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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一个智力资源充沛、便利交流、国际化风险资本云集、法律完备且对创新友好的软环境中，企业才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创造者思维，创造出更多的软价值和新财富
被称为“千年大计、国之大事”的雄安新区，除了承载着首都副中心，以及在土地、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引领作用外，还明确提出要成为中国“硅谷”。硅谷之所以成功，核心在于软产业、软价值，以及培育软产业和软价值的软环境。如何才能把雄安新区打造成中国的硅谷呢？
硅谷作为旧金山南端从帕洛阿尔托到首府圣何塞一段长约25英里的谷地，百年以来都是一片片的果园。20世纪5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接受教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的建议，决定将校园的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使用，开启了硅谷的传奇历史。
显然，硅谷并没有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缺乏廉价劳动力，交通运输并不发达。从硬财富创造的角度来看这里并不具备任何优势。但是如果从科研经济和软价值角度来看，情况就大不一样，它具备一系列发展科研等软产业的优势条件，构成了创新企业成长所需要的独特“软环境”。
例如，硅谷吸引着全球的创业者和知识精英，他们可能来自中国、印度，也可能母语是西班牙语、日语，但是在这片谷地上，英语成为他们的共同语言，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沟通的成本。
从文化观念来看，鼓励创新、容忍失败、鼓励“单飞”创业等观念在硅谷长盛不衰，自从著名的“八个叛徒”从仙童半导体公司出走，开创了英特尔公司开始，有想法的员工离开原来的公司跳槽、创业就成为这片土地的通行规则，甚至出现了加州政府因为苹果、谷歌、英特尔和Adobe四家公司互相不挖角而起诉它们的“奇闻”，原因就是地方政府要推动和促进各公司之间的人才流动，防止人力资源僵化、板结，阻碍了创新。
从法律方面，加州戴维斯大学法学教授、加州国际法研究中心主管Anupam Chander就认为，硅谷在互联网时代的成功，归因于美国版权法和侵权法的关键实质性改革，这项改革极大地降低了硅谷孵化新的全球贸易商所面临的风险。具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旨在减少互联网平台对于第三方责任的担忧以及降低隐私保护程度的法律改革，为后来以Web 2.0著称的新兴公司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友好的法律生态系统。
相比之下，在欧洲和日本，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隐私侵权法，反倒阻碍了互联网初创公司的发展。例如，谷歌和雅虎正是出于对日本版权法可能会宣布搜索引擎违法的担忧，它们才将服务器安置在日本境外；出于对法律环境的考虑，日本计算机科学教授会建议他的学生在日本之外发布他们的电脑软件；而英国首相卡梅伦则曾暗示，根据英国版权法，谷歌的搜索引擎可能是违法的。显然，这样对创新不够友好的法律环境是不会诞生硅谷的。
税收方面，在美国，初创公司除了给员工缴纳医疗保险外，一般就只有所得税，没有营业税、增值税、城建税、教育税等赋税条目，也就是说创业公司不赚钱不缴税，这样可以相对有效地缓解创业者的资金压力。
金融方面就更不必说了，全世界风险投资的圣地——门罗公园就位于硅谷附近，这里集中了全美一半以上的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推动了硅谷创新企业的发展，而创新企业的高速成长也为风险投资带来了更多的资金和投资者，这种良性互动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创业园区所不能比拟的。
硅谷软环境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大学和圣何塞大学在内的8所大学、9所专科学院和33所技工学校、100多所私立专业学校。其中斯坦福大学发挥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斯坦福大学并不仅仅做了硅谷的土地提供者，更重要的是，它为硅谷源源不断输送着科学家、技术人员、企业家和创意天才，据说有5000个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的创意、教职工或者学生。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约翰·亨尼西说过，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如果大学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大学的围墙之内，而不能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会阻碍研究者创新的动力。
