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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采用了多重式的聚焦叙事，使其主人公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并在多声部的独白和对话中重叙了黑人被压抑的悲惨历史。本文采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从主人公的主体性，人物的对话性以及对话中的历史重叙三方面解读《宠儿》的复调性特色及其艺术效果。
关键词：《宠儿》巴赫金复调对话
Abstract： Toni Morrison applies multiple types of focused narratives in Beloved to make the protagonist have an independent self-awareness， and recounts the tragic history of black’s being oppressed in multi-voice monologues and dialogues. This article employs Bakhtin’s polyphony theory to interpret the polytonic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effects of Belov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rotagonist’s subjectivity， the character’s dialogue and the historical retelling in the dialogue.
Keywords： Beloved， Bakhtin， polyphony， dialogue
1988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宠儿》是美国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第五部作品，不仅延续了她高超的思想水准，还代表了她杰出的叙事技巧和文字驾驭功底。《宠儿》在出版之后便被视为现代文学经典之作。学者们多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等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和解读。值得一提的是，《宠儿》的创作手法十分丰富，不仅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精髓，作品中意识流的表达与复调手法的运用相得益彰，使得它具有多声部共同叙事的复调特征。
复调，本是音乐理论中的专业术语，指在同一首音乐作品中存在两个甚至多个声部或主旋律，这些主旋律之间互为对位，互相对话。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巴赫金（M. Bakhtin）通过对托耶夫斯基的小说和诗学进行阐释，将复调进一步纳入了文学批评的范畴，提出了复调小说的理论。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的特点作了集中说明。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1）小说人物的主体性。（2）复调小说的核心是对话哲学。（3）作品意义的开放性。（王晓兰，43）本文将从主人公的主体性、人物的对话性以及对话中的历史重叙三方面来分析《宠儿》的复调性特征及其艺术效果。
一、主人公的主体性
在惯常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是经由作者本人直接勾勒出来的。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的描写和叙述，向读者坦白主人公的基本形象和情感态度，人物的个体意识并不强烈，也现实的关系也同意确定。但在巴赫金的分析评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则与之不同，这些人物热衷于以对话的形式进行自我分析，观念成分丰富，个人情感态度也更为复杂，“自我意识”则是“主人公结构中的主要艺术成分”。因此，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
复调的实质正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在复调中发生的正是好几种个人意志的组合，实现着对某一种个人意志之极限的根本性超越。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复调的艺术意志就在于将众多意志组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29）
