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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之所以走在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江苏的人才优势。江苏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江南才子”的说法就表明，自古以来人们在思维上已经习惯于把人才和江苏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
一、江苏名人的总体特点
从整体上，大致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认识江苏名人。
第一，总量大，排全国第一。支撑这一结论的证据很多，暂且从点、线、面上各取一个。一是教授之乡。作为一个县级市，无锡的宜兴从古至今走出了4位状元，10位宰相，365名进士，23名两院院士，80多位大学校长，8000多位教授副教授，所以赢得了“教授之乡”的美誉，并且有“无宜不学”（办教育离不开宜兴）的说法。二是两院院士。最新数据显示，江苏籍的两院院士人数为450人，比第二名浙江多75人，比第三名广东、第四名山东、第五名福建相加的总和还要多。三是作家数量。据统计，在我国古、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苏籍作家占27.5%，在明清时期所占比例更高达37.5%。如清代有文学家1741人，江苏为599人，占1/3强。
第二，含金量高，也就是说贡献巨大，影响深远。在许多领域许多朝代，江苏人才在全国举足轻重，拥有半壁江山，甚至独占鳌头，标志着时代的巅峰，为引领社会风尚、开启前进路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特色鲜明，长处突出，缺憾也明显。如果把文学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相加，大约占总数的70%，其他政治、军事、实业等领域的相加只有30%。这一长一短意味深长，与江苏的地理环境、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所长的领域都需要发挥个人才智、体现个人情感，都在追求个人心灵自由、生命价值的实现，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
第四，品种全，分布的领域非常广阔。举凡政治、军事、思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均有尖端人才。譬如政治领域古有刘邦，今有周恩来；思想领域有顾炎武；军事领域有孙武、韩信；文学领域更多，有六朝的刘勰，唐代的陆龟蒙，南唐的李煜，宋代的秦观，明清的施耐庵、吴承恩，现代的叶圣陶、朱自清等等。艺术领域同样如此，书画方面有汉代顾恺之，唐代张旭、元代黄公望，明代“吴门四家”，清代“清四王”、“金陵八家”、“扬州八怪”，现代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林散之等；表演艺术方面，京剧界的梅兰芳，昆曲界的俞振飞，电影界的赵丹，曲艺界的王少堂等等，举不胜举。
第五，脉络连贯，且越来越壮实。江苏自古至今各朝各代都有大量人才且人才涌现随时代演进而递增，这说明江苏这块土地特别有利于人才成长。
上述五个特征概括为一句话：无论是在纵向的历史延伸还是在横向的历史跨度上，江苏名人的贡献都凝聚着民族智慧勤劳、勇敢坚韧的品格，并且超越了具体的生活时代和作用领域，辐射了整个历史，覆盖了整个民族。
二、江苏名人的分布情况
谈分布，意在描绘一幅人文地理的图景，梳理脉络，并探讨其背后的内在原因。
分布情况通常可以从地区、领域、朝代等方面着手，我们着重谈谈地区分布和领域分布。这里借助《江苏历代名人词典》作为观察对象。词典收录历代江苏名人1367人，如果加上原松江地区的名人，则是1456人。为便于分析，按名人的贡献和影响取前200名。
第一，地区分布。由于江苏地理上处于长江下游两岸，文化上呈板块结构，有吴文化、楚汉文化、金陵文化、淮扬文化等各自不同的渊源承传，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不一致，因而在名人分布上，苏南、苏中和苏北，或者说全省13个市，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我们发现，在200人中，苏南150人，苏中35人，苏北15人。这就意味着，苏中苏北加在一起，是苏南的1/3。苏南以江苏1/3不到的土地拥有近4/5的人才，这样的优势比例，大约在9∶1左右。如果再加上原松江地区，这个比例会更大。换一种算法：苏州占25%，而除扬州以外的所有苏中、苏北各市加在一起占21.1%。这就意味着，在人才这一特定视角，苏州一市以占全省8.3%的土地和8.5%的户籍人口，与上述苏中、苏北七市共66.2%的土地和62.1%的户籍人口相比，分别有大约10倍和9倍的优势。
第二，领域分布。在200人中，政治家32人，军事家4人，思想家8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家55人，文学艺术家88人。当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都是相对的，有些人可以归为不同的类别，比如说淮阴的韩信，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南通的张謇，既是教育家又是实业家。
通过勾勒领域分布情况，再把各个领域的名人置入相应的地区，我们便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苏北出大政治家，譬如刘邦；苏南不出大政治家，多为辅臣谋士型政治家，如陆逊、范仲淹、翁同龢等。
苏北出军事家，苏南少军事家，正经八百能归入苏南的只有陆抗，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
江苏有众多思想家，大多在苏南。但苏南少顶级思想家，没有开宗立派的像孔孟、程朱这样影响深远的大思想家，多为学者型思想家，如明清时代的王艮、顾炎武、阮元等等。
