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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何少报一年半党龄？
周恩来是怎么入党的？
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因旅日时接触国内的《新青年》和日本的《社会问题研究》等杂志而逐步形成的。而他下决心要做一名共产主义者则是在天津领导五·四爱国运动遭反动当局逮捕的狱中。他自己曾说过，“思想是擅动于狱中”。
决心下了之后，他就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名曰“勤工俭学”，实质他已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者。所以，待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到欧洲后找他谈话时，他就表示了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据张申府后来回忆，“我是1921年的第一天到达巴黎的！”“同时我也着手组织中共小组。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这就清楚地说明，周恩来是192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建党之初，还没有后来的自己写申请、组织考察、填表、党小组、党支部开会通过、宣誓、转正等一系列程序。像周恩来入党时，就是由张申府找周恩来谈两次话，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是相约到柏林万赛湖，以游湖为掩护谈周恩来入党事情的。谈过话后，张申府认为可以，就向国内的陈独秀写一封信，告诉他已发展周恩来为中共党员了。“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1921年的创立经过”。可以说，介绍周恩来入党是张申府一生最引以为荣耀的事。
周恩来为啥少报党龄？
人们通常都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视为自己获得的第二次生命。周恩来也不例外，以他的聪明睿智和超人的记忆力是绝不会忘掉自己的入党时间的。但他在党的七大召开前与会代表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上写的是“1922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其介绍人为张申府、刘清扬”。
1991年10月，笔者为筹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在北京拜访了当时还健在的跟随周恩来20多年的行政秘书何谦。何老深情地回忆说，到党的八大召开时，总理（指周恩来）填表时我曾告诉他，毛主席和董老（指董必武）原来的入党时间都是1921年，现在他们都已改填为1920年了。总理一听马上回答说：“我的党龄不能和当时在国内的毛主席和董老比，他们都参加了党的一大，是我们党的创始人。”
周恩来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白，因为他没能参加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他就不能排在我们党的创始人行列，在党内的资历上也就应该比毛泽东、董必武他们晚一些。这就是周恩来在处理自己问题时的一贯做法：宁可委屈一点自己，也一定要尊重别人。
周恩来的党龄是怎么改过来的？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海峡两岸逐步恢复了交流。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时的好友赵光宸的子女返回大陆探亲，并带回了几张历史照片。这些照片中就有张申府、刘清扬和赵光宸4人当年在德国柏林万赛湖上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谈周恩来入党问题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是当时拍好后被赵光宸1949年带去台湾的。据赵光宸的大女儿、也是赵家惟一留在大陆的、当时在安徽马鞍山供电局工作的赵忠绮对笔者说，她曾经和台湾回来的弟妹们一起去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姑姑邓颖超，向姑姑展示了那几张照片。因为赵光宸也已去世多年，所以赵忠绮提出把照片留给姑姑做个纪念。邓颖超告诉她，这几张照片能保存下来很不容易，还是送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好进行深入研究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赵忠绮就把由其弟妹们带回的6帧珍贵的历史照片全部捐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和退休后的十多年里，曾多次赴京拜访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专家和学者以及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据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多年、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郑淑芸对笔者说，夏之栩当年也曾是中共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来的成员，她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革命烈士赵世炎的夫人。在看到张申府、刘清扬等在柏林游湖的那张照片后，曾陷入深思，认为周总理太谦虚了，他的入党时间明明是1921年，怎么能算1922年呢？他也应该和国内建党前各个党小组的党员一样计算党龄才对。于是，夏之栩老人特意为这事向中央写了信，郑重地提出了她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中央收到夏之栩的信后，胡耀邦总书记就批示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中组部组织调查。中组部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党史研究室等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最终同意重新确定周恩来入党时间为1921年并得到中央的同意。
周恩来生前少报一年半党龄的事见证了他是一位谦虚谨慎的中共党员。
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
夏之栩同志给中央写信，就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巴黎小组成员和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也应该和党的一大后国内小组的党员同样计算，即从一大后算起”。遵照耀邦同志的批示，我们就此问题同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经查：周恩来同志在七大前夕填写的登记表上写的是：1922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又说过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申府、刘清扬。这里，周恩来同志未说入党的时间，只说中央批准是在1922年夏。据张申府、刘清扬回忆他们是1921年春(二、三月)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的。例如，张申府在1982年10月填写的履历表中说明：“1921年初在法国巴黎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刘清扬在1960年重新请求入党的申请书中写道：“我入党的时间是1921年，在法国巴黎创建中国共产党海外支部加入的，创始人是张申府和北京学生青年赵世炎同志，以及天津觉悟社一部分朋友，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等同志都是同时参加的。”