由此，复调小说中主人公是独立于作者意志的，他并非是作者表达言论的客体，而应是表现自己特有言论、观点的主体。他一经被创作出来，就必将按照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发展。《宠儿》的叙述方法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但这种叙事并没有凌驾于作品人物之上。独白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犹如作者的化身，贯穿全文的同时将事件铺叙开来，叙事充满作者的主观维度。《宠儿》的它的叙述声音中只有对整个故事的客观叙述和必要书写。通过对于事件的客观展现和对人物内心的真实摹写，叙事并没有牺牲人物的个体意识，更不是作者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直接表达。全知叙事是通过叙述视角的转化实现的，因此主人公能够借此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个体独特的思想意识，赋予人物以强烈的主体性。
在当时奉行蓄奴制的美国，黑奴被当作牲口买卖，被白人奴隶主看作“會说话的动物”，他们不被允许学习文字和计算，因此这也阻止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宠儿》中，莫里森赋予这些白人主流文化中的“他者”以话语权力，让他们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重叙黑人的苦难历史。对于杀婴事件，莫里森并未通过直接叙述描写这段历史，而是通过几个主人公，塞丝，保罗·D和宠儿的多重视角，层层揭开看似残忍的杀婴事件背后的真相。
在保罗·D的意识中，他对塞丝的母爱已经做出了评价：
“危险，保罗·D想，太危险了。一个做过奴隶的女人，这样强烈地去爱什么都危险，尤其当她爱的是自己的孩子。……这样，当他们折断它的脊梁，或者将它胡乱塞进收尸袋的时候，那么，也许你还会有一点爱留给下一个。”（莫里森，54）
在保罗·D与丹芙产生冲突时，塞丝毫不犹豫地倾向于丹芙，由此保罗·D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通过结合后文，可以明显发现保罗·D的评价不仅是针对塞丝对丹芙的维护，更对塞丝的母爱做出了确切的界定，这正是这种“强烈的母爱”，导致了杀婴惨案的发生。
在“学校老师”的观感中，他们对于杀婴案的直接感受就是“黑鬼小姑娘的眼睛在血淋淋的手指缝里瞪着，那只手扶住她的脑袋，好让她不掉下来”（180）。在塞丝用锯子锯开宠儿的喉咙时，由于“学校老师”的主体意识和判断，他产生的是血淋淋的可怖观感。对塞丝的感受则是“然而最可怕的是那个女黑鬼的，看上去就像她没有眼睛似的。眼白消失了，于是她的眼睛有如她的皮肤一般黑，她像个瞎子”（180）。这是因为他们面对杀婴可怕的场面，已经将塞丝认定为失去理智的恶魔。 在塞丝的主观意识中，她只是想“我不能让一切都回到从前”，因为已经遭受过非人的折磨，所以“也不能让她或者他们任何一个在‘学校老师’的手底下活着”（194）。在塞丝认出“学校老师”的帽子时，她唯一想着的就是“收拾起她创造的每一个生命，她所有宝贵、优秀和美丽的部分”，她想“拎着、推着、拽着他们穿过幔帐，出去、走开，到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195）。在当时，塞丝的所有举动只是想带孩子们“去那个他们能获得安全的地方”。当杀婴事件发生的刹那，塞丝的主体意识迸发出强烈的反叛意念，在扭曲变态又极为深沉的母爱中，塞丝的自我意识也发挥到了極致。
二、人物的对话性
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对话实际分为“大型对话”和相对而言的“微型对话”。大型对话涉及到小说结构、人物关系、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代表结构上的对话;“微型对话”是相对于“大型对话”的概念，同样也是基于“大型对话”的基础上展开的。
“微型对话”主要涉及主人公与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包括主人公与自我的对话，即内心对话;主人公与他者的对话;主人公与环境的对话等;此外，“微型对话”主要渗透到人物的语言之中，形成广泛普遍存在的双声语，激起不同声音的斗争和交替，是一种众多声音的杂交和对峙。（肖锋，71）
在巴赫金看来，“微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内心对话”。这种对话可能包含他人声音话语，形成对白，或者在形式上形成个体的双重对白，也就是对白中的对白。内容上的“微型对话”在文本中的直接体现便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
在《宠儿》中，莫里森多处运用了这种微型对话，形成了个体内心的自我的对话，以及个体与他人跨越时空的呼应和交流，从而使叙事形成完整的闭环，在彼此的对话中得到进一步确证。
在主人公保罗·D来到一百二十四号之后，二人在二楼的房间里彼此脱光了衣服，“并排躺着，相互怨恨”，这时，
