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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新年伊始，上海廿一私藏艺术馆，罗氏家族的家传珍品第一次公开对外展出。
举办这样一个展览，罗振玉的嫡孙、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随祖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这些家藏珍品——汉代玺印、敦煌经卷、西域木牍、明清绘画、古代拓本等被一一运至上海，置入展柜，分四次陆续展出，贯穿全年。
对于不甚景气的艺术品市场，罗家藏品深具吸引力，开展伊始，便有人来陆续打探，但是罗家拒绝了所有的拍卖请求。这些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珍品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典型中国学术世家的家传风范。
珍品传家
汉代青铜瓦钮私印、明代内廷观音菩萨像、老坑十二眼端砚……，2015年新年伊始，这些原本深藏闺中不为人知的珍品，首次亮相上海滩。
“我们的东西不算是遗产，而是我父亲研究各门学科留下的样品。”面对自家宝物，罗随祖十分低调。
罗随祖的祖父、国学巨擎罗振玉，祖籍浙江上虞，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传古第一人”，更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一生著作达130多部，刊印书籍400多种。
“虽然留着辫子，但是祖父的思想非常之新。”罗随祖说，祖父罗振玉“提出的国学三个支柱‘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同现在的理念完全一致。他还创立了古器物学的概念，把文物分成57个门类。没有活跃的思想，这样的想法很难诞生。”
从历史、学术的角度保护文物，罗振玉在国外的名声“甚于国内”。当年，美国考古学会聘他做通讯员，整个东方他是唯一的一位。而美国国会图书馆则藏有一整套他的著作。罗振玉在农学、教育、考古、金石学、敦煌学等领域都有不菲的贡献，而他的甲骨学研究则在中国学界尽人皆知。
当年在《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家里，罗振玉第一次看见甲骨文残片，便如获至宝。日后他不断收集失落的残片。在日本京都住学8年期间，所著《殷墟书契考释》成为世界诠释甲骨学最为核心的重要著作。
专栏作家素素在《罗振玉与大云书库》一文中写道：“这本书让罗振玉成为最早认识甲骨文价值的人，他也是世界上识认甲骨文最多的人。”罗振玉与中国研究甲骨文的大家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合称为“甲骨四堂”（王观堂、郭鼎堂、董彦堂、罗雪堂）。
自罗振玉以下的罗家三代学人，均与北京紫禁城结下了深厚的文化渊缘，从清末罗振玉的“南书房行走”（清代宫内鉴定青铜器藏器），到罗福颐、罗随祖父子的“文物学家”，连接了三个时代的三代人。
受罗振玉影响，在故宫工作近30年的儿子罗福颐家学深厚，17岁即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学术研究著述60年，《三代吉金文存》的具体编纂即出自罗福颐之手。
罗家曾隔出两个房间专门藏书，虽然没有“宋元善本”，但还是留存下来很多学术精品。
“当年，罗家从天津搬家到旅顺，有300多箱书籍和文物，都是我父亲一手装箱、整理，再重新上架布置的。”罗随祖说。
罗振玉曾在旅顺定居十几年，那里至今还有他的故居和藏书楼—大云书库。
“整个4层楼的书库，书籍如何排列、布局都是我父亲一手设计的。后来旅顺图书馆收藏了大云书库的书籍，旅顺博物馆则收藏了大云书库的器物。”
罗随祖告诉记者，就职故宫博物院之前，罗福颐曾经担任文化部文物处即后来国家文物局的业务秘书。
“那个年代国家很穷，大藏家纷纷变卖家藏品，他当时专门负责收购。”
故宫2万多件印章由罗福颐一手收入，同时收入的还有一些青铜器物。因为罗福颐的细致和专业，1957年到1981年他在故宫工作期间，那里成了中国藏印最多、印章整理最完备、质量最高的地方。
百劫余烬
文革期间，国学传统受到重创，罗家也未能幸免。罗家一度被抄三次，辗转多年，一些藏书虽然重新归还，但是数量上却十分有限。抄家时是8辆汽车，领回来的却只有几三轮车。
“祖父钟爱我父亲和堂兄罗继祖，他把自己的学术一分为二：艺术鉴赏、诗词部分给了罗继祖，甲骨、金经文、考据、金石学给了我父亲。”
20世纪90年代，罗福颐病重期间，将家里的藏品一一做了嘱托。最小的儿子罗随祖喜欢治印，罗福颐便把印章类书籍和100多方藏印留给了他，青铜器类的书籍则留给了他的姐姐。
“父亲很早就出来独立工作，祖父去世后，家里的一些财产分散，他基本没有参与。只是致力于刊印遗著，整理学术。”
父亲去世后，罗随祖开始慢慢整理家藏，“过去很多东西都是用纸一裹，放在家中，后来才一件一件收拾出来。”
这些家传的宝物，被罗随祖一直带在身边，他在上面作了标注，不许家人擅自乱动。后来全家达成一致，因为祖父罗振玉的文物多在旅顺，所以，罗家又将一半藏品捐给了旅顺博物馆。