江苏有众多的顶级文学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但大多在苏南。像文学家冯梦龙、曹雪芹；书画家顾恺之、张旭、黄公望、倪云林，董其昌、沈周、文征明、唐伯虎，王石谷等“清六家”、龚贤等金陵八家，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等；语言学家段玉裁、赵元任，文史学家钱大昕、钱钟书、钱穆；历史学家赵翼，天文学家徐光启，地理学家徐霞客，社会学家费孝通，桥梁学家茅以升，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钱伟长、周培源……这些人统统都是苏南人。
三、江苏名人密集的原因探讨
通过上述概括梳理，我们对江苏名人的总体特征和分布有了一个大致印象，由此自然会产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江苏名人这么多？换句话说，为什么江苏这么出人才？
1.经济文化中心。从民族发展历史来看，中原地带由于改朝换代不断爆发战争，造成尸横遍野十室九空。战争就意味着男性青壮年的大量丧命，在传统农耕时代他们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战争就意味着城垣、房舍、财产的极大破坏。而江南除了在先秦时期，后来的几千年战争相对较少，战争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战争的规模、惨烈程度相对较低。在这个意义上，江苏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破坏较小，所以江苏的经济始终在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中原的战乱，从魏晋六朝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中原的世家、士族、名流纷纷避祸江东来到江苏，他们的资金、文化和人才都融入了江苏。而江苏作为长江下游地区，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宜于农耕，宜于人居。从唐宋时代开始，江苏就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经济的发达有力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人才自然层出不穷。 2.政治中心。在传统农耕社会，政治中心通常也就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有着强大的人才集聚效应和消费刺激效应。这种原因可以解释六朝和明清以来的南京为什么名人众多。
3.交通枢纽。由于地处京杭大运河枢纽，扬州在隋唐时代成为国际性大商埠，在明清时代成为漕运、盐运、河务中心。交通枢纽的位置带来了经济的活跃、市场的繁荣，而兴旺的经济则带来了人才的大量聚集，清代“扬州八怪”就是在扬州盐商的赞助支持下得以形成发展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苏南尤其是苏锡常名人这么多？
一个地区的发展，与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条件密切相关。一个百业兴旺、市场繁荣的社会，物产不会贫乏，人才必定密集，教育科技文化也自然欣欣向荣。所以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成熟程度，大致可以知道它所具备的各种精神的和物质的基础，苏南便是如此。
江苏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其最具标志性的核心地带就是环太湖地区的苏锡常。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水土肥沃，交通便利，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之称。所以从隋唐开始就成为全国的粮仓，韩愈便有“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据十九”的说法。这其中，苏州更是独占鳌头，唐代苏州就有“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的名声，白居易有“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之说，陆游也称“苏常熟，天下足”。民间从宋代流传至今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口碑，揭示了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冠”的重要地位。宋代以后，棉、蚕丝、盐、茶叶等在苏南经济中占有了相当高的比重，明代便有了“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的说法。经济的发达为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发达，造就了苏南教育的兴盛并形成了博学崇文的价值取向，为人才的出现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当然，经济与人才成长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影响因素，有内生性的，也有外源性的。在内生性因素中，也有教育、家族、乡土等不同因素，但毫无疑问，教育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自宋代景祐二年范仲淹在苏州创办州学始，苏南大兴办学之风，无锡的东林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正谊书院、南京的尊经书院等均名闻遐迩，至于家学、私塾更遍布城乡。于是苏南文风鼎盛，有“江左文人薮”之美誉。终北宋之世，苏州一地即出进士159人。据统计，宋代全国书院共有713家，其中南方有682家，占总数的95.7%。南宋以后历代全国有状元305人，南方为204人，占79%，其中江苏状元73人，占1/4。苏南的崇文之风，从当时的科举盛况中可见一斑。据美籍学者何秉棣研究，明代科甲鼎盛的13府中，苏南占3府：苏州、常州、松江，其中苏州府位列第三；清代科甲鼎盛的9府中，苏南占2府：苏州、常州，其中苏州府位列第二。明清两代全国203个状元中，苏南（含原松江地区）就出了60名，而其中苏锡常三地即有45名，占总数的22%。