更加需要指出的是，在硅谷的发展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没有“越位”发挥作用，而是让各种生产要素、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自由组合，使得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迅速迭代，过时的技术、产品和产业则自然退出，保证了硅谷始终充满活力。例如，硅谷最初的“黄金产业”的确是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硬财富制造业，但是当日本、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加入竞争，美国本土半导体企业显出“衰落”迹象时，政府并沒有来挽救和干预，而是让这个过程自然发生，随着技术的进步，硅谷实现了整体“由硬到软”的转变，更能发挥创造性思维价值的软产业，如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药等不断兴起，让硅谷始终站在世界软产业创新的潮头。
因此，笔者在近期出版的《软价值——量子时代的财富创造新范式》一书中提出，硅谷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独特的软环境。所谓软环境，就是指培育软产业、创造软价值所需要的非物质环境，主要由语言文化、法律治安环境、道德观念、税收、金融、教育、医疗等要素构成。
在中国以往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工业园区的建设功不可没：征一块地，搞好“三通一平”，地方政府再给出税收减免的优惠承诺，就可以开始招商了。对于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硬财富制造业而言，所需要的环境是港口、道路、厂房、生产线，加上周围便利的原材料供应和廉价的成熟劳动力，这样的工业园区成功模式有其合理性。但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软产业却有不同的价值创造规律：软价值创造主要不消耗地球资源，不是原材料加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核心来自于创造型人才在知识、文化、信息、金融等领域的创造性有效投入因子，也就是说其财富的源泉是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满足的是人类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力。因此吸引创造型人才是软环境的第一要义，这就要求在这个环境中，既要有优美的自然环境、良好的教育医疗等生活条件，更要有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创新友好的法律环境、国际化的风险资本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创造型人才在这里能够得到实现其创意的配套资源，可以顺利将创造性思维转化成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在这个环境中，创造型人才和他们的成果还可以充分流动，各种创新思想都可以无障碍地获得全球资本的支持并在全球资本市场兑现其软价值…… 如果我们拘泥于“三通一平+产业规划”的传统方式，也许能建造出建筑物和道路的水泥森林，未必能培养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雨林。有人说，“缺少了清华大学的雄安新区，就像是没有斯坦福的硅谷”。话虽绝对，但是也指出了雄安新区不仅在基础设施上是一张白纸，软环境基本上也是处于零起点。当然，零起点也有零起点的优势，可以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创新园区软环境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全维度、全方位地营造适宜软价值创造的软环境。具体而言，应当注意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告别“赶超型创新战略”，适应政府作为软环境创造者的新角色。当一个经济体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处于追赶阶段时，由于有明确的追赶目标，政府的产业规划、科技规划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有利于集中资源完成赶超。而现阶段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对于领跑者来说，赶超的目标消失了，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没有人能够为他做出规划，指明方向，只能在各种可能性中不断试错、探索，在雄安新区这样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为目标的创新制高点，“在政府规划指导下的赶超型创新战略”不再适用，不能走政府制定产业规划的老路，更不能走官僚文化干预企业行为的歪路，政府只能做创新软环境的创造者，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土壤、阳光、水分，把创新的舞台充分留给企业家和创业者。
其次，营造充沛的智力软环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固然是雄安新区的重要功能定位，但是如果仅仅将眼光定在能从北京迁出的资源上，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雄安新区的发展。硅谷的人才、创意、资金来自全世界各地，雄安新区也不妨以吸引全世界的创新资源，尤其是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在土地、资金等政策资源上向教育、科研机构大力倾斜，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教育、科研机构，营造充沛的智力软环境。