“老一代人收藏这些东西不容易，我们不希望前人的东西四处分散。”罗随祖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罗福颐先后5次将自己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包括甲骨、青铜器、古玺印、陶瓷器、书画碑帖、古籍善本等。罗福颐去世后，罗家再次捐献出一件原为清宫旧藏的珍贵文物—元代著名书法家顾信的楷书写经。
据罗随祖介绍，此次展品中，最珍贵的是他的外祖父商衍瀛（光绪进士）给女儿的随嫁品—明代工笔重彩千手千眼观音像。其他珍品还有唐人写经残卷、明代水晶闲文印章等。
罗随祖行事低调，他本意是把这个展览叫做“百劫余烬”，后被策展人改成了“行走紫禁城的三代学人”。从清代开始进入故宫，罗家在中国是一个特例。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家族史中，罗家堪称是与紫禁城联系最为密切的一家。
中国家族特例
上海廿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威第一次见到罗随祖，便从他本人的修养中感受到了罗氏家族的力量。
李威所在的“廿一文化”重视文化重建，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深入了解了罗家，特别是看到罗振玉的史料和手迹，李威深有感触。
“这是一个可以触摸到的学术大家。从这些藏品中，可以体会到这个百年学术大家是如何自我修炼、自我传承以及如何教育后代的。”李威说。
罗振玉的学风、家风传至儿子罗福颐，而后由罗随祖继承下来，在中国近现代家族中，罗家的学术脉络清晰畅达。
罗福颐毕生从事金石文字学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故宫成立“研究室”后第一批并入的专家，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古玺印研究顺利开展。
“故宫的青铜器馆是父亲建立起来的，他引领了印章研究和战国文字研究的风气，而临沂汉简包括《孙膑兵法》则由他一手整理。”
20世纪70年代，山东临沂汉简出土，成为当年考古学界的大事。那时，罗福颐正在干校劳动，国务院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领导第一时间调他回京进行汉简研究。
罗随祖回忆说，刚出土的汉简是一个大泥坨，用军大衣裹好带到北京。当时，罗福颐让助手买了20个手术用的白瓷盘，放上水，把竹简浸在水中拍照，而后把照片一张张剪开，逐字辨认、编号，从中发现了整部的《孙膑兵法》。由此知道，它和《孙子兵法》不是一部兵书。
“临沂汉简”的整理及《孙膑兵法》的发现一时轰动海内外，一些文物研究者闻风而至。美国、法国、波兰、日本、马来西亚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纷纷作出回应。此前，中国哲学史关注的都是儒、墨、道、法诸家，鲜有提及兵家的。此后，孙武、孙膑的传略和著作被郑重列入。
罗福颐的治学和治家一样严谨，虽然不是罗振玉那样的“大家长”，但一些规矩，孩子们从小就都知道。
“比如读书不许折页，不许扣着放书，一张纸反正面用完，还要裁成小条当书签等等。”罗随祖说。
在陕北插队数年后，罗随祖回到故宫成为父亲的助手，研究领域依然绕不开“金石考古”。
当时各学科正在慢慢恢复，最“受宠”的是青铜类重器，印章等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罗福颐父子偏偏钻进了冷门。1978年，文物出版社重印了罗福颐的《汉印文字徵》，第一版就成为该社有史以来最为盈利的一部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当年罗福颐热衷的“冷门”—金石、战国文字、竹简等如今都成了显学。
为编辑《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晚年罗福颐带着助手，连续3年，跑了中国15个省市，27个博物馆进行调研。他去世后，这部巨著由儿子罗随祖最终付梓完成。
行走紫禁城的三代学人留下的遗产，是中国传统学术遗产的精华。罗随祖表示，此次展览避开“收藏”二字，旨在“避开经济干扰”，只谈传承。
相对于罗家的学术传承，罗随祖更关心的是整个民族的文脉。在他看来，传承是当务之急，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对传承做一个全面深刻的诠释。”
链接：罗氏三代
罗振玉（1866—19 40）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罗福颐 （1905年-1981年） “故宫四老”之一。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文物学家、鉴定家和篆刻家，是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杭州西泠印社等单位的研究员、顾问和理事。
罗随祖 罗福颐幼子，1952年出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30余年，主要从事青铜器、古代玺印以及相关古文字与艺术方面的研究，在文物辨伪鉴定方面享有盛誉；于19 79年完成《汉印文字徵补遗》一书。后又参与编辑《古玺文编·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书，目前是故宫重点学术出版物《罗福颐集》的主编。