当时，在巴黎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有5人，即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巴黎小组是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8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这是公认的事实。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8个小组的成员都是当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属于1921年入党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据了解，当时一些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他们的入党时间都是从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算起的，都没有再经中央批准的问题。例如，陈公培在1960年《对赵世炎同志入党问题的一点分析》一文中写道：“我由法国回来也未履行什么手续即成为党员。”又如，毛泽东、董必武两位同志在七大时所填入党时间是1921年，而八大时都改为1920年，即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意见将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改为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1921年。
同时，我们党的其他创始人，其入党时间，都应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时算起。中共中央组织部
1985年5月23日（据《福建党史月刊》）
庄则栋回应与江青绯闻
2011年恰逢“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在“乒乓外交”中，庄则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多年以来，体育系统内部并不愿接纳这位著名运动员。因为“文革”期间任国家体委主任3年，庄则栋和许多人一样被卷进了那场浩劫。
结识科恩开启“乒乓外交”
1971年，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小伙科恩跳上中国队的大巴。15分钟的车程，不仅改变了两个国家交往的历史，更改变了庄则栋的一生。庄则栋的做法，后来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许。“我为什么敢去（给科恩送礼物）？就是贯彻毛主席指示，1970年时他说‘现在我们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庄则栋回忆说。
2003年，曾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庄则栋，当年那个历史的转折是如何发生的：吃过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毛泽东翻看《参考资料》，看到中美两国运动员互换礼物的报道后，脱口感叹道：“我的庄爷爷。”并迅即下达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二十多年后，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这事你算是做到主席心坎上去了。”庄则栋说，“本来主席说他吃过安眠药说过的话不作数，但这次例外。”很快，同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到达了北京，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1972年2月总统尼克松访华。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庄则栋出任团长。
紧跟江青得罪很多人
1972年访美回国后，庄则栋成为了国家青年队的领队兼总教练，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此时，他已不自觉地跨入政坛。1973年，庄则栋被派往“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学习班结束回到体委时，有人开始攻击当时由周恩来提拔到体委任主任的王猛。起因是1974年初，两名内蒙古乒乓球运动员被殴打后写信告状，江青让王猛处理，但几天后没有回音。王洪文的秘书说，王猛不传达中央领导指示。体委的造反派开始质问王猛。“我提出来想为王猛做些解释工作。想告诉大家，国家体委不归江青管。”庄则栋说，“后来，一名造反派的头头告诉我不能这么讲，并让我问问上面（江青等领导人的意思）。”
“江青告诉我‘王猛是大恶霸、死官僚，是林彪线上的人’。你说我信不信？在学习班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毛主席对江青说‘我有些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跟别人说，只能跟你说’。所以我把江青他们都作为毛主席最信任的人来对待。”而关于外界传言的庄则栋与江青有绯闻一事，庄则栋这样回应：“这传闻我也听说过，怎么可能呢？人家那么大的领导，每次接见谁，身边秘书、服务人员一大堆，那些闲话都是没影的事。”庄则栋说，“我有私心杂念，就是想要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跟对人，别犯错误。”江青让庄则栋回去跟王猛斗。庄则栋听从了。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庄则栋将矛头对准了王猛，并得到众人的附和。
1974年12月，33岁的庄则栋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江青、王洪文等人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和那个年代被“四人帮”拉拢的干部一样，庄则栋也着了魔似的惯性地推行“四人帮路线”，开始体育革命。遵从“四人帮”的指示，庄则栋上任后更换了很多干部，以可靠为出发点。“大批地换干部，这下得罪很多人了。”庄则栋回忆说，“任职期间，我也不打干部，更没整死过人。”
“文革”后遭审查退出政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庄则栋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了4年。庄则栋无法想通，“四人帮”这样的人怎么也会倒台。自己在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分房不要，远在塔城的妹妹要调回来不让，紧跟毛主席身边的人怎么会有问题？隔离审查4年后，庄则栋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论。1984年庄则栋回到北京在市少年宫任教，培养青少年选手。一切政治活动和荣誉都再也和他无关。有次基辛格来华访问时提及他，得到的回答是“庄则栋出差了”。
此后，庄则栋在全国各地设立乒乓球俱乐部，2005年6月2日，庄则栋在北京成立“庄则栋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5年前，庄则栋被查出患了癌症，但他仍然积极治疗，乐观面对人生。
