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淓，字中和，号敬一，自称敬一主人，又称敬一道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在北京为清政府所害。朱常芳是明朝末年的皇室袭封亲王之一。
　　小璐王朱常淓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他在学术方面却有较为突出的成就，多有著述传世。他在音乐、书法、绘画诸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这里，我们主要谈谈朱常淓在书法篆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
　　朱常淓的书法篆刻印章实物虽然目前还未发现，但在河南省卫辉市博物馆保存的230多方朱常芳淓手书唐诗石刻上，却留下了小潞王数百方印文，这对我们研究明代的书法篆刻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于朱常淓的书法，过去很少有人知道。《小腆纪传》里说他“工书画，好古玩，通释典”。所谓“工书画”，是说他在书法、绘画上刻苦钻研，并有一定得成就。乾隆《汲县志》卷十三《艺文中》录有朱常淓写的《述古书法纂序》，序中写道：“述古书法纂者，乃余学书之暇，随笔集录者也。皆杂出，语次不伦，聊以适志，聊以适志，非敢曰学古有得云。然也矧呼书法之渊源，字学之精蕴，前贤议论，业备大全，宁资余之篡集哉。虽说，道以互证而盖明，理缘采择而加密，千虑一得，戈亦时获利则兹集也。或亦如古者所不异欤！语有之世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集众以余嗤因不揣固陋而寿诸木，盖欲望同志君子增广而润色之，以为清时雅尚云尔。”表明他十分珍视我国古代书法的成果。
　　朱常淓幼年学于父，后临摹诸家，广收真草隶篆诸书本，闲暇之时，“日临数幅”。他的书法，真、草、隶、篆字体均有，其篆书见于他的手书唐诗石刻印章及琴、鼎等器物的铭文。印章上的篆文，有小篆，也有大篆，往往一字数体，颇有发明。其楷书见于他的手书古石刻和各种制品的编导。在今卫辉市太公泉镇香泉寺东寺的崖壁上有其题刻的楷书“香泉”二个大字，其字端庄沉稳，颇见功底。他的隶书，存世很少，仅见于石刻中的少数印章。在书法中，朱常淓尤善行草，对晋之王羲之，唐之怀素倍加崇拜。在崇祯九年前后，是他大力从事行草创作时期，并把他的行草书法让石刻在碑石上，建馆保存。从刻在这些碑石上的行草看，朱常淓的行草如“骤雨旋风”“奔蛇走虺”，书法遒媚劲健，放逸流畅而不狂怪。代表了朱常淓的书法艺术特点。
　　朱常淓的印章主要是指刊刻在其手书唐诗的碑石上，这些印章按照印文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名号印，另一类为闲文印。
　　名号印大都刻在手书的落款处，其中有“潞王之宝”、“潞国宗笔”、“潞王亲笔”、“中和甫之宝”、“潞国敬一道人”、“敬一主人中和甫之宝“、“崇兰画室”、“皇明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甫诚意斋之宝”、“皇明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甫望月楼之宝”等等。
　　闲文印有的刻在手书的迎首处，有的刻在落款处，其中有“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修已以安百姓”、“立德、立功、立言”、“春秋礼乐、冬夏诗书”、“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言行君子之枢机”、“恭敬而温文”、“自修”等等。
　　这些印章从印的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方印、长方印、园形印，椭圆形印，外圆内方印、六角形印、肖形印、瓢状印等等。布局也不一样，方印、长方印中多有日字格或界格。从印文上看有朱文、白文、朱白相间，或半朱半白与朱白相间，印文刻得十分娴熟、活泼。章法也错落有致。生动和谐和，可以说方寸之地，气象万千。从印文的书体上看，小潞王将金文、篆体入篆，篆文里又有笔划故作茧自缚屈曲之状的缪篆;又有笔划故作鸟虫篆;又有竖笔引长下垂的悬针篆;还有九屈折更甚的九叠篆，九叠篆在古代多作官印，这里只见到名号印中三方即“潞王亲笔”、“潞国敬一道人之宝”、“潞国中和之宝”。小潞王印文书体、章法、凿刻多有变化，所以有的显得苍劲简朴，有的雄浑粗犷，有的浓郁含蓄，有的典雅俏丽。使人观后，耳目一新，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我们知道中国的印章，在秦以前称“鉨”。战国“鉨”，因各国分立，各行其是，“鉨”大小，形式，差别悬殊，花样繁多，朱白文都有。秦统一后，对印玺也定了制度，设“符节令丞：，专管其事，规定只有天子之印称”玺“，臣下用的称“印”，“印”之称谓始行。故印章起于春秋，盛于秦汉，滥于六朝，衰于唐宋元。但进入明代。印章神奇般地崛起，这从小潞王众多的印章中可见一斑。这是中国印章艺术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化，令人注目。