“保罗·D从眼角瞥见她的乳房在一起一伏，觉得不舒服。那两个松弛的、又扁又圆的东西他绝对不需要……还有他在厨房里像淘金者翻动矿砂那样探查的锻铁迷宫，实际上是一堆令人作呕的伤疤……”（莫里森，25）
保罗·D的内心独白极为真实地呈现了他对塞丝伤疤的态度。树木是友好的自然意象，但塞丝背后的伤疤只能令人作呕，提醒他们过往的苦难和屈辱，因此，在潜意识中，保罗·D并不能背负起塞丝过往的屈辱记忆。
随后，塞丝便借贝比·萨格斯之口，反映自己内心对于保罗·D的感受：
“他们鼓励你把你的一部分重量放到他们手中，正当你感到那有多么轻松、可爱的时候，他们便来研究你的伤疤和苦难，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像他刚才那样干了：赶走她的孩子，砸烂整座房子。”（27）
不管是作为贝比萨格斯还是作为塞丝的内心独白，这都是对于保罗·D的内心对白的回应。通过这一对白，揭示了塞丝经年受难之后面对男人的犹疑和慌乱，同样也暗示了过去的重量只能自己承担，对于过去的重建和和解只能从自身出发。塞丝和保罗·D的内心对白，互相呼应，体现出自我的内心对白中回应他人的对白，也就是第一类微型对话——包含对白的对白。
同样，在文中还有大量的塞丝内心的自我对白，看似只是人物意识流下的自言自语，但这类对白中包含中时空的前后呼应，内心的自我回应和暗中相互呼应式的尾白。如在保罗·D来到一百二十四号之后，塞丝决心面对苦难的过往。因此有了如下的对白——
“是全部放下的时候了。在保罗·D到来并坐在她门廊的台阶上之前，一直是起居室里的喃喃低语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她渴望贝比·萨格斯还能用手指来捏着她的后颈……一边说：“放下吧，塞丝。剑和盾。放下吧。放下吧……”……所有抵御苦难、悔恨、苦恼和伤痛的沉重的刀子，她将它们一把一把地放在岸上，清澈的河水在下面奔涌。整整九年没有贝比·萨格斯的手指和声音，这太过分了……塞丝决定到“林间空地”去，那里，贝比·萨格斯曾在阳光中舞蹈。”（莫里森，102）
在塞丝的内心对白中，跨越了现在——过去——现在——过去——现在的多个时间维度。时而结合现在的境况代入思考，时而又回溯过去开始寻求应对的办法;然后又结合保罗·D的讯息再次回溯，最后转向贝比·萨格斯想寻求帮助。因此，在这段对白中，塞丝的对白实质上是包含了多个时间维度和意识层次的对白。每一段对白都是基于前一个对白的基础，后者即为前者的呼应。因此，这体现出“对白中的对白”这一“微型对话”的特点，体现出主人公独特的对话方式。借由这种叙事方式，人物通过各种呼应的对话确立了自我的存在，并且个体的主体性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不断加强，最终获得自我拯救的方法。
三、对话中的历史重叙
在塞丝与宠儿的相处中，她们通过彼此的内心独白和对话，进一步补全和重叙了那段悲惨的历史。
“塞丝认识到，宠儿从故事中能得到深深的满足。塞丝感到震惊（正如宠儿感到满足一样），因为一提起她的过去就会唤起痛苦。过去的一切都是痛苦，或者遗忘。她和贝比萨格斯心照不宣地认为它苦不堪言……就是同保罗·D……在一起时，伤痛也仍然存在……但是，当她开始讲述耳环的故事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想讲，爱讲。”（莫里森，69）
塞丝和宠儿由于人物的对位关系，因此自身互为观照，实际上，她们通过与彼此的对话进一步建构自我，表达自我，这正是塞丝唯独能对宠儿打开心扉的原因。重叙过去的历程无疑非常痛苦，每一个经历黑奴苦难过去的人，实际上永远被囚禁在了受难的当天，因此多年来尽管塞丝对那段过往闭口不提，甚至逐渐淡忘，但对于她的潜意识来说，过去已经深深印刻在脑海之中，只有补全了过去，才有构想未来的可能。
在保罗的意识独白中，他对奴隶生活的感受更为直观：“八十六天，干完了。生命死了。……八十六天，他的手不抖了……热切地渴望去握大锤把儿。生命翻过身去死掉了，至少他是那么想的。”（131）当时的男性黑奴被白人奴隶主带去做苦工，“脖子被绳子拴在马车轴上”，脚踝和手腕上都铐着镣铐，毫无尊严。这段经历对于保罗·D而言，彻底摧毁了他对于生命的希望，这八十六天是黑奴作为有尊严的人类被不断捶打最终彻底沦丧尊严的过程。在保罗·D的独白中，他对男性黑奴的历史同样进行了回忆和重叙，再现了当时屈辱的历程。 关于宠儿的内心独白，莫里森对于宠儿的记忆有着单独一章节的内心描写，但通篇都是拼凑的叙述和回忆：
“我要变成碎片了他毁了我睡觉的地方他将手指放在那里我丢掉了食物我裂成了碎片她带走了我的脸没人想要我对我呼唤我的名字……没有铁圈套着我的脖子没有船驶过这条河没有没有皮的男人我死去的男人不在这里漂浮他的牙齿在蓝色的大海和青草那边我要的那张脸……”（莫里森，253）
通過对宠儿独白要素的分析，可知宠儿的记忆更近似于在运奴船上的遭遇。“蓝色的大海”和“船”等意象暗示着跨越大西洋的黑奴贸易。因此这又为塞丝等人物的苦难历史补足了背景。
正如在贝比·萨格斯的观念中——“由于奴隶生活‘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她什么都不剩了，只能靠心灵谋生”（103）。当保罗·D，塞丝，宠儿，塞格斯都以互相呼应的对白重叙了过往，这段苦难历史已经得到了多层次、多重式的映证——被挤压在运奴船中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又在美国继续遭受着白人对他们非人的待遇，男性黑奴在白人的奴役之下失去血性，失去尊严，丧失生的希望;女性黑奴则遭受着白人奴隶主的侮辱和压榨，被当作生育工具，残忍地剥夺了爱的能力和权利。