第三，营造创业、创新友好的法律软环境。在公司的创设、税收、社保等方面，可参照硅谷的成熟政策，降低门槛，减轻负担。同时，参照各地自贸区的一些做法，减少各方面过于严格的限制，例如减少对知识、信息、文化作品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限制，鼓励创新。
第四，在文化软环境方面，营造中小企业适宜生长的“创业雨林”。为了支持雄安新区发展，现在有不少央企都已经表态将在雄安加大投资力度，或者已经建立了办事机构。但是从历史和规律来看，创新往往出自那些新创企业、中小企业。如果雄安成为一个央企总部林立的CBD，那将与硅谷的文化產生巨大差异。应当从工商、土地、户口、社保、人事等方面为中小创业创新企业提供便利，鼓励人才流动，鼓励科技成果转化，鼓励大企业内部创业，营造“创业雨林”式的文化软环境。
第五，营造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的风险资本软环境。一大批国际知名的风险投资机构在硅谷的成长和演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既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规律，又了解科技、医药、文创等某一行业特征的风险投资机构，对于创新项目和创业企业来说不仅仅是资金的提供者，很多时候更是扮演了“天使投资+创业辅导”的双重角色，能够帮助创业者解决创业初期的很多问题；另外，在一些已经度过创业阶段的成长企业，风险投资机构仍然在公司治理、战略方向、融资策略等方面为公司提供多样化的增值服务，传统的银行等间接融资模式很难做到。老化的金融供给未必能服务新经济，尤其是以软价值、软资产等为基础的创业企业，几乎没有硬资产可以抵押，很难从传统银行获得资本支持，这是目前国内创新创业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应当从外汇、税收、资本市场等方面制定政策，鼓励国内外高质量的创业投资机构在雄安落户投资，避免银行等老化的金融供给“抢先占位，过度发展”，为创新提供良好的资本软环境。
第六，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有吸引力的生活软环境。目前雄安新区已经提出了“租售并举”等住房政策，意图用创新的办法解决住房问题，同时，还要为人才提供相应的教育、医疗、文娱等生活条件，才能保证全球的创新创业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干得成。
总而言之，只有在一个智力资源充沛、便利交流、国际化风险资本云集、法律完备且对创新友好的软环境中，企业才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创造者思维，创造出更多的软价值和新财富。
雄安新区是通往未来中国的创新之门，而未来财富形式将是来源于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软产业和软价值。就像工业时代的价值创造主体需要的不再是田地、耕牛和种子，软价值时代的财富创造也有新的范式，需要全新的软环境，这正是雄安新区最需要向硅谷学习的。
（作者滕泰为北京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为北京万博新经济研究院软价值研究中心主任，编辑：袁满）
被称为“千年大计、国之大事”的雄安新区，除了承载着首都副中心，以及在土地、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引领作用外，还明确提出要成为中国“硅谷”。硅谷之所以成功，核心在于软产业、软价值，以及培育软产业和软价值的软环境。如何才能把雄安新区打造成中国的硅谷呢？
硅谷成功的关键
硅谷作为旧金山南端从帕洛阿尔托到首府圣何塞一段长约25英里的谷地，百年以来都是一片片的果园。20世纪5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接受教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的建议，决定将校园的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使用，开启了硅谷的传奇历史。
显然，硅谷并没有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缺乏廉价劳动力，交通运输并不发达。从硬财富创造的角度来看这里并不具备任何优势。但是如果从科研经济和软价值角度来看，情况就大不一样，它具备一系列发展科研等软产业的优势条件，构成了创新企业成长所需要的独特“软环境”。
例如，硅谷吸引着全球的创业者和知识精英，他们可能来自中国、印度，也可能母语是西班牙语、日语，但是在这片谷地上，英语成为他们的共同语言，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沟通的成本。
从文化观念来看，鼓励创新、容忍失败、鼓励“单飞”创业等观念在硅谷长盛不衰，自从著名的“八个叛徒”从仙童半导体公司出走，开创了英特尔公司开始，有想法的员工离开原来的公司跳槽、创业就成为这片土地的通行规则，甚至出现了加州政府因为苹果、谷歌、英特尔和Adobe四家公司互相不挖角而起诉它们的“奇闻”，原因就是地方政府要推动和促进各公司之间的人才流动，防止人力资源僵化、板结，阻碍了创新。
从法律方面，加州戴维斯大学法学教授、加州国际法研究中心主管Anupam Chander就认为，硅谷在互联网时代的成功，归因于美国版权法和侵权法的关键实质性改革，这项改革极大地降低了硅谷孵化新的全球贸易商所面临的风险。具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旨在减少互联网平台对于第三方责任的担忧以及降低隐私保护程度的法律改革，为后来以Web 2.0著称的新兴公司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友好的法律生态系统。
