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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当前的经济计划也许有利于增长,但在包容性方面有所欠缺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在大选中获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选民没享受到过去30年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收益。但特朗普政府正准备采取的经济计划,尽管不乏积极之处,却并不能为他的关键票仓兑现他所许诺的经济命运的转变。特朗普为长期面临就业形势恶化、真实收入停滞不前乃至缩水的选民群体代言。随着中产阶级就业岗位减少,中等收入群体随之缩水,这加剧了收入极化。这一现象在美国和英国尤其严重。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主要由两个因素导致:常规白领和蓝领岗位迅速被自动化取代;中低附加值岗位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后一种模式不但直接抑制了可贸易部门的收入和工资增长,也通过失业劳动力的溢出效应,影响了不可贸易的服务部门。
结果是中等和中低收入阶层劳动力过剩。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尽管经济正在扩张,劳动力过剩遏制了收入增长。劳动力议价能力和真实最低工资的下降,可能也是造成收入極化的原因,不过其影响相对较小。
尽管中产阶级所面临的挑战早已耳熟能详,美国领导人始终无法充分理解中产阶级家庭的困难,更不用说实施有效的应对手段了,最终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不断下降、健康问题恶化、药物滥用、自杀率上升以及反政府情绪。
经济不平等性严重且不断加剧的国家,常常面临政治动荡和政策无效。随着政策制定越来越反复无常、失去信誉并动辄遭遇僵局,增长也将受到影响,实现包容性繁荣的机会也变得渺茫。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政府感到做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困难。
如今,对于应对发达国家工人所面临的问题,政府干预至关重要。不管是通过重新谈判贸易安排、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还是促进再分配,政府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实现增长模式的再平衡。
特朗普政府面临两大挑战:引导政治过程远离效率低下的极化,转而将可实现的、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模式作为愿景;响应帮助特朗普问鼎白宫的选民的合理担忧。
对于第一个挑战,截至目前的信号让人无法感到欢欣鼓舞。竞选过程对于参与者来说是一场零和博弈,但治国不是。把治国看成零和博弈将造成僵局、政治分裂和不作为,不利于解决关键挑战的措施。平心而论,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方案的一些要素,如果能实施,能产生积极影响。比如,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支持下,特朗普政府或许终将结束美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来支撑增长和就业的局面。
此外,如果公共部门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得当,能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及投资规模,而税收和监管改革将带来额外的提振。一些关于贸易和投资协定的重新谈判,也有助于全球化成本和收益的再分配,但一切变化远远抵不过保护主义。而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可能因为经济自发地调整结构以适应技术发展而获得支持。
但这些也许不足以抵挡挤压美国工人的力量。即使特朗普政府成功提振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仍难以跟进。在技术变迁迅速而深远的时代,美国需要公共和私人部门大力投入以帮助工人适应变化。
第一步是大幅提高对培训、再培训和技能升级的支持。还需要一些收入再分配,让低收入工人能投资自己。目前,当美国教育体系出现局部崩坏时,富人挽救了私立教育,而公立教育被甩在了身后。这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次优。若不能在各层次同时实现高质量教育,实现包容性增长模式几乎无望。最后,特朗普政府应该反思大幅削减基础研究经费的计划,这将导致创新和经济活力步履维艰。
特朗普政府当前的经济计划也许有利于增长,但在包容性方面有所欠缺。贸易政策的变化不能仅考虑有利于中低收入家庭的增长模式再平衡。这样做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增长。
(编辑:许瑶)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在大选中获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选民没享受到过去30年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收益。但特朗普政府正准备采取的经济计划,尽管不乏积极之处,却并不能为他的关键票仓兑现他所许诺的经济命运的转变。特朗普为长期面临就业形势恶化、真实收入停滞不前乃至缩水的选民群体代言。随着中产阶级就业岗位减少,中等收入群体随之缩水,这加剧了收入极化。这一现象在美国和英国尤其严重。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主要由两个因素导致:常规白领和蓝领岗位迅速被自动化取代;中低附加值岗位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后一种模式不但直接抑制了可贸易部门的收入和工资增长,也通过失业劳动力的溢出效应,影响了不可贸易的服务部门。
结果是中等和中低收入阶层劳动力过剩。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尽管经济正在扩张,劳动力过剩遏制了收入增长。劳动力议价能力和真实最低工资的下降,可能也是造成收入極化的原因,不过其影响相对较小。
尽管中产阶级所面临的挑战早已耳熟能详,美国领导人始终无法充分理解中产阶级家庭的困难,更不用说实施有效的应对手段了,最终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不断下降、健康问题恶化、药物滥用、自杀率上升以及反政府情绪。
经济不平等性严重且不断加剧的国家,常常面临政治动荡和政策无效。随着政策制定越来越反复无常、失去信誉并动辄遭遇僵局,增长也将受到影响,实现包容性繁荣的机会也变得渺茫。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政府感到做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困难。
如今,对于应对发达国家工人所面临的问题,政府干预至关重要。不管是通过重新谈判贸易安排、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还是促进再分配,政府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实现增长模式的再平衡。
特朗普政府面临两大挑战:引导政治过程远离效率低下的极化,转而将可实现的、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模式作为愿景;响应帮助特朗普问鼎白宫的选民的合理担忧。
对于第一个挑战,截至目前的信号让人无法感到欢欣鼓舞。竞选过程对于参与者来说是一场零和博弈,但治国不是。把治国看成零和博弈将造成僵局、政治分裂和不作为,不利于解决关键挑战的措施。平心而论,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方案的一些要素,如果能实施,能产生积极影响。比如,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的支持下,特朗普政府或许终将结束美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来支撑增长和就业的局面。
此外,如果公共部门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得当,能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及投资规模,而税收和监管改革将带来额外的提振。一些关于贸易和投资协定的重新谈判,也有助于全球化成本和收益的再分配,但一切变化远远抵不过保护主义。而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可能因为经济自发地调整结构以适应技术发展而获得支持。
但这些也许不足以抵挡挤压美国工人的力量。即使特朗普政府成功提振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仍难以跟进。在技术变迁迅速而深远的时代,美国需要公共和私人部门大力投入以帮助工人适应变化。
第一步是大幅提高对培训、再培训和技能升级的支持。还需要一些收入再分配,让低收入工人能投资自己。目前,当美国教育体系出现局部崩坏时,富人挽救了私立教育,而公立教育被甩在了身后。这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次优。若不能在各层次同时实现高质量教育,实现包容性增长模式几乎无望。最后,特朗普政府应该反思大幅削减基础研究经费的计划,这将导致创新和经济活力步履维艰。
特朗普政府当前的经济计划也许有利于增长,但在包容性方面有所欠缺。贸易政策的变化不能仅考虑有利于中低收入家庭的增长模式再平衡。这样做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增长。
(编辑:许瑶)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