四、结语
在独具黑人特色的“口述历史”中，各个人物的对白互相激荡呼应，共同激发了《宠儿》的复调性艺术特色。在这部作品中，莫里森赋予白人社会中的“他者”以反抗主流的话语权力，让他们通过回忆、梦境、对白口口相传，重叙了黑人作为奴隶的悲惨历史，正如莫里森的题记——“六千万，甚至更多”。《宠儿》是一部六千万黑奴被压制被奴役乃至难保尊严丧失生命的屈辱史，保罗·D，塞丝，贝比·萨格斯，宠儿……他们是千万黑奴的化身和缩影，他们对待历史和苦难的态度反映了奴隶制带给黑人的深重创伤，同时给受压抑的黑人群体提供了具有开放性的自我救赎的思索。
《宠儿》一书中，莫里森通过将复调迁移到叙述、结构等多层次的运用，成功塑造了黑人群体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通过人物间的对白和呼应深层次刻画了人物内心的“微型对话”，将人物作为传情达意、表达思想的独立个体，将人物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互相平等、互相独立、互相关照的依存关系，增添了《宠儿》在历史重叙和艺术表达上的独特魅力，同时为黑人的个人与群体关系提供了最佳映射，通过微型话语和大型话语的构建，自我和他者、个体与社群、种族与历史的问题得到了充分探讨，挑战了主流社会的中心话语霸权，在人物话语中透视历史和人物内心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对既定历史的挑战和对个人主体意识以及自我身份的重构。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2]凯特琳娜·克拉克等：《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裴济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 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4] 彭克巽主编《苏联文艺学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著作系列》（6卷本），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J].文艺理论研究，1983（04）：31-41.——：《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本前言 [A]，北京：三联书店，1988 年。
[6] 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南海出版公司，1996 年。
[7]肖锋.巴赫金“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J].俄罗斯文艺，2002（05）：70-73.
[8]王晓兰，李晖.论《宠儿》的复调性[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43-47.
作者简介：
孙玥（1997-）女，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沈阳 110819）
关键词：《宠儿》巴赫金复调对话
Abstract： Toni Morrison applies multiple types of focused narratives in Beloved to make the protagonist have an independent self-awareness， and recounts the tragic history of black’s being oppressed in multi-voice monologues and dialogues. This article employs Bakhtin’s polyphony theory to interpret the polytonic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effects of Belov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rotagonist’s subjectivity， the character’s dialogue and the historical retelling in the dialogue.
Keywords： Beloved， Bakhtin， polyphony， dialogue
