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奥运会给北京乃至全国带来的正面效应无需多说，笔者更关心的是历届奥运会不同程度遇到的“后奥运低谷效应”会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
　　
　　大型运动会的风险不容低估
　　
　　后奥运时期，是指奥运会举办后的2至3年间。这一时期，总需求无可避免地急剧下降，比赛场馆、运动员村、新闻中心等面临如何后续利用，奥运拉动的体育、旅游、文化等产业面临如何避免闲置及如何运营等新课题。从总体上看，后奥运时期很可能出现“低谷效应”。
　　从历届奥运会举办后的状况分析，举办城市体育场馆的投入与维护问题如不能很好解决，耗资巨大的体育场馆仅养护费用就会成为举办城市的沉重负担。
　　近30年来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对于赛后体育场馆的利用有的成功，有的差强人意，有的巨额亏损。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是亏损的范本。场馆投资当时预计6000万美元左右，后来花了近10亿美元，蒙特利尔直到本世纪初还在还债。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一致叫好，但在运动场事后利用上毁誉参半。悉尼一些场馆2004年破产了，后来每年要花约3000多万欧元维持场馆。“后奥运效应”已成为澳大利亚一个新学科。当然，这种窘迫近两年已得到根本扭转。
　　2004年雅典奥运会，希腊人始终认为得大于失，但在体育场馆问题上教训多多。雅典奥运会闭幕半年后的2005年3月，监察奥运场馆使用的国有公司负责人克里斯托斯·哈德杰曼纽尔曾心痛地感慨：“未来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应该从中汲取一些教训。”他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那些被亿万人熟知的体育场馆和辅助设施因管理艰难而出现破败迹象。
　　北京奥运场馆投资200多亿人民币，资金的投入与回收面临很大的挑战。2004年11月初，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谈到，有些场地的造价出乎原来的预想，奥运会的一些比赛必须有不止一块场地。比如棒球虽然在中国观众很少，但主赛场必须有1万多人的看台，还得有另一块带8000人看台的场地，旁边还需有一个练习场。这哪里是一个场馆，实际上是3个。光网球的场地，不带看台的12个，带看台的8个。北京是缺水城市，奥运水上项目如赛艇等，确定在顺义的潮白河畔举行比赛。潮白河床是干枯的，要注入350万立方水；不仅要抽地下水，还必须修一个上万人的看台。可奥运会结束以后怎么办？如果不保持，水没了，就剩两个大坑；如果有水，不更换，就是臭水坑。因此，场馆建设就要想到赛后利用，把它变成一道风景，估计一年要用80万立方米的水，不断更新，还要排污。
　　大型体育场馆的利用在中国一直是很棘手的问题。据北京大学首都经济研究室对九运会、亚运会和大运会体育场馆的调查，所有场馆在建成之日起就开始亏损，高昂的收费又使一般老百姓无福消受。奥运会后，这么多造价高昂的场馆仅每年的维护费用就是天文数字。
　　
　　多种方式应对“后奥运效应”
　　
　　这一问题可采取多种方式解决——
　　“节俭办奥运”，压缩体育场馆开支。奥运场馆设施既要符合举办奥运会的要求，又要充分考虑赛后利用，能长期为人民的健身、文化和休闲服务；要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尽量采用临时设施，在办出一届高水平奥运会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
　　建立社会化的投融资机制。作为投资巨大的体育场馆建设，如果全部由国家投入，会超出政府的承受能力，风险大且缺少活力。北京奥运场馆建设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社会投资占了投资总量的一半以上。投资10多亿元人民币的“水立方”游泳馆由全世界华人华侨共同捐资建造；投资20多亿元人民币的主体育场“鸟巢”由政府和业主各出资一半；其他项目都由企业联合体公开竞标，然后投资、运营。这种机制对投资规模的控制和场馆的赛后利用都有好处。
　　充分考虑奥运会后场馆的改造利用。有体育专门机构对世界上近百个国家的体育设施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大型体育场馆可以做好管理，但难以靠经营来维持，更不用说回收巨额投资了。必须跳出竞技体育的窠臼，用更宽泛的视角设计、利用和经营管理体育场馆。
　　开发无形资产。美国的大型体育场馆90%以上都出售冠名权；英国阿森纳足球俱乐部的酋长体育场被阿联酋航空公司冠名30年，得到相当于15亿人民币的回报。酋长体育场无法与“鸟巢”相比，“鸟巢”的149个豪华包厢是全世界最好的，仅冠名权一项收入就无法估量，但目前我们在无形资产开发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打好历史牌和环保牌。奥运主会场外的森林公园——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规划总用地1135公顷，其中森林公园680公顷，规划面积超过其他奥运主办城市的奥林匹克公园。森林公园是北京奥运留下的无比珍贵的遗产，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环保品牌。
　　利用奥运主会场形成中国体育总部经济。北京不宜发展制造业，但北京独特的区位优势有利于“总部经济”的发展。体育产业是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的大产业，北京可吸引世界体育产业巨头在中国设立驻华商务机构。
　　
　　奥运场馆是任何一个举办国和举办城市关注的热点，它给举办城市带来巨大声誉，也很可能带来债务和累赘。奥运投资巨大，在奥运会举办之前就应未雨绸缪，思考“奥运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这样才能使百姓的钱用得其所，不至于在一时辉煌之后尝到“后奥运低谷效应”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