这种崇学之风一直延续到今天。截至2012年4月，江苏省共有本科以上高校46所，苏南占35所，占76%，其中苏锡常9所，占20%；专科高校82所，苏南占53所，占65%，其中苏锡常31所，占38%。从这组数据中，不难看出苏锡常在教育方面的优势。教育的优势通常直接体现为人才优势。据2000年数据，全国两院院士籍贯以地区统计，前十名中，苏州排第二，无锡排第四，常州排第七。
正是这种经久不衰的崇学之风，使苏南从宋元以来人才辈出，独领风骚，在各个领域均有大量的杰出人才。且不说人们熟悉的二十世纪，即在古代亦成洋洋大观。在文学领域，有明代高启等“吴中四杰”、唐寅等“吴中四才子”、沈璟等“吴江派”、冯梦龙“三言”，清代钱谦益、吴伟业等“江左三大家”、陈维崧等“阳羡派”、张惠言等“常州词派”、李玉等“苏州派”，以及四占其三的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等等。
文学固然如此，放眼其它领域，也是如此。譬如学术领域，有明代顾宪成、高攀龙“东林学派”，清代惠栋朴学“吴派”、庄存与“常州学派”等。毫不夸张地说，在相关领域，苏南占据了半壁江山，离开苏南，中国的文学史、学术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等均难以着笔。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江苏名人中有那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人文学家、科学家等专门家？
这是一个比较大也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我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一个显性的原因还是在于经济的发达和教育的发达。这些专门家的成长都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的文化学习和专门知识训练，经济和教育的发达能够支撑他们的学习活动。一个隐性的原因则需要到他们生存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中去寻找。
毫无疑问，历代朝廷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是儒家文化，苏南的文化也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和规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表白，都体现了苏南文化中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只是，苏南文人的政治诉求却总是遭到朝廷的猜忌和防范，因为苏南历史上曾经有许多跟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小朝廷，苏南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力量如果有效地整合起来将会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存亡。所以中央政权一方面对苏南课以重税，既满足了朝廷对苏南粮仓的需求，也制约苏南在经济上不至过于坐大；另一方面，对苏南文人严加管束控制，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其迫害对象大多是江苏文人。譬如最有代表性的“一柱楼诗案”。“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江苏的一个闲散文人因为几句表达自己人生不如意的牢骚诗，结果酿成轰动一时、牵扯众多的大冤案。且不说由此带来的严厉的书籍查封，仅此案自身，受处分的官员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宁藩司、扬州知府、东台知县到具体办事人员，至于当事人和当事人的男性家属以及友人、学生，统统杀头，即使已经亡故也得掘坟碎尸、枭首示众。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表达的正是这种沉痛而又愤懑的感受。
这样一种逼仄的政治文化生态迫使苏南文人对于体现着权力、意识形态和秩序规范的政治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甚至呈现出一种疏离的趋势。于是，他们脱离现实逃进大自然。而江苏地区尤其是苏南地区的自然生态恰可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苏南没有崇山峻岭、戈壁荒漠，有的是小桥流水，茂竹修林，四季葱郁，环境优美，人对这样的环境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这样的环境，在积极的层面，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理想，即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进入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消极的层面，为苏南文人抵御人生压迫、舒缓精神紧张、寻找精神寄托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他们逃入学术，逃入内心，在对人性和心灵的体验中寻求人生的自由境界，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由此也更多地通过文学、艺术、学术去释放，通过对生活的艺术化追求去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人格精神得以伸展，他们的个性智慧得以张扬，他们的审美触角被打磨得愈发敏锐，而现实世界的纷扰痛苦则被拒于一定距离之外。江苏文化典籍之众多，文学之繁盛，文人画之发达，艺术门类之丰富和水平之高，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多为江苏人士，正与这种独特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三个问题的反题就是，为什么在江苏，比起专门家的辉煌，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相对偏少，成就偏小？即使有也常常是辅臣谋士型的，是学者型的，而不是开山立宗型的？
