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一生獨立思考，表里如一，不怀私意，洒脱旷达，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行、实践。”采访开始不久，梁漱溟的长孙梁钦元先生，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对祖父的印象。
　　在梁漱溟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日记里，孙辈们的名字频频出现。从不顾家的他在七十岁之后成了照顾孩子的行家里手。
　　梁钦元至今记得祖父带他们出游时用餐，只给四个孩子要了二两米饭，“他认为孩子的胃口是被撑大的，但我们都没吃饱，回去就和奶奶控诉”。另一件事是祖父后来告诉他的，一次他生了病，喝药怕苦，父母给了他一块糖。正好祖父来，说：“糖吃多了不好。”他反问：“多少算不多？”“你的回答非常不同，想把这个‘度’搞清楚。”
　　“不要贪”是梁漱溟给儿孙们的忠告。“我父亲回忆，他一生中耳提面命的教诲只有一次，祖父只谈了三个字‘不要贪’。后来我堂弟通宵看书学习，祖父也告诫他‘不要贪’，有行有止，不沉溺不放任。”
　　“文革”年月中，古稀之年的梁漱溟早上起来要扫公厕和大街，白天要开批判斗争会。在这段混乱动荡的日子里，他开始写作《儒佛异同论》，参考资料都被没收，下笔仅凭记忆，不到半个月就写完了“论一”。虽然身处恶境，内心依然平静澄澈。“一切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惊骇，不讶异，不幽怨，随感而因，行其所当行。”梁钦元如此解释祖父的人生态度。
　　酝酿于二十年代的《人心与人生》在1975年完稿。次年，在给学生的信中，梁漱溟称自己“使命完毕，可以去矣”。不久之后，他坚持了数十年的日记也不再记了。
　　1979年底，梁漱溟搬入北京木樨地的“部长楼”，“陈永贵在楼上，曹禺在楼下，对门是丁玲”。孙辈们陆续成年，梁漱溟并不要求他们继承学问，而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他的一个原则是不要‘强众从我’，只要发愿为大众服务，生命力得到发展，就是好的人生。八十年代的时候流行迪斯科，我弟弟拿着录音机给他表演了一段舞蹈。爺爷扶了扶眼镜，笑笑说，‘你喜欢就好。’”
　　1980年，梁家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来自美国的艾恺教授。早在1973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他就试图拜会梁漱溟，未能如愿。此次前来，他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半个月里每天都到梁家做访谈。后来访谈结集出版，名字正是梁济（梁漱溟之父）的临终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艾恺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称为“最后的儒家”，因为他“表里如一，心口如一，言行如一”。这个称谓曾引起一些人的争论和不满，对此，艾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是儒者，而你们是儒学工作者。”
　　【原载2016年第31期《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