举办这样一个展览，罗振玉的嫡孙、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随祖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这些家藏珍品——汉代玺印、敦煌经卷、西域木牍、明清绘画、古代拓本等被一一运至上海，置入展柜，分四次陆续展出，贯穿全年。
对于不甚景气的艺术品市场，罗家藏品深具吸引力，开展伊始，便有人来陆续打探，但是罗家拒绝了所有的拍卖请求。这些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珍品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典型中国学术世家的家传风范。
珍品传家
汉代青铜瓦钮私印、明代内廷观音菩萨像、老坑十二眼端砚……，2015年新年伊始，这些原本深藏闺中不为人知的珍品，首次亮相上海滩。
“我们的东西不算是遗产，而是我父亲研究各门学科留下的样品。”面对自家宝物，罗随祖十分低调。
罗随祖的祖父、国学巨擎罗振玉，祖籍浙江上虞，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传古第一人”，更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一生著作达130多部，刊印书籍400多种。
“虽然留着辫子，但是祖父的思想非常之新。”罗随祖说，祖父罗振玉“提出的国学三个支柱‘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同现在的理念完全一致。他还创立了古器物学的概念，把文物分成57个门类。没有活跃的思想，这样的想法很难诞生。”
从历史、学术的角度保护文物，罗振玉在国外的名声“甚于国内”。当年，美国考古学会聘他做通讯员，整个东方他是唯一的一位。而美国国会图书馆则藏有一整套他的著作。罗振玉在农学、教育、考古、金石学、敦煌学等领域都有不菲的贡献，而他的甲骨学研究则在中国学界尽人皆知。
当年在《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家里，罗振玉第一次看见甲骨文残片，便如获至宝。日后他不断收集失落的残片。在日本京都住学8年期间，所著《殷墟书契考释》成为世界诠释甲骨学最为核心的重要著作。
专栏作家素素在《罗振玉与大云书库》一文中写道：“这本书让罗振玉成为最早认识甲骨文价值的人，他也是世界上识认甲骨文最多的人。”罗振玉与中国研究甲骨文的大家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合称为“甲骨四堂”（王观堂、郭鼎堂、董彦堂、罗雪堂）。
自罗振玉以下的罗家三代学人，均与北京紫禁城结下了深厚的文化渊缘，从清末罗振玉的“南书房行走”（清代宫内鉴定青铜器藏器），到罗福颐、罗随祖父子的“文物学家”，连接了三个时代的三代人。
受罗振玉影响，在故宫工作近30年的儿子罗福颐家学深厚，17岁即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学术研究著述60年，《三代吉金文存》的具体编纂即出自罗福颐之手。
罗家曾隔出两个房间专门藏书，虽然没有“宋元善本”，但还是留存下来很多学术精品。
“当年，罗家从天津搬家到旅顺，有300多箱书籍和文物，都是我父亲一手装箱、整理，再重新上架布置的。”罗随祖说。
罗振玉曾在旅顺定居十几年，那里至今还有他的故居和藏书楼—大云书库。
“整个4层楼的书库，书籍如何排列、布局都是我父亲一手设计的。后来旅顺图书馆收藏了大云书库的书籍，旅顺博物馆则收藏了大云书库的器物。”
罗随祖告诉记者，就职故宫博物院之前，罗福颐曾经担任文化部文物处即后来国家文物局的业务秘书。
“那个年代国家很穷，大藏家纷纷变卖家藏品，他当时专门负责收购。”
故宫2万多件印章由罗福颐一手收入，同时收入的还有一些青铜器物。因为罗福颐的细致和专业，1957年到1981年他在故宫工作期间，那里成了中国藏印最多、印章整理最完备、质量最高的地方。
百劫余烬
文革期间，国学传统受到重创，罗家也未能幸免。罗家一度被抄三次，辗转多年，一些藏书虽然重新归还，但是数量上却十分有限。抄家时是8辆汽车，领回来的却只有几三轮车。
“祖父钟爱我父亲和堂兄罗继祖，他把自己的学术一分为二：艺术鉴赏、诗词部分给了罗继祖，甲骨、金经文、考据、金石学给了我父亲。”
20世纪90年代，罗福颐病重期间，将家里的藏品一一做了嘱托。最小的儿子罗随祖喜欢治印，罗福颐便把印章类书籍和100多方藏印留给了他，青铜器类的书籍则留给了他的姐姐。
“父亲很早就出来独立工作，祖父去世后，家里的一些财产分散，他基本没有参与。只是致力于刊印遗著，整理学术。”
父亲去世后，罗随祖开始慢慢整理家藏，“过去很多东西都是用纸一裹，放在家中，后来才一件一件收拾出来。”
这些家传的宝物，被罗随祖一直带在身边，他在上面作了标注，不许家人擅自乱动。后来全家达成一致，因为祖父罗振玉的文物多在旅顺，所以，罗家又将一半藏品捐给了旅顺博物馆。
“老一代人收藏这些东西不容易，我们不希望前人的东西四处分散。”罗随祖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罗福颐先后5次将自己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包括甲骨、青铜器、古玺印、陶瓷器、书画碑帖、古籍善本等。罗福颐去世后，罗家再次捐献出一件原为清宫旧藏的珍贵文物—元代著名书法家顾信的楷书写经。