（据《中国新闻周刊》）
周恩来是怎么入党的？
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因旅日时接触国内的《新青年》和日本的《社会问题研究》等杂志而逐步形成的。而他下决心要做一名共产主义者则是在天津领导五·四爱国运动遭反动当局逮捕的狱中。他自己曾说过，“思想是擅动于狱中”。
决心下了之后，他就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名曰“勤工俭学”，实质他已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者。所以，待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到欧洲后找他谈话时，他就表示了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据张申府后来回忆，“我是1921年的第一天到达巴黎的！”“同时我也着手组织中共小组。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这就清楚地说明，周恩来是192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建党之初，还没有后来的自己写申请、组织考察、填表、党小组、党支部开会通过、宣誓、转正等一系列程序。像周恩来入党时，就是由张申府找周恩来谈两次话，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是相约到柏林万赛湖，以游湖为掩护谈周恩来入党事情的。谈过话后，张申府认为可以，就向国内的陈独秀写一封信，告诉他已发展周恩来为中共党员了。“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1921年的创立经过”。可以说，介绍周恩来入党是张申府一生最引以为荣耀的事。
周恩来为啥少报党龄？
人们通常都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视为自己获得的第二次生命。周恩来也不例外，以他的聪明睿智和超人的记忆力是绝不会忘掉自己的入党时间的。但他在党的七大召开前与会代表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上写的是“1922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其介绍人为张申府、刘清扬”。
1991年10月，笔者为筹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在北京拜访了当时还健在的跟随周恩来20多年的行政秘书何谦。何老深情地回忆说，到党的八大召开时，总理（指周恩来）填表时我曾告诉他，毛主席和董老（指董必武）原来的入党时间都是1921年，现在他们都已改填为1920年了。总理一听马上回答说：“我的党龄不能和当时在国内的毛主席和董老比，他们都参加了党的一大，是我们党的创始人。”
周恩来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白，因为他没能参加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他就不能排在我们党的创始人行列，在党内的资历上也就应该比毛泽东、董必武他们晚一些。这就是周恩来在处理自己问题时的一贯做法：宁可委屈一点自己，也一定要尊重别人。
周恩来的党龄是怎么改过来的？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海峡两岸逐步恢复了交流。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时的好友赵光宸的子女返回大陆探亲，并带回了几张历史照片。这些照片中就有张申府、刘清扬和赵光宸4人当年在德国柏林万赛湖上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谈周恩来入党问题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是当时拍好后被赵光宸1949年带去台湾的。据赵光宸的大女儿、也是赵家惟一留在大陆的、当时在安徽马鞍山供电局工作的赵忠绮对笔者说，她曾经和台湾回来的弟妹们一起去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姑姑邓颖超，向姑姑展示了那几张照片。因为赵光宸也已去世多年，所以赵忠绮提出把照片留给姑姑做个纪念。邓颖超告诉她，这几张照片能保存下来很不容易，还是送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好进行深入研究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赵忠绮就把由其弟妹们带回的6帧珍贵的历史照片全部捐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和退休后的十多年里，曾多次赴京拜访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专家和学者以及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据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多年、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郑淑芸对笔者说，夏之栩当年也曾是中共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来的成员，她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革命烈士赵世炎的夫人。在看到张申府、刘清扬等在柏林游湖的那张照片后，曾陷入深思，认为周总理太谦虚了，他的入党时间明明是1921年，怎么能算1922年呢？他也应该和国内建党前各个党小组的党员一样计算党龄才对。于是，夏之栩老人特意为这事向中央写了信，郑重地提出了她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中央收到夏之栩的信后，胡耀邦总书记就批示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中组部组织调查。中组部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党史研究室等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最终同意重新确定周恩来入党时间为1921年并得到中央的同意。
周恩来生前少报一年半党龄的事见证了他是一位谦虚谨慎的中共党员。
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
夏之栩同志给中央写信，就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巴黎小组成员和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也应该和党的一大后国内小组的党员同样计算，即从一大后算起”。遵照耀邦同志的批示，我们就此问题同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经查：周恩来同志在七大前夕填写的登记表上写的是：1922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又说过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申府、刘清扬。这里，周恩来同志未说入党的时间，只说中央批准是在1922年夏。据张申府、刘清扬回忆他们是1921年春(二、三月)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的。例如，张申府在1982年10月填写的履历表中说明：“1921年初在法国巴黎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刘清扬在1960年重新请求入党的申请书中写道：“我入党的时间是1921年，在法国巴黎创建中国共产党海外支部加入的，创始人是张申府和北京学生青年赵世炎同志，以及天津觉悟社一部分朋友，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等同志都是同时参加的。”
