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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汉英双语心理词汇的提取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探讨《红楼梦》杨、霍两个英译本在词汇层面的不同翻译风格。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心理词汇不同的存储模式和提取规律会影响杨、霍的翻译过程，从而使译作在词汇层面上风格各异。
关键词：心理词汇提取 《红楼梦》 英译本 翻译风格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红楼梦》现有的9个英译本中，杨宪益、霍克斯的译本较完整、权威。杨、霍中英文造诣都很深厚，但译文风格迥异。前人从目的论、语料库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杨为何主要采用异化策略，霍为何主要采用归化策略。现有研究视角虽广，但对译作的产生过程（即翻译的心理过程）研究颇少。翻译实质上是理解原文、表达译文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语言活动， 但从翻译的主体即译者的角度来说，翻译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活动。”这一思维活动体现在杨、霍两位译者的词汇翻译层面上，原文词汇的理解即是提取译者中文心理词汇的语义，译文词汇的表达即是从译者心理词汇提取英文词汇。既然词汇翻译过程离不开心理词汇语义的提取，翻译必然受心理词汇语义的存储模式、提取规律的影响。本文将从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的提取这一全新视角，以语义激活扩散模型为理论基础，来探讨《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在词汇层面上风格各异的原因。
一 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语义的存储模式和提取规律
心理词汇指词汇的语音、句法、词法和语义等知识在永久记忆中的表征。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表明熟练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的形式分别表征，语义共同表征，即汉英双语者的心理词汇共享一个语义系统。语义在记忆中以概念为基础，通过节点的形式储存在语义网络中。在语义网络中，概念的语义越类似，概念联系越紧密，在语义网络中的距离也就越近。某个概念激活后，该激活会向周围扩散，从而使邻近的概念得到一定程度的预先激活，加快这些邻近概念的语义提取速度。同时记忆系统提取心理词汇的语义受词频影响，词频越高，记忆系统提取心理词汇语义的速度越快。所以，对于任何熟练汉英双语者，词频越高，词汇越是经常出现，提取该词语义所需的时间就越短。而且由于不同汉英双语者接触汉英双语的语言和文化各不相同，其心理词汇的语义存储网络也千差万别。例如，熟悉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汉英双语者的心理词汇中，概念“红”与 “幸福”、“繁荣”等概念联系更紧密；熟悉英语和英美文化的汉英双语者的心理词汇中，概念“红”则与“愤怒”、“血腥”等概念联系更紧密。由于语义网络的激活扩散作用，汉英双语者提取任何心理词汇的语义时，特定概念的激活会扩散到与其紧密联系的其他概念中，并使这些概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预先激活。所以更熟悉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汉英双语者在提取概念“红”时，“幸福”、“繁荣”等概念也同时激活；而更熟悉英语和英美文化的汉英双语者在提取概念“红”时，记忆系统激活的则是“愤怒”、“血腥”等不同概念。
杨、霍两位译者在词汇层面英译《红楼梦》的过程，实为提取心理词汇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受上述双语心理词汇的存储模式和提取规律的影响。本文将采用词汇联想实验探讨两位译者在翻译颜色、宗教词汇时，心理词汇的存储模式和提取规律是如何左右译者的抉择，而致译文风格各异。
二 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翻译风格的影响
1 颜色词的翻译
《红楼梦》中颜色词的使用种类多、数量大、频率高、范围广，尤以“红”更突出，且杨、霍译法迥异。究其原因，有研究者解释为：霍明确意识到汉语的“红”和英语的“red”含义不同。中国文化中的“红色”象征“幸福”、“热烈”、“繁荣”、“运气”、“革命”等， 语义接近英语的“金黄色”或“绿色”。英文中的“red”有“愤怒”、“血腥”、“暴力”之义。为顾及读者感受， 霍采用归化策略，即原文文化服从译文文化。因而在霍译本里 “怡红院”译成了“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怡红公子”译成了“Green Boy”。“红”为“绿”所替代。