　　在元末王冕之前，治印皆以铜玉为主，大都是由书法家书篆，工匠刊刻，绝少有专门的兼书带刻的专业治印家。随着宋元文人画的发展，文人画主张“尚意”，画成之后，感到意犹未尽，因此在画上出现了题款与闲章。其印章并不闲，抒情写心是闲章的主要倾向，这种倾向必然导致了书画家希望印章从比较复杂的工艺制作中解脱出来，成为自书自刻的艺术活动。但在明代以前，尽管这种欲望很强烈，但“金石之类，用力多而难成”（沈野《印谈》）道出了文人治印，欲刻不能的苦衷。元末王冕以石治印，使文人找到了易于奏刀的印材。“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江右熊中笥所蓄颇夥，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喑’于是尽弃所有”。（刘绩《霏雪录》）从此花乳石便成为文人易于奏刀的理想印材。花乳石为总名，产自各地，因地得名，品目繁多。主要有浙江青田石，佳者称“灯光冻”。福建福州芙蓉峰下的寿山石，佳者称“田黄“。浙江昌化石，佳者称“鸡血”等。文人对其陪爱有加“其文润泽有光，别有一种笔意精神，即金玉难易优劣之也”（甘旸《印章集说》）。“石宜青田，质泽理疏，能以书法行乎其间，不受饰，不碍刀。令人忘刀而见笔者，石之从志也，所以可爱也。”（吴名世《翰苑印林》）自明代文彭把青田石（灯光冻石）引进印章后，文人亲手治印便蔚然成风。以至“家家仓、籀、人人斯、邕”（苏宣《苏氏印略自序》）。生活于晚明时期的小潞王朱常芳也必定受其影响。石章的普及，结束了因材质硬，文人难以自刻的历史，对篆刻艺术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印史上伟大创举。石章“引进”印章后，文人们便倾注自己的才华，竞相刻石，为明代印章的崛起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出现了许多篆刻治印大师。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文彭。文彭生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卒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字寿承，号三桥，长洲人（今苏州），文征明长子。他在篆刻艺术上率先倡导“宗汉复古”打破了唐宋500多年印章森严非艺术化的怪圈，为普及印章艺术开了先河。明末篆刻大家朱简就说过：“自三橋而下，无不从斯籀，字字秦汉，猗欤盛哉。”这种逾越宋元直追秦汉的创作实践，在明代起着承上起下的作用。
　　再看小潞王朱常淓的印章，无不带有秦汉的烙印，秦汉中多数有界格的特征，在小潞王朱常淓的闲文印章也多有体现。其取消界格，风格多样，艺术丰富多彩的汉印特征更是随处可见。这无不与当时文人自篆自刻“印宗秦汉”的影响有关。晚明上海顾汝修以一千八百钮古印于1571年辑成《集古印谱》（凡六册）。开创了以秦汉古玺原印钤拓成谱的先河，为印人诚实地借鉴，吸取秦汉印的丰富艺术养料提供了蓝本。《集古印谱》的推出对明代印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家摹人范，以汉为师”（祝世禄《梁千秋印集》）其后，朱简更是花费十四年的时间，研究了一万多钮古印章，于是1610年、1611年完成《印品》二集，其于1625年辑成创作印谱《菌阁藏印》二册。此外，甘旸摹刻一千七百多钮古玺印，于1596年辑成《集古印正》等。这些古玺印谱、摹刻印谱相继的推出，对推动明代印章艺术的提高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在晚明，印学理论，如朱简《印经》、沈野《印谈》等，不论它的广度，还是深度和力度上都显示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指导意义。为明代印章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小潞王朱常淓的篆刻艺术成就正是在上述时代环境氛围下取得的，加之小潞王热衷于书法艺术，有着良好的篆书基础。“元书不精入神，而能抠刀如笔，吾决不信”（何震《续学古编》）“夫图章之难，不难于刻，而难于篆，点画之中，尽态极研，曲臻其妙”（程名世《印商》）“作者不究心于篆，而工意于刀，惑也。”（甘旸《印章集论》）。这些论述客观上强调了书法在印章上的重要地位。正因如此，小潞王的印章主要在承袭了秦汉印章平正直方，布局谨严，粗放雄伟，浑厚古朴，奇崛洒脱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形成了艺术上丰富多彩，风格多样的篆刻艺术特点。当然，小潞王朱常淓的篆刻艺术成就比不上文彭、朱简、何震等明代篆刻大师，但他形式多样的印章对研究明代的篆刻艺术还是有较高的价值的，在明代篆刻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