当时，在巴黎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有5人，即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巴黎小组是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8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这是公认的事实。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8个小组的成员都是当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属于1921年入党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据了解，当时一些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他们的入党时间都是从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算起的，都没有再经中央批准的问题。例如，陈公培在1960年《对赵世炎同志入党问题的一点分析》一文中写道：“我由法国回来也未履行什么手续即成为党员。”又如，毛泽东、董必武两位同志在七大时所填入党时间是1921年，而八大时都改为1920年，即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意见将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改为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1921年。
同时，我们党的其他创始人，其入党时间，都应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时算起。中共中央组织部
1985年5月23日（据《福建党史月刊》）
庄则栋回应与江青绯闻
2011年恰逢“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在“乒乓外交”中，庄则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多年以来，体育系统内部并不愿接纳这位著名运动员。因为“文革”期间任国家体委主任3年，庄则栋和许多人一样被卷进了那场浩劫。
结识科恩开启“乒乓外交”
1971年，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小伙科恩跳上中国队的大巴。15分钟的车程，不仅改变了两个国家交往的历史，更改变了庄则栋的一生。庄则栋的做法，后来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许。“我为什么敢去（给科恩送礼物）？就是贯彻毛主席指示，1970年时他说‘现在我们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庄则栋回忆说。
2003年，曾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庄则栋，当年那个历史的转折是如何发生的：吃过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毛泽东翻看《参考资料》，看到中美两国运动员互换礼物的报道后，脱口感叹道：“我的庄爷爷。”并迅即下达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二十多年后，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这事你算是做到主席心坎上去了。”庄则栋说，“本来主席说他吃过安眠药说过的话不作数，但这次例外。”很快，同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到达了北京，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1972年2月总统尼克松访华。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庄则栋出任团长。
紧跟江青得罪很多人
1972年访美回国后，庄则栋成为了国家青年队的领队兼总教练，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此时，他已不自觉地跨入政坛。1973年，庄则栋被派往“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学习班结束回到体委时，有人开始攻击当时由周恩来提拔到体委任主任的王猛。起因是1974年初，两名内蒙古乒乓球运动员被殴打后写信告状，江青让王猛处理，但几天后没有回音。王洪文的秘书说，王猛不传达中央领导指示。体委的造反派开始质问王猛。“我提出来想为王猛做些解释工作。想告诉大家，国家体委不归江青管。”庄则栋说，“后来，一名造反派的头头告诉我不能这么讲，并让我问问上面（江青等领导人的意思）。”
“江青告诉我‘王猛是大恶霸、死官僚，是林彪线上的人’。你说我信不信？在学习班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毛主席对江青说‘我有些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跟别人说，只能跟你说’。所以我把江青他们都作为毛主席最信任的人来对待。”而关于外界传言的庄则栋与江青有绯闻一事，庄则栋这样回应：“这传闻我也听说过，怎么可能呢？人家那么大的领导，每次接见谁，身边秘书、服务人员一大堆，那些闲话都是没影的事。”庄则栋说，“我有私心杂念，就是想要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跟对人，别犯错误。”江青让庄则栋回去跟王猛斗。庄则栋听从了。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庄则栋将矛头对准了王猛，并得到众人的附和。
1974年12月，33岁的庄则栋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江青、王洪文等人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和那个年代被“四人帮”拉拢的干部一样，庄则栋也着了魔似的惯性地推行“四人帮路线”，开始体育革命。遵从“四人帮”的指示，庄则栋上任后更换了很多干部，以可靠为出发点。“大批地换干部，这下得罪很多人了。”庄则栋回忆说，“任职期间，我也不打干部，更没整死过人。”
“文革”后遭审查退出政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庄则栋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了4年。庄则栋无法想通，“四人帮”这样的人怎么也会倒台。自己在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分房不要，远在塔城的妹妹要调回来不让，紧跟毛主席身边的人怎么会有问题？隔离审查4年后，庄则栋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论。1984年庄则栋回到北京在市少年宫任教，培养青少年选手。一切政治活动和荣誉都再也和他无关。有次基辛格来华访问时提及他，得到的回答是“庄则栋出差了”。
此后，庄则栋在全国各地设立乒乓球俱乐部，2005年6月2日，庄则栋在北京成立“庄则栋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5年前，庄则栋被查出患了癌症，但他仍然积极治疗，乐观面对人生。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