这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一面强了，这一面就不容易强。除了先秦的吴越和刘邦的汉朝，江苏只有众多偏安的小朝廷，自然难出成就霸业的大政治家；江苏的战乱不多，也就难出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大军事家。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江苏自古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有众多的思想家，但为什么顶级思想家不多，影响大的只有顾炎武等少数。观察这些思想家，发现他们大都同时是学养深厚、术有专攻的大学者，这大约还得回到“文字狱”去寻找答案。也许，“文字狱”所带来的浓重阴影，限制了他们心灵的活力和思想的原创性吧。
结 语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炎黄子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的。其中，那些有着雄才大略的杰出人士，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承担了关键的责任，或开疆拓土，或力挽狂澜，或经邦济世，或教化万民，或著书立说，或创造发明……他们那种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坚韧风骨，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气概，那种为民族文明进步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格，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他们如夏夜璀璨的星座，永久地镌刻在民族文化的版图上，也永久地镌刻在所有江苏人民的记忆中，他们是江苏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瑰宝。
江苏既是江苏人的江苏，也是中华民族的江苏。江苏的名人对江苏和民族的文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是江苏人的骄傲，也是江苏人应尽的责任。同时，江苏的发展也获得了全民族的帮助支持，江苏有今天的成就，是全体江苏人民和所有曾经在江苏工作生活的外省人共同创造的。江苏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历史地位，从江苏以外获得了大量的人才资源。对他们的历史功绩，江苏理应为他们浓墨重彩大书一笔。譬如推行变法的北宋江西人王安石，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的明初云南人郑和，矢志抗清英勇就义的明末河南人史可法，创作不朽杰作《儒林外史》的清代安徽人吴敬梓，一生推行平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的现代安徽人陶行知等等。他们在江苏这块土地上生活工作，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了江苏，最后甚至死在江苏葬在江苏，他们的勋业和影响与江苏紧密相连。基于他们为江苏为民族作出的贡献，江苏人民早已把他们视为江苏人了。□
责任编辑：汤建奎
一、江苏名人的总体特点
从整体上，大致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认识江苏名人。
第一，总量大，排全国第一。支撑这一结论的证据很多，暂且从点、线、面上各取一个。一是教授之乡。作为一个县级市，无锡的宜兴从古至今走出了4位状元，10位宰相，365名进士，23名两院院士，80多位大学校长，8000多位教授副教授，所以赢得了“教授之乡”的美誉，并且有“无宜不学”（办教育离不开宜兴）的说法。二是两院院士。最新数据显示，江苏籍的两院院士人数为450人，比第二名浙江多75人，比第三名广东、第四名山东、第五名福建相加的总和还要多。三是作家数量。据统计，在我国古、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苏籍作家占27.5%，在明清时期所占比例更高达37.5%。如清代有文学家1741人，江苏为599人，占1/3强。
第二，含金量高，也就是说贡献巨大，影响深远。在许多领域许多朝代，江苏人才在全国举足轻重，拥有半壁江山，甚至独占鳌头，标志着时代的巅峰，为引领社会风尚、开启前进路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特色鲜明，长处突出，缺憾也明显。如果把文学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相加，大约占总数的70%，其他政治、军事、实业等领域的相加只有30%。这一长一短意味深长，与江苏的地理环境、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所长的领域都需要发挥个人才智、体现个人情感，都在追求个人心灵自由、生命价值的实现，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
第四，品种全，分布的领域非常广阔。举凡政治、军事、思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均有尖端人才。譬如政治领域古有刘邦，今有周恩来；思想领域有顾炎武；军事领域有孙武、韩信；文学领域更多，有六朝的刘勰，唐代的陆龟蒙，南唐的李煜，宋代的秦观，明清的施耐庵、吴承恩，现代的叶圣陶、朱自清等等。艺术领域同样如此，书画方面有汉代顾恺之，唐代张旭、元代黄公望，明代“吴门四家”，清代“清四王”、“金陵八家”、“扬州八怪”，现代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林散之等；表演艺术方面，京剧界的梅兰芳，昆曲界的俞振飞，电影界的赵丹，曲艺界的王少堂等等，举不胜举。
第五，脉络连贯，且越来越壮实。江苏自古至今各朝各代都有大量人才且人才涌现随时代演进而递增，这说明江苏这块土地特别有利于人才成长。
上述五个特征概括为一句话：无论是在纵向的历史延伸还是在横向的历史跨度上，江苏名人的贡献都凝聚着民族智慧勤劳、勇敢坚韧的品格，并且超越了具体的生活时代和作用领域，辐射了整个历史，覆盖了整个民族。
二、江苏名人的分布情况