1988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宠儿》是美国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第五部作品，不仅延续了她高超的思想水准，还代表了她杰出的叙事技巧和文字驾驭功底。《宠儿》在出版之后便被视为现代文学经典之作。学者们多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等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和解读。值得一提的是，《宠儿》的创作手法十分丰富，不仅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精髓，作品中意识流的表达与复调手法的运用相得益彰，使得它具有多声部共同叙事的复调特征。
复调，本是音乐理论中的专业术语，指在同一首音乐作品中存在两个甚至多个声部或主旋律，这些主旋律之间互为对位，互相对话。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巴赫金（M. Bakhtin）通过对托耶夫斯基的小说和诗学进行阐释，将复调进一步纳入了文学批评的范畴，提出了复调小说的理论。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的特点作了集中说明。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1）小说人物的主体性。（2）复调小说的核心是对话哲学。（3）作品意义的开放性。（王晓兰，43）本文将从主人公的主体性、人物的对话性以及对话中的历史重叙三方面来分析《宠儿》的复调性特征及其艺术效果。
一、主人公的主体性
在惯常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是经由作者本人直接勾勒出来的。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的描写和叙述，向读者坦白主人公的基本形象和情感态度，人物的个体意识并不强烈，也现实的关系也同意确定。但在巴赫金的分析评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则与之不同，这些人物热衷于以对话的形式进行自我分析，观念成分丰富，个人情感态度也更为复杂，“自我意识”则是“主人公结构中的主要艺术成分”。因此，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
复调的实质正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在复调中发生的正是好几种个人意志的组合，实现着对某一种个人意志之极限的根本性超越。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复调的艺术意志就在于将众多意志组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29）
由此，复调小说中主人公是独立于作者意志的，他并非是作者表达言论的客体，而应是表现自己特有言论、观点的主体。他一经被创作出来，就必将按照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发展。《宠儿》的叙述方法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但这种叙事并没有凌驾于作品人物之上。独白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犹如作者的化身，贯穿全文的同时将事件铺叙开来，叙事充满作者的主观维度。《宠儿》的它的叙述声音中只有对整个故事的客观叙述和必要书写。通过对于事件的客观展现和对人物内心的真实摹写，叙事并没有牺牲人物的个体意识，更不是作者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直接表达。全知叙事是通过叙述视角的转化实现的，因此主人公能够借此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个体独特的思想意识，赋予人物以强烈的主体性。
在当时奉行蓄奴制的美国，黑奴被当作牲口买卖，被白人奴隶主看作“會说话的动物”，他们不被允许学习文字和计算，因此这也阻止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宠儿》中，莫里森赋予这些白人主流文化中的“他者”以话语权力，让他们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重叙黑人的苦难历史。对于杀婴事件，莫里森并未通过直接叙述描写这段历史，而是通过几个主人公，塞丝，保罗·D和宠儿的多重视角，层层揭开看似残忍的杀婴事件背后的真相。
在保罗·D的意识中，他对塞丝的母爱已经做出了评价：
“危险，保罗·D想，太危险了。一个做过奴隶的女人，这样强烈地去爱什么都危险，尤其当她爱的是自己的孩子。……这样，当他们折断它的脊梁，或者将它胡乱塞进收尸袋的时候，那么，也许你还会有一点爱留给下一个。”（莫里森，54）
在保罗·D与丹芙产生冲突时，塞丝毫不犹豫地倾向于丹芙，由此保罗·D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通过结合后文，可以明显发现保罗·D的评价不仅是针对塞丝对丹芙的维护，更对塞丝的母爱做出了确切的界定，这正是这种“强烈的母爱”，导致了杀婴惨案的发生。
