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文心雕龙·辨骚》）的《离骚》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屈原就使用大量的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开篇几句诗人抒写了自己的家世与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不少注本在论及“内美”时，常将其释为“内在美”、“内心美”一类，如王泗原《楚辞校释》注为“内在的美德”，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为“内在的美质”。但这些都不过是望文生训的解释。这类解释忽略了句子中表示过去的时间副词“既”和指示代词“此”。正是这两个词的限定，指明了“内美”不是指别的，恰恰是《离骚》开篇所叙的血统高贵，生逢吉时，得赐嘉名三件事。
　　关于这一点，其实前人说得很明白。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说：“《离骚经》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明代汪瑗《楚辞集解》云：“‘内美’总言上二章祖、父、家世之美，日月生时之美，所取名字之美，故曰纷其盛也。”简言之，“内美”乃秉之于先天的内在美质。以自陈古先王的苗裔发端，不难看出，屈原十分看重自己的高贵身世与血统。例如在其名作《橘颂》开篇就有“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句子，按东汉的王逸说法是“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树，异于众木，来服习南土，便其风气，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树，亦异于众也”（《楚辞章句》），而屈原在一开始就指出橘树乃秉天地神灵之气，生就血统高贵，故有“后土”、“受命”之说，其实与才德关系不大。
　　一个人的血统与出身，在古代氏族或宗族社会都是极关紧要之事，正如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调查到的那样，“同一个氏族的成员，无论他们分属摩霍克部，鄂纳达部，鄂农达家部，卡尤加部或塞内卡部，彼此都是兄弟姊妹，因为他们是从同一祖先传下来的子孙；他们是以十分诚笃的态度来承认这种关系的。当他们见面的时候，首先要问的就是双方的氏族名称，其次就是说氏族的首领们的直接世系”。（《古代社会》）在西方著名的英雄史诗里，无论是《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还是《埃涅阿斯纪》中的埃涅阿斯，经常自叙高贵的身世以骄人。所以说，“内美”正是屈原引以自豪的浸透着强烈氏族意识的一种优越感的体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信属于自我意识的范畴，强烈的自我意识往往能感受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因而屈原特别感受到了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乃至常以“来吾导夫先路也”的君王导师自居。班固对他有“露才扬己”（《离骚序》）的批评多少也着眼于此。
　　尽管屈原骄傲于自己的“内美”，但不能否认他对于内心与外在同一美的追求，他强调“又重之以修能”，实际上也就指出了在“内美”和“修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后天的修养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他特别强调立“志”。对自己才能、品德的修养方面的要求，屈子往往能将它与国家盛衰自觉而紧密地联系起来，充分表明了他“志”的远大和执著。
　　王逸在评论《离骚》首句时说：“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俱出颛顼胤末之子孙，是恩深而义厚也。”（《楚辞章句》）清代林云铭说：“（首句）有宗国不可去之意。”（《楚辞灯》）后人更将这些说法演绎开去，谓“同姓之臣，义无可去，死国之志，已定于此”。（马其昶《屈赋微》）如果仅从“同姓之臣，义无可去”的“内美”角度来理解屈子，未免将其爱国精神看得太过狭隘。屈原的爱国与宗族情感的确关系密切，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来说，它也是反映楚国这一地区的历史特征，不能推而广之地理解。从时代风尚来看，战国末年国家观念淡薄，如西汉扬雄在《解嘲》里所说：“士无常君，国无定臣。”“朝秦暮楚”的现象十分普遍，当时的许多政治家或者文人看中的是个人的功利与学说比量，散处四方，游说诸侯。韩国的公子韩非也是韩王的“同姓之臣”，理想不能实现时，毅然西行入秦，何来“义无可去”？而屈原始终不为威屈、不为贫移，与楚骨肉相连，生死与之，这也正是全楚人民千百年来建立起来的对祖国最深挚的民族情感的集中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内美”才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