谈分布，意在描绘一幅人文地理的图景，梳理脉络，并探讨其背后的内在原因。
分布情况通常可以从地区、领域、朝代等方面着手，我们着重谈谈地区分布和领域分布。这里借助《江苏历代名人词典》作为观察对象。词典收录历代江苏名人1367人，如果加上原松江地区的名人，则是1456人。为便于分析，按名人的贡献和影响取前200名。
第一，地区分布。由于江苏地理上处于长江下游两岸，文化上呈板块结构，有吴文化、楚汉文化、金陵文化、淮扬文化等各自不同的渊源承传，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不一致，因而在名人分布上，苏南、苏中和苏北，或者说全省13个市，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我们发现，在200人中，苏南150人，苏中35人，苏北15人。这就意味着，苏中苏北加在一起，是苏南的1/3。苏南以江苏1/3不到的土地拥有近4/5的人才，这样的优势比例，大约在9∶1左右。如果再加上原松江地区，这个比例会更大。换一种算法：苏州占25%，而除扬州以外的所有苏中、苏北各市加在一起占21.1%。这就意味着，在人才这一特定视角，苏州一市以占全省8.3%的土地和8.5%的户籍人口，与上述苏中、苏北七市共66.2%的土地和62.1%的户籍人口相比，分别有大约10倍和9倍的优势。
第二，领域分布。在200人中，政治家32人，军事家4人，思想家8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家55人，文学艺术家88人。当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都是相对的，有些人可以归为不同的类别，比如说淮阴的韩信，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南通的张謇，既是教育家又是实业家。
通过勾勒领域分布情况，再把各个领域的名人置入相应的地区，我们便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苏北出大政治家，譬如刘邦；苏南不出大政治家，多为辅臣谋士型政治家，如陆逊、范仲淹、翁同龢等。
苏北出军事家，苏南少军事家，正经八百能归入苏南的只有陆抗，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
江苏有众多思想家，大多在苏南。但苏南少顶级思想家，没有开宗立派的像孔孟、程朱这样影响深远的大思想家，多为学者型思想家，如明清时代的王艮、顾炎武、阮元等等。
江苏有众多的顶级文学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但大多在苏南。像文学家冯梦龙、曹雪芹；书画家顾恺之、张旭、黄公望、倪云林，董其昌、沈周、文征明、唐伯虎，王石谷等“清六家”、龚贤等金陵八家，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等；语言学家段玉裁、赵元任，文史学家钱大昕、钱钟书、钱穆；历史学家赵翼，天文学家徐光启，地理学家徐霞客，社会学家费孝通，桥梁学家茅以升，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钱伟长、周培源……这些人统统都是苏南人。
三、江苏名人密集的原因探讨
通过上述概括梳理，我们对江苏名人的总体特征和分布有了一个大致印象，由此自然会产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江苏名人这么多？换句话说，为什么江苏这么出人才？
1.经济文化中心。从民族发展历史来看，中原地带由于改朝换代不断爆发战争，造成尸横遍野十室九空。战争就意味着男性青壮年的大量丧命，在传统农耕时代他们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战争就意味着城垣、房舍、财产的极大破坏。而江南除了在先秦时期，后来的几千年战争相对较少，战争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战争的规模、惨烈程度相对较低。在这个意义上，江苏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破坏较小，所以江苏的经济始终在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中原的战乱，从魏晋六朝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中原的世家、士族、名流纷纷避祸江东来到江苏，他们的资金、文化和人才都融入了江苏。而江苏作为长江下游地区，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宜于农耕，宜于人居。从唐宋时代开始，江苏就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经济的发达有力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人才自然层出不穷。 2.政治中心。在传统农耕社会，政治中心通常也就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有着强大的人才集聚效应和消费刺激效应。这种原因可以解释六朝和明清以来的南京为什么名人众多。
3.交通枢纽。由于地处京杭大运河枢纽，扬州在隋唐时代成为国际性大商埠，在明清时代成为漕运、盐运、河务中心。交通枢纽的位置带来了经济的活跃、市场的繁荣，而兴旺的经济则带来了人才的大量聚集，清代“扬州八怪”就是在扬州盐商的赞助支持下得以形成发展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苏南尤其是苏锡常名人这么多？
一个地区的发展，与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条件密切相关。一个百业兴旺、市场繁荣的社会，物产不会贫乏，人才必定密集，教育科技文化也自然欣欣向荣。所以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成熟程度，大致可以知道它所具备的各种精神的和物质的基础，苏南便是如此。