据罗随祖介绍，此次展品中，最珍贵的是他的外祖父商衍瀛（光绪进士）给女儿的随嫁品—明代工笔重彩千手千眼观音像。其他珍品还有唐人写经残卷、明代水晶闲文印章等。
罗随祖行事低调，他本意是把这个展览叫做“百劫余烬”，后被策展人改成了“行走紫禁城的三代学人”。从清代开始进入故宫，罗家在中国是一个特例。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家族史中，罗家堪称是与紫禁城联系最为密切的一家。
中国家族特例
上海廿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威第一次见到罗随祖，便从他本人的修养中感受到了罗氏家族的力量。
李威所在的“廿一文化”重视文化重建，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深入了解了罗家，特别是看到罗振玉的史料和手迹，李威深有感触。
“这是一个可以触摸到的学术大家。从这些藏品中，可以体会到这个百年学术大家是如何自我修炼、自我传承以及如何教育后代的。”李威说。
罗振玉的学风、家风传至儿子罗福颐，而后由罗随祖继承下来，在中国近现代家族中，罗家的学术脉络清晰畅达。
罗福颐毕生从事金石文字学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故宫成立“研究室”后第一批并入的专家，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古玺印研究顺利开展。
“故宫的青铜器馆是父亲建立起来的，他引领了印章研究和战国文字研究的风气，而临沂汉简包括《孙膑兵法》则由他一手整理。”
20世纪70年代，山东临沂汉简出土，成为当年考古学界的大事。那时，罗福颐正在干校劳动，国务院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领导第一时间调他回京进行汉简研究。
罗随祖回忆说，刚出土的汉简是一个大泥坨，用军大衣裹好带到北京。当时，罗福颐让助手买了20个手术用的白瓷盘，放上水，把竹简浸在水中拍照，而后把照片一张张剪开，逐字辨认、编号，从中发现了整部的《孙膑兵法》。由此知道，它和《孙子兵法》不是一部兵书。
“临沂汉简”的整理及《孙膑兵法》的发现一时轰动海内外，一些文物研究者闻风而至。美国、法国、波兰、日本、马来西亚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纷纷作出回应。此前，中国哲学史关注的都是儒、墨、道、法诸家，鲜有提及兵家的。此后，孙武、孙膑的传略和著作被郑重列入。
罗福颐的治学和治家一样严谨，虽然不是罗振玉那样的“大家长”，但一些规矩，孩子们从小就都知道。
“比如读书不许折页，不许扣着放书，一张纸反正面用完，还要裁成小条当书签等等。”罗随祖说。
在陕北插队数年后，罗随祖回到故宫成为父亲的助手，研究领域依然绕不开“金石考古”。
当时各学科正在慢慢恢复，最“受宠”的是青铜类重器，印章等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罗福颐父子偏偏钻进了冷门。1978年，文物出版社重印了罗福颐的《汉印文字徵》，第一版就成为该社有史以来最为盈利的一部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当年罗福颐热衷的“冷门”—金石、战国文字、竹简等如今都成了显学。
为编辑《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晚年罗福颐带着助手，连续3年，跑了中国15个省市，27个博物馆进行调研。他去世后，这部巨著由儿子罗随祖最终付梓完成。
行走紫禁城的三代学人留下的遗产，是中国传统学术遗产的精华。罗随祖表示，此次展览避开“收藏”二字，旨在“避开经济干扰”，只谈传承。
相对于罗家的学术传承，罗随祖更关心的是整个民族的文脉。在他看来，传承是当务之急，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对传承做一个全面深刻的诠释。”
链接：罗氏三代
罗振玉（1866—19 40）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罗福颐 （1905年-1981年） “故宫四老”之一。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文物学家、鉴定家和篆刻家，是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杭州西泠印社等单位的研究员、顾问和理事。
罗随祖 罗福颐幼子，1952年出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30余年，主要从事青铜器、古代玺印以及相关古文字与艺术方面的研究，在文物辨伪鉴定方面享有盛誉；于19 79年完成《汉印文字徵补遗》一书。后又参与编辑《古玺文编·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书，目前是故宫重点学术出版物《罗福颐集》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