余华的复出也许就是一个征兆，从读书市场来看，人们对余华、苏童们仍有强烈期待。
“超女”型作家
“星作家”尚在优雅、缓慢地向前运行时，郭敬明来了，他的文字中充满着青春的残酷和绝望，“我总是看不清楚你的脸，你脸上沉沉的如同雾霭般的忧伤，你脸上的如同火焰般的乖戾，几百年几千年轮回转动，我在命运前匍匐了几世几代。”这种充满灵性的青春之美在人们还不肯承认其价值的时候，让年幼的读者泪流满面，轻易地就颠覆了中国作家传统的造星体系。
《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认为，现在的文学消费者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对文学还保持着原始的冲动，不像成年人那么理性，而年轻作家与年轻读者更易沟通，更易被认同。
以《晃晃悠悠》成名的作家石康将郭敬明现象比喻为“作家中的超女”，即恰好也是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样的海选脱颖而出的，这让一个尚未掌握纯熟写作技能的青年，有机会凭借自己原生的才华走红，并成为大众明星。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认为，除了网络的写作方式和年龄背景，出版社的炒作包装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当年郭敬明刚进入上海大学不久，春风文艺出版社就宣布要买断他大学读书期间的所有创作，“这其实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等于做广告，完全属于出版商要把作家造成明星的有意识行为”。
郜元宝的忧虑在于市场并不是按照文学性来筛选的，如出版商急功近利，就容易导致作者投市场所好，虽然这个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生产的模式很强有力，也很具刺激性，但是一定会付出代价，比如明星作家自我评价的失真，以及为占领市场份额导致的心态浮躁。
“这与我们的文学本身的不成熟有关。”郜元宝呼吁，中国文学界以后的发展，除了依靠现在的造星运动以外，还可以有一些新的方式：比如发展一些纪实文学和回忆录，像李锐、朱正、杨显惠、尤凤伟、章诒和、吴中杰等人的作品，既带有一定的文学性，又涉及普遍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以学者的身份去写，并非虚构，可以填补中国文学的空白；另外，翻译文学正在悄悄抬头，现在很多中青年作家都是读翻译小说成长起来的。
“我希望这能给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明星作家们发出一个信号：读者们的眼光并非只是聚集在你们身上，你们只是市场的一部分。”郜元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