江苏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其最具标志性的核心地带就是环太湖地区的苏锡常。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水土肥沃，交通便利，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之称。所以从隋唐开始就成为全国的粮仓，韩愈便有“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据十九”的说法。这其中，苏州更是独占鳌头，唐代苏州就有“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的名声，白居易有“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之说，陆游也称“苏常熟，天下足”。民间从宋代流传至今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口碑，揭示了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冠”的重要地位。宋代以后，棉、蚕丝、盐、茶叶等在苏南经济中占有了相当高的比重，明代便有了“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的说法。经济的发达为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发达，造就了苏南教育的兴盛并形成了博学崇文的价值取向，为人才的出现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当然，经济与人才成长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影响因素，有内生性的，也有外源性的。在内生性因素中，也有教育、家族、乡土等不同因素，但毫无疑问，教育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自宋代景祐二年范仲淹在苏州创办州学始，苏南大兴办学之风，无锡的东林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正谊书院、南京的尊经书院等均名闻遐迩，至于家学、私塾更遍布城乡。于是苏南文风鼎盛，有“江左文人薮”之美誉。终北宋之世，苏州一地即出进士159人。据统计，宋代全国书院共有713家，其中南方有682家，占总数的95.7%。南宋以后历代全国有状元305人，南方为204人，占79%，其中江苏状元73人，占1/4。苏南的崇文之风，从当时的科举盛况中可见一斑。据美籍学者何秉棣研究，明代科甲鼎盛的13府中，苏南占3府：苏州、常州、松江，其中苏州府位列第三；清代科甲鼎盛的9府中，苏南占2府：苏州、常州，其中苏州府位列第二。明清两代全国203个状元中，苏南（含原松江地区）就出了60名，而其中苏锡常三地即有45名，占总数的22%。
这种崇学之风一直延续到今天。截至2012年4月，江苏省共有本科以上高校46所，苏南占35所，占76%，其中苏锡常9所，占20%；专科高校82所，苏南占53所，占65%，其中苏锡常31所，占38%。从这组数据中，不难看出苏锡常在教育方面的优势。教育的优势通常直接体现为人才优势。据2000年数据，全国两院院士籍贯以地区统计，前十名中，苏州排第二，无锡排第四，常州排第七。
正是这种经久不衰的崇学之风，使苏南从宋元以来人才辈出，独领风骚，在各个领域均有大量的杰出人才。且不说人们熟悉的二十世纪，即在古代亦成洋洋大观。在文学领域，有明代高启等“吴中四杰”、唐寅等“吴中四才子”、沈璟等“吴江派”、冯梦龙“三言”，清代钱谦益、吴伟业等“江左三大家”、陈维崧等“阳羡派”、张惠言等“常州词派”、李玉等“苏州派”，以及四占其三的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等等。
文学固然如此，放眼其它领域，也是如此。譬如学术领域，有明代顾宪成、高攀龙“东林学派”，清代惠栋朴学“吴派”、庄存与“常州学派”等。毫不夸张地说，在相关领域，苏南占据了半壁江山，离开苏南，中国的文学史、学术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等均难以着笔。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江苏名人中有那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人文学家、科学家等专门家？
这是一个比较大也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我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一个显性的原因还是在于经济的发达和教育的发达。这些专门家的成长都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的文化学习和专门知识训练，经济和教育的发达能够支撑他们的学习活动。一个隐性的原因则需要到他们生存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中去寻找。
毫无疑问，历代朝廷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是儒家文化，苏南的文化也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和规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表白，都体现了苏南文化中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只是，苏南文人的政治诉求却总是遭到朝廷的猜忌和防范，因为苏南历史上曾经有许多跟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小朝廷，苏南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力量如果有效地整合起来将会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存亡。所以中央政权一方面对苏南课以重税，既满足了朝廷对苏南粮仓的需求，也制约苏南在经济上不至过于坐大；另一方面，对苏南文人严加管束控制，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其迫害对象大多是江苏文人。譬如最有代表性的“一柱楼诗案”。“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江苏的一个闲散文人因为几句表达自己人生不如意的牢骚诗，结果酿成轰动一时、牵扯众多的大冤案。且不说由此带来的严厉的书籍查封，仅此案自身，受处分的官员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宁藩司、扬州知府、东台知县到具体办事人员，至于当事人和当事人的男性家属以及友人、学生，统统杀头，即使已经亡故也得掘坟碎尸、枭首示众。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表达的正是这种沉痛而又愤懑的感受。