在“学校老师”的观感中，他们对于杀婴案的直接感受就是“黑鬼小姑娘的眼睛在血淋淋的手指缝里瞪着，那只手扶住她的脑袋，好让她不掉下来”（180）。在塞丝用锯子锯开宠儿的喉咙时，由于“学校老师”的主体意识和判断，他产生的是血淋淋的可怖观感。对塞丝的感受则是“然而最可怕的是那个女黑鬼的，看上去就像她没有眼睛似的。眼白消失了，于是她的眼睛有如她的皮肤一般黑，她像个瞎子”（180）。这是因为他们面对杀婴可怕的场面，已经将塞丝认定为失去理智的恶魔。 在塞丝的主观意识中，她只是想“我不能让一切都回到从前”，因为已经遭受过非人的折磨，所以“也不能让她或者他们任何一个在‘学校老师’的手底下活着”（194）。在塞丝认出“学校老师”的帽子时，她唯一想着的就是“收拾起她创造的每一个生命，她所有宝贵、优秀和美丽的部分”，她想“拎着、推着、拽着他们穿过幔帐，出去、走开，到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195）。在当时，塞丝的所有举动只是想带孩子们“去那个他们能获得安全的地方”。当杀婴事件发生的刹那，塞丝的主体意识迸发出强烈的反叛意念，在扭曲变态又极为深沉的母爱中，塞丝的自我意识也发挥到了極致。
二、人物的对话性
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对话实际分为“大型对话”和相对而言的“微型对话”。大型对话涉及到小说结构、人物关系、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代表结构上的对话;“微型对话”是相对于“大型对话”的概念，同样也是基于“大型对话”的基础上展开的。
“微型对话”主要涉及主人公与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包括主人公与自我的对话，即内心对话;主人公与他者的对话;主人公与环境的对话等;此外，“微型对话”主要渗透到人物的语言之中，形成广泛普遍存在的双声语，激起不同声音的斗争和交替，是一种众多声音的杂交和对峙。（肖锋，71）
在巴赫金看来，“微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内心对话”。这种对话可能包含他人声音话语，形成对白，或者在形式上形成个体的双重对白，也就是对白中的对白。内容上的“微型对话”在文本中的直接体现便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
在《宠儿》中，莫里森多处运用了这种微型对话，形成了个体内心的自我的对话，以及个体与他人跨越时空的呼应和交流，从而使叙事形成完整的闭环，在彼此的对话中得到进一步确证。
在主人公保罗·D来到一百二十四号之后，二人在二楼的房间里彼此脱光了衣服，“并排躺着，相互怨恨”，这时，
“保罗·D从眼角瞥见她的乳房在一起一伏，觉得不舒服。那两个松弛的、又扁又圆的东西他绝对不需要……还有他在厨房里像淘金者翻动矿砂那样探查的锻铁迷宫，实际上是一堆令人作呕的伤疤……”（莫里森，25）
保罗·D的内心独白极为真实地呈现了他对塞丝伤疤的态度。树木是友好的自然意象，但塞丝背后的伤疤只能令人作呕，提醒他们过往的苦难和屈辱，因此，在潜意识中，保罗·D并不能背负起塞丝过往的屈辱记忆。
随后，塞丝便借贝比·萨格斯之口，反映自己内心对于保罗·D的感受：
“他们鼓励你把你的一部分重量放到他们手中，正当你感到那有多么轻松、可爱的时候，他们便来研究你的伤疤和苦难，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像他刚才那样干了：赶走她的孩子，砸烂整座房子。”（27）
不管是作为贝比萨格斯还是作为塞丝的内心独白，这都是对于保罗·D的内心对白的回应。通过这一对白，揭示了塞丝经年受难之后面对男人的犹疑和慌乱，同样也暗示了过去的重量只能自己承担，对于过去的重建和和解只能从自身出发。塞丝和保罗·D的内心对白，互相呼应，体现出自我的内心对白中回应他人的对白，也就是第一类微型对话——包含对白的对白。
同样，在文中还有大量的塞丝内心的自我对白，看似只是人物意识流下的自言自语，但这类对白中包含中时空的前后呼应，内心的自我回应和暗中相互呼应式的尾白。如在保罗·D来到一百二十四号之后，塞丝决心面对苦难的过往。因此有了如下的对白——
“是全部放下的时候了。在保罗·D到来并坐在她门廊的台阶上之前，一直是起居室里的喃喃低语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她渴望贝比·萨格斯还能用手指来捏着她的后颈……一边说：“放下吧，塞丝。剑和盾。放下吧。放下吧……”……所有抵御苦难、悔恨、苦恼和伤痛的沉重的刀子，她将它们一把一把地放在岸上，清澈的河水在下面奔涌。整整九年没有贝比·萨格斯的手指和声音，这太过分了……塞丝决定到“林间空地”去，那里，贝比·萨格斯曾在阳光中舞蹈。”（莫里森，102）
在塞丝的内心对白中，跨越了现在——过去——现在——过去——现在的多个时间维度。时而结合现在的境况代入思考，时而又回溯过去开始寻求应对的办法;然后又结合保罗·D的讯息再次回溯，最后转向贝比·萨格斯想寻求帮助。因此，在这段对白中，塞丝的对白实质上是包含了多个时间维度和意识层次的对白。每一段对白都是基于前一个对白的基础，后者即为前者的呼应。因此，这体现出“对白中的对白”这一“微型对话”的特点，体现出主人公独特的对话方式。借由这种叙事方式，人物通过各种呼应的对话确立了自我的存在，并且个体的主体性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不断加强，最终获得自我拯救的方法。