相比之下，在欧洲和日本，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隐私侵权法，反倒阻碍了互联网初创公司的发展。例如，谷歌和雅虎正是出于对日本版权法可能会宣布搜索引擎违法的担忧，它们才将服务器安置在日本境外；出于对法律环境的考虑，日本计算机科学教授会建议他的学生在日本之外发布他们的电脑软件；而英国首相卡梅伦则曾暗示，根据英国版权法，谷歌的搜索引擎可能是违法的。显然，这样对创新不够友好的法律环境是不会诞生硅谷的。
税收方面，在美国，初创公司除了给员工缴纳医疗保险外，一般就只有所得税，没有营业税、增值税、城建税、教育税等赋税条目，也就是说创业公司不赚钱不缴税，这样可以相对有效地缓解创业者的资金压力。
金融方面就更不必说了，全世界风险投资的圣地——门罗公园就位于硅谷附近，这里集中了全美一半以上的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推动了硅谷创新企业的发展，而创新企业的高速成长也为风险投资带来了更多的资金和投资者，这种良性互动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创业园区所不能比拟的。
硅谷软环境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大学和圣何塞大学在内的8所大学、9所专科学院和33所技工学校、100多所私立专业学校。其中斯坦福大学发挥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斯坦福大学并不仅仅做了硅谷的土地提供者，更重要的是，它为硅谷源源不断输送着科学家、技术人员、企业家和创意天才，据说有5000个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的创意、教职工或者学生。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约翰·亨尼西说过，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如果大学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大学的围墙之内，而不能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会阻碍研究者创新的动力。
更加需要指出的是，在硅谷的发展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没有“越位”发挥作用，而是让各种生产要素、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自由组合，使得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迅速迭代，过时的技术、产品和产业则自然退出，保证了硅谷始终充满活力。例如，硅谷最初的“黄金产业”的确是以硅为基础的半导体硬财富制造业，但是当日本、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加入竞争，美国本土半导体企业显出“衰落”迹象时，政府并沒有来挽救和干预，而是让这个过程自然发生，随着技术的进步，硅谷实现了整体“由硬到软”的转变，更能发挥创造性思维价值的软产业，如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药等不断兴起，让硅谷始终站在世界软产业创新的潮头。
因此，笔者在近期出版的《软价值——量子时代的财富创造新范式》一书中提出，硅谷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独特的软环境。所谓软环境，就是指培育软产业、创造软价值所需要的非物质环境，主要由语言文化、法律治安环境、道德观念、税收、金融、教育、医疗等要素构成。
雄安的软环境要素
在中国以往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工业园区的建设功不可没：征一块地，搞好“三通一平”，地方政府再给出税收减免的优惠承诺，就可以开始招商了。对于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硬财富制造业而言，所需要的环境是港口、道路、厂房、生产线，加上周围便利的原材料供应和廉价的成熟劳动力，这样的工业园区成功模式有其合理性。但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软产业却有不同的价值创造规律：软价值创造主要不消耗地球资源，不是原材料加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核心来自于创造型人才在知识、文化、信息、金融等领域的创造性有效投入因子，也就是说其财富的源泉是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满足的是人类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力。因此吸引创造型人才是软环境的第一要义，这就要求在这个环境中，既要有优美的自然环境、良好的教育医疗等生活条件，更要有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创新友好的法律环境、国际化的风险资本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创造型人才在这里能够得到实现其创意的配套资源，可以顺利将创造性思维转化成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在这个环境中，创造型人才和他们的成果还可以充分流动，各种创新思想都可以无障碍地获得全球资本的支持并在全球资本市场兑现其软价值…… 如果我们拘泥于“三通一平+产业规划”的传统方式，也许能建造出建筑物和道路的水泥森林，未必能培养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雨林。有人说，“缺少了清华大学的雄安新区，就像是没有斯坦福的硅谷”。