这样一种逼仄的政治文化生态迫使苏南文人对于体现着权力、意识形态和秩序规范的政治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甚至呈现出一种疏离的趋势。于是，他们脱离现实逃进大自然。而江苏地区尤其是苏南地区的自然生态恰可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苏南没有崇山峻岭、戈壁荒漠，有的是小桥流水，茂竹修林，四季葱郁，环境优美，人对这样的环境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这样的环境，在积极的层面，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理想，即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进入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消极的层面，为苏南文人抵御人生压迫、舒缓精神紧张、寻找精神寄托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他们逃入学术，逃入内心，在对人性和心灵的体验中寻求人生的自由境界，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由此也更多地通过文学、艺术、学术去释放，通过对生活的艺术化追求去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人格精神得以伸展，他们的个性智慧得以张扬，他们的审美触角被打磨得愈发敏锐，而现实世界的纷扰痛苦则被拒于一定距离之外。江苏文化典籍之众多，文学之繁盛，文人画之发达，艺术门类之丰富和水平之高，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多为江苏人士，正与这种独特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三个问题的反题就是，为什么在江苏，比起专门家的辉煌，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相对偏少，成就偏小？即使有也常常是辅臣谋士型的，是学者型的，而不是开山立宗型的？
这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一面强了，这一面就不容易强。除了先秦的吴越和刘邦的汉朝，江苏只有众多偏安的小朝廷，自然难出成就霸业的大政治家；江苏的战乱不多，也就难出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大军事家。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江苏自古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有众多的思想家，但为什么顶级思想家不多，影响大的只有顾炎武等少数。观察这些思想家，发现他们大都同时是学养深厚、术有专攻的大学者，这大约还得回到“文字狱”去寻找答案。也许，“文字狱”所带来的浓重阴影，限制了他们心灵的活力和思想的原创性吧。
结 语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炎黄子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的。其中，那些有着雄才大略的杰出人士，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承担了关键的责任，或开疆拓土，或力挽狂澜，或经邦济世，或教化万民，或著书立说，或创造发明……他们那种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坚韧风骨，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气概，那种为民族文明进步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格，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他们如夏夜璀璨的星座，永久地镌刻在民族文化的版图上，也永久地镌刻在所有江苏人民的记忆中，他们是江苏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瑰宝。
江苏既是江苏人的江苏，也是中华民族的江苏。江苏的名人对江苏和民族的文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是江苏人的骄傲，也是江苏人应尽的责任。同时，江苏的发展也获得了全民族的帮助支持，江苏有今天的成就，是全体江苏人民和所有曾经在江苏工作生活的外省人共同创造的。江苏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历史地位，从江苏以外获得了大量的人才资源。对他们的历史功绩，江苏理应为他们浓墨重彩大书一笔。譬如推行变法的北宋江西人王安石，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的明初云南人郑和，矢志抗清英勇就义的明末河南人史可法，创作不朽杰作《儒林外史》的清代安徽人吴敬梓，一生推行平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的现代安徽人陶行知等等。他们在江苏这块土地上生活工作，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了江苏，最后甚至死在江苏葬在江苏，他们的勋业和影响与江苏紧密相连。基于他们为江苏为民族作出的贡献，江苏人民早已把他们视为江苏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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