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到高福很难，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熟悉他的人都说，高福是所里最忙、最辛苦的人。
　　翻开高福的简历，中科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国科大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数十个头衔加身的他，恨不得24个小时都拿来工作。
　　可他却笑笑说，自己偶尔还能跑到电影院，去看部热门大片。
　　如此游刃有余，他是怎么做到的？
　　留在非洲的秘密
　　2014年3月开始，一场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为中心的埃博拉病毒疫情迅速在整个西非蔓延开来，近三万人感染，一万多人死亡。
　　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派出首批63名工作人员，组成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出征塞拉利昂。抱着与埃博拉斗争到底的决心，高福应征前往一线。
　　刚到西非不久，高福就发了五天烧。
　　“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我并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不过我还是自觉在宾馆里自我隔离了一个星期。”高福说，“这事我也没告诉国内的人。”
　　现在谈起这段鲜为人知的插曲，高福的口吻很轻松。但在人人自危的疫情一线，面对着致命病毒的肆虐，对心理素质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那时候我提醒自己不要着急，而且万一真感染了，着急也没用。”在多年与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斗争中，高福说自己一直都持有这样的心态。“做这行，心理素质的训练高于一切。”
　　也正是如此强大的心理素质，成就了今天的高福。
　　“我走到今天，失败比成功多”
　　2004年，高福收拾好行囊，锁上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办公室的门，卸下教职，结束了13年的海外游学生活，回到北京。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海归”科学家有一种特有的刻板印象。许多人物传记中也常写，“他们放弃了国外优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带着一腔爱国热情，毅然回到祖国”。
　　但高福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这种人。对他而言，回中科院工作，是因为这里能为他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而且，我父母也在国内嘛，他们需要我照顾。”他笑着说。
　　在他看来，在他所从事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领域，中科院的硬件比国外要好，还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强的团队，让他在国外十几年积累的科研理念、思考、抱负能够得到充分的释放与实践。“在国外我可能只能成为一个小领域的专家，但在中国，我才有可能去做一些顶天立地的事。”
　　“大家要理解，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中国科研实力上去了，将来发达国家也有可能从中国挖优秀人才，这都是正常的。”
　　这种平常心也贯穿他科研工作的始终。高福坦言，自己走到今天，失败比成功要多得多。“科学本来就是无数次的失败换来一次成功，大家看到我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却不知道我已经被他们拒绝过99次。”
　　但在失败中，高福迅速成长。他从一个农业大学兽医学专业训练出来的学生，不断跨界，从最初的分子生物学、病毒进化学、结构生物学，到后来的流行病学、公共卫生政策，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功。
　　于“细微”处见大义
　　如今的高福，已经是在《科学》《自然》《细胞》《新英格兰医学》《柳叶刀》五大顶级学术期刊上取得“大满贯”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学家之一，几乎可以说已经“功成名就”。
　　但高福的梦想并没有就此止步。与H5N1、SARS、H7N9、MERS、埃博拉病毒等重大新发、突发病毒一次次周旋的经历告诉他，防患于未然永远都是传染病防控的“黄金准则”。
　　2015年，寨卡病毒在南美洲暴发，之后在全球蔓延，我国也出现了多个输入病例。高福敏锐地预感到，寨卡病毒对中国的潜在危害可能会非常大，甚至“可能大过其他病毒”。
　　“这种病毒对大部分成年人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胎儿则可引起小头症畸形。现在中国刚刚放开两孩政策，会出现一大批高龄产妇。从群发病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个病毒在中国传播开来，给家庭、政府，都将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
　　今年年初，高福就开始在各种场合呼吁科学界重视寨卡病毒，并建立输入病例监测及研究共享机制。之后，他在中科院内组织了一支由20多个研究室组成的联合攻关团队，把他在中科院微生物所做流感病毒研究的团队调了过来，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多家单位也迅速参与进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等院外研究团队也加入了攻关队伍，大家通力合作，仅过了两个多月，就产出了一批世界一流的重大研究成果。
　　“技术求同，科学求异。”高福说，“寨卡病毒身上还有很多科学问题没有搞清楚。在这个领域，中国要去寻求能够在科学上引领世界的突破点。只要做出来，我们就是第一。”
　　上有顶天的科学问题，下接立地的国家需求，在与“看不见的敌人”周旋的日日夜夜，高福感受到了使命的召唤。
　　他始终记得，第一次拿到病毒入侵关键蛋白结构时的兴奋，也始终记得，动身去塞拉利昂的前一晚，他对自己的女儿说，我要去塞拉利昂了，而女儿的回答是：“爸爸，我也跟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