三、对话中的历史重叙
在塞丝与宠儿的相处中，她们通过彼此的内心独白和对话，进一步补全和重叙了那段悲惨的历史。
“塞丝认识到，宠儿从故事中能得到深深的满足。塞丝感到震惊（正如宠儿感到满足一样），因为一提起她的过去就会唤起痛苦。过去的一切都是痛苦，或者遗忘。她和贝比萨格斯心照不宣地认为它苦不堪言……就是同保罗·D……在一起时，伤痛也仍然存在……但是，当她开始讲述耳环的故事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想讲，爱讲。”（莫里森，69）
塞丝和宠儿由于人物的对位关系，因此自身互为观照，实际上，她们通过与彼此的对话进一步建构自我，表达自我，这正是塞丝唯独能对宠儿打开心扉的原因。重叙过去的历程无疑非常痛苦，每一个经历黑奴苦难过去的人，实际上永远被囚禁在了受难的当天，因此多年来尽管塞丝对那段过往闭口不提，甚至逐渐淡忘，但对于她的潜意识来说，过去已经深深印刻在脑海之中，只有补全了过去，才有构想未来的可能。
在保罗的意识独白中，他对奴隶生活的感受更为直观：“八十六天，干完了。生命死了。……八十六天，他的手不抖了……热切地渴望去握大锤把儿。生命翻过身去死掉了，至少他是那么想的。”（131）当时的男性黑奴被白人奴隶主带去做苦工，“脖子被绳子拴在马车轴上”，脚踝和手腕上都铐着镣铐，毫无尊严。这段经历对于保罗·D而言，彻底摧毁了他对于生命的希望，这八十六天是黑奴作为有尊严的人类被不断捶打最终彻底沦丧尊严的过程。在保罗·D的独白中，他对男性黑奴的历史同样进行了回忆和重叙，再现了当时屈辱的历程。 关于宠儿的内心独白，莫里森对于宠儿的记忆有着单独一章节的内心描写，但通篇都是拼凑的叙述和回忆：
“我要变成碎片了他毁了我睡觉的地方他将手指放在那里我丢掉了食物我裂成了碎片她带走了我的脸没人想要我对我呼唤我的名字……没有铁圈套着我的脖子没有船驶过这条河没有没有皮的男人我死去的男人不在这里漂浮他的牙齿在蓝色的大海和青草那边我要的那张脸……”（莫里森，253）
通過对宠儿独白要素的分析，可知宠儿的记忆更近似于在运奴船上的遭遇。“蓝色的大海”和“船”等意象暗示着跨越大西洋的黑奴贸易。因此这又为塞丝等人物的苦难历史补足了背景。
正如在贝比·萨格斯的观念中——“由于奴隶生活‘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她什么都不剩了，只能靠心灵谋生”（103）。当保罗·D，塞丝，宠儿，塞格斯都以互相呼应的对白重叙了过往，这段苦难历史已经得到了多层次、多重式的映证——被挤压在运奴船中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又在美国继续遭受着白人对他们非人的待遇，男性黑奴在白人的奴役之下失去血性，失去尊严，丧失生的希望;女性黑奴则遭受着白人奴隶主的侮辱和压榨，被当作生育工具，残忍地剥夺了爱的能力和权利。
四、结语
在独具黑人特色的“口述历史”中，各个人物的对白互相激荡呼应，共同激发了《宠儿》的复调性艺术特色。在这部作品中，莫里森赋予白人社会中的“他者”以反抗主流的话语权力，让他们通过回忆、梦境、对白口口相传，重叙了黑人作为奴隶的悲惨历史，正如莫里森的题记——“六千万，甚至更多”。《宠儿》是一部六千万黑奴被压制被奴役乃至难保尊严丧失生命的屈辱史，保罗·D，塞丝，贝比·萨格斯，宠儿……他们是千万黑奴的化身和缩影，他们对待历史和苦难的态度反映了奴隶制带给黑人的深重创伤，同时给受压抑的黑人群体提供了具有开放性的自我救赎的思索。
《宠儿》一书中，莫里森通过将复调迁移到叙述、结构等多层次的运用，成功塑造了黑人群体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通过人物间的对白和呼应深层次刻画了人物内心的“微型对话”，将人物作为传情达意、表达思想的独立个体，将人物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互相平等、互相独立、互相关照的依存关系，增添了《宠儿》在历史重叙和艺术表达上的独特魅力，同时为黑人的个人与群体关系提供了最佳映射，通过微型话语和大型话语的构建，自我和他者、个体与社群、种族与历史的问题得到了充分探讨，挑战了主流社会的中心话语霸权，在人物话语中透视历史和人物内心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对既定历史的挑战和对个人主体意识以及自我身份的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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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玥（1997-）女，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沈阳 11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