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20师从湖南岳阳平江进驻东门，国民党残部作鸟兽散，人民子弟兵未费一枪一弹，解放了以东门市镇为行政机关驻地的上东区（今大围山镇）。东门集镇近郊的锦绶堂是大革命时期湖南省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驻地。有着老苏区革命传统的大围山人民群众，纷纷涌上街头，点燃鞭炮，敲锣打鼓，欢天喜地迎接解放。
　　解放军并未在大围山地区驻扎，他们一路南下，继续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因此，大围山地区并没有因为解放而“天下太平”，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土匪为患的状况仍严重困扰着解放初期的大围山百姓。
　　这话要从1947年讲起。这一年，大围山地区被国民党划为绥靖清查区，伴随着市场萧条、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的经济形势，政治方面却上演着国民党、三青团竞相拉票选举“国大代表”的闹剧。以长田村地痞恶霸张树基为首，他拉起了一个30余人的土匪团伙，趁着乱世大肆打家劫舍，祸害百姓和商家。国民党驻军起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纵容了土匪团伙为非作歹。后来在商、民一致强烈要求下，“国军”才出动队伍把这伙土匪驱散了。驱散并不等于歼灭，这伙土匪化整为零，四处流窜作案，弄得大围山地区百姓没有一点安全感。
　　1949年冬，从东北解放区奉命南下的罗其南（1918-1986，湖南浏阳大围山人）回到湖南，担任中共长沙地委副书记（后来升任湖南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他任职后不久，便带着一个警卫排，回到了家乡大围山。他此举并不是搞什么“衣锦还乡”，而是接到家乡父老的告状信，特来整治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给家乡的匪患。
　　长田村有几个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帮助过他逃脱国民党搜捕的老乡，他从这些老乡的反映中得知，张树基土匪团伙中，有一个“悍将”叫廖才统，家住都佳村的皂上。
　　此人是旧社会为霸一方的地痞，仗着有一身武功，自称“飞行大侠”，经常在平江、浏阳界上九岭一带埋伏，袭击过路客商，见货抢货，见钱抢钱，被害者稍有反抗，便行凶伤人。甚至在东门、白沙街上，他一旦获知某家有大笔钱财，夜晚蒙面就敢去入室行劫。他有一班狐群狗党为虎作伥，张树基逃窜外地后，他成了事实上的匪首。
　　大围山地区解放后，直到1950年4月才废除旧乡、保，实行民主建政。从1949年7月起的八九个月内，除了在官渡设有东区临时政府外，达浒、东门、白沙都只设有秋征、支前的工作组。廖才统正是利用这一特殊时期频繁作恶，深受其害的人民群众不得不把根绝匪患的希望投向刚刚在全国执政的共产党身上。
　　罗其南听完乡亲们的投诉，斩钉截铁地说：“请家乡父老们放心，国民党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一定能解决！”
　　罗其南决定擒贼先擒王，当晚便派警卫排包围了廖才统的家，实行搜捕。廖才统虽预先知道一点风声，但他认为共产党的官与国民党的官差不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共产党的大官回到家乡，板凳还没坐热便派兵包围了他的家。
　　围屋的战士对廖才统的武功警惕性不高，抓到他时没有立即上绑。廖才统利用这个疏忽，举起双手假装老实，走到屋檐下时，突然一缩脚跳上屋顶，然后用多年练就的轻功跳到门口的田畴里，趁着夜色飞也似的逃遁了。解放军战士的枪声很密，但都没有击中这个身怀绝技的悍匪。
　　带队的排长向罗其南做检讨，罗其南成竹在胸，安慰排长说：“吃一堑，长一智，不要紧，让他多活几天，我自有办法抓到他！”随后，罗其南让秘书贴出一张布告，宣称廖匪在逃窜外地途中被击毙，请老百姓互相转告，不要担心，只管放心做自己该做的事。
　　布告贴出后，果然市面上往日惧怕匪患的压抑气氛为之一松。这时罗其南把排长叫到跟前，面授机宜，排长领命而行。
　　廖匪逃窜后的第三日半夜，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同样是在其家中将他再次擒获了。这一次战士们吸取了教训，抓到后立即上绑。廖才统只得唉声叹气说：“还是你们共产党厉害，我中计认栽了！”
　　原来，罗其南在廖匪初次逃遁后去察看现场，发现他抢来的“压寨夫人”颇有几分姿色，于是罗其南便故意发出廖匪被击毙的布告，给他创造回家的“机会”，同时命警卫排长派精干的战士，夜夜埋伏蹲守。就这样，一切都按他的安排发生了。
　　廖才统被押到官渡审讯后，随即押回东门，召开群众公审大会，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他伏法后，手下的喽啰们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纷纷投案自首，接受法律的惩罚。至此，困扰大围山地区多年的匪患终于根绝了。大围山人民奔走相告：国民党拖了几年的问题，共产党几天就解决了。
　　此后，罗其南智擒盗匪的故事，也变成大围山地区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