话虽绝对，但是也指出了雄安新区不仅在基础设施上是一张白纸，软环境基本上也是处于零起点。当然，零起点也有零起点的优势，可以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创新园区软环境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全维度、全方位地营造适宜软价值创造的软环境。具体而言，应当注意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告别“赶超型创新战略”，适应政府作为软环境创造者的新角色。当一个经济体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处于追赶阶段时，由于有明确的追赶目标，政府的产业规划、科技规划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有利于集中资源完成赶超。而现阶段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对于领跑者来说，赶超的目标消失了，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没有人能够为他做出规划，指明方向，只能在各种可能性中不断试错、探索，在雄安新区这样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为目标的创新制高点，“在政府规划指导下的赶超型创新战略”不再适用，不能走政府制定产业规划的老路，更不能走官僚文化干预企业行为的歪路，政府只能做创新软环境的创造者，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土壤、阳光、水分，把创新的舞台充分留给企业家和创业者。
其次，营造充沛的智力软环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固然是雄安新区的重要功能定位，但是如果仅仅将眼光定在能从北京迁出的资源上，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雄安新区的发展。硅谷的人才、创意、资金来自全世界各地，雄安新区也不妨以吸引全世界的创新资源，尤其是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在土地、资金等政策资源上向教育、科研机构大力倾斜，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教育、科研机构，营造充沛的智力软环境。
第三，营造创业、创新友好的法律软环境。在公司的创设、税收、社保等方面，可参照硅谷的成熟政策，降低门槛，减轻负担。同时，参照各地自贸区的一些做法，减少各方面过于严格的限制，例如减少对知识、信息、文化作品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限制，鼓励创新。
第四，在文化软环境方面，营造中小企业适宜生长的“创业雨林”。为了支持雄安新区发展，现在有不少央企都已经表态将在雄安加大投资力度，或者已经建立了办事机构。但是从历史和规律来看，创新往往出自那些新创企业、中小企业。如果雄安成为一个央企总部林立的CBD，那将与硅谷的文化產生巨大差异。应当从工商、土地、户口、社保、人事等方面为中小创业创新企业提供便利，鼓励人才流动，鼓励科技成果转化，鼓励大企业内部创业，营造“创业雨林”式的文化软环境。
第五，营造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的风险资本软环境。一大批国际知名的风险投资机构在硅谷的成长和演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既掌握国际资本市场规律，又了解科技、医药、文创等某一行业特征的风险投资机构，对于创新项目和创业企业来说不仅仅是资金的提供者，很多时候更是扮演了“天使投资+创业辅导”的双重角色，能够帮助创业者解决创业初期的很多问题；另外，在一些已经度过创业阶段的成长企业，风险投资机构仍然在公司治理、战略方向、融资策略等方面为公司提供多样化的增值服务，传统的银行等间接融资模式很难做到。老化的金融供给未必能服务新经济，尤其是以软价值、软资产等为基础的创业企业，几乎没有硬资产可以抵押，很难从传统银行获得资本支持，这是目前国内创新创业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应当从外汇、税收、资本市场等方面制定政策，鼓励国内外高质量的创业投资机构在雄安落户投资，避免银行等老化的金融供给“抢先占位，过度发展”，为创新提供良好的资本软环境。
第六，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有吸引力的生活软环境。目前雄安新区已经提出了“租售并举”等住房政策，意图用创新的办法解决住房问题，同时，还要为人才提供相应的教育、医疗、文娱等生活条件，才能保证全球的创新创业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干得成。
总而言之，只有在一个智力资源充沛、便利交流、国际化风险资本云集、法律完备且对创新友好的软环境中，企业才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创造者思维，创造出更多的软价值和新财富。
雄安新区是通往未来中国的创新之门，而未来财富形式将是来源于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软产业和软价值。就像工业时代的价值创造主体需要的不再是田地、耕牛和种子，软价值时代的财富创造也有新的范式，需要全新的软环境，这正是雄安新区最需要向硅谷学习的。
（作者滕泰为北京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为北京万博新经济研究院软价值研究中心主任，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