本研究采用词汇联想实验，从翻译的心理过程探索霍为何以“绿”替“红”。实验受试分A、B两组，都熟悉汉英双语。A组20人，均为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大三学生，母语为汉语，英语为第二语言；B组20人，均为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熟悉汉语的英美籍留学生或外教，母语为英语，汉语为第二语言。A组的刺激词为“红色”。实验方式为连续联想，要求受试看到“红色”后，在一分钟内写出联想到的汉语词（颜色词除外）。B组的刺激词有两个：一个为“red”，实验方式为连续联想，要求受试看到“red”后，在一分钟内写出联想到的英语词（颜色词除外）；另一刺激词为词组“happy，jolly， prosperous”，实验方式为单一联想， 要求受试看到词组后，写出联想到的第一个颜色词。词汇联想实验的理念是：刺激词和首先联想到的词连接强度大，语义联系也最紧密。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霍英译“怡红院”时，首先要从心理词汇中准确提取“怡红院”的语义：贾宝玉的住所，大观园中华丽的房屋。根据上述联想实验，A组20人，看到“红色”，联想到“鲜血”（11人）、 “热烈”（8人）、“喜庆”（7人）、“幸福”（6人）、“玫瑰”（6人）、“繁荣”（5人）、“爱情”（5人）等词。说明熟悉中国文化的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中的“红色”与上述概念的语义联系紧密。霍身为英国汉学家，中文造诣相当深厚，提取“怡红院”一词的语义时，记忆系统中与之紧密联系的“幸福”、“热烈”、“繁荣”等语义概念都会激活。
同样，由实验可知，B组受试看到“happy，jolly，prosperous”，首先联想到“green”（8人）、“blue”（5人）、“white” （4人）等词。说明熟悉英美文化的汉英双语者的心理词汇语义网络中，“happy，jolly，prosperous”与“green”，“white”，“ blue”的语义联系紧密。同时，B组看到“red”，更多联想到“blood”（8人）、“angry”（5人）、“danger”（5人）、“violence”（5人）。说明在更熟悉英美文化的汉英双语者的心理词汇语义网络中，“red”与上述概念的语义联系更紧密。由于英语文化里的“red”缺失“幸福”、“热烈”、“繁荣”等语义概念，更熟悉英美文化的霍在译文表达，即语言输出时，英语词汇表征层的“green”，“white”，“blue”激活的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因此，“怡红院”译成了“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怡红公子”译成了“Green Boy”。“绿”代替了“红”。 2 宗教文化词的翻译
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语言的影响不可小觑。英汉两民族宗教信仰不同，自会体现在语言里。《红楼梦》浓缩了中国佛、道传统文化的精华；英语则主要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例如：
原文：“世人都晓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
霍译：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done，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have done.
杨译：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Yet to riches and ranks each aspires.
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只有笃信上帝，灵魂才能获得拯救，才能从“罪孽”中获得“救赎”，进入永恒的天国，享受真正的幸福。有研究认为，霍为了照顾西方读者的宗教信仰，将“神仙”译为“salvation”。霍译的基督教价值取向明显。而杨将“神仙”译为“immortals”，则体现了中国的道教思想。“神仙”是道教里能达到至高神界的人物。逍遥自在、无牵无挂。
本研究仍采用词汇联想实验，从翻译的心理过程探索杨、霍二英译本在处理宗教文化词时形成不同翻译风格的原因。本实验受试同颜色词实验受试。实验方式为连续联想。
杨英译“世人都晓神仙好”，须首先理解“神仙”的语义。由联想实验可知，A组受试看到“神仙”，联想到“法力”（11人）、“万能”（11人）、“神通广大”（9人）、“逍遥”（8人）、“长生不老”（6人）等词。说明对于熟悉中国文化的汉英双语者，“神仙”与上述概念语义联系更紧密。杨，生于长于汉文化中，必定受到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他从心理词汇中提取“神仙”的语义后，也理解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即人们都希望具有超人能力，可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由于语义网络的激活扩散作用，杨从心理词汇中提取了概念“神仙”，激活了语义层面“超人能力”，“长生不老”等概念。这些概念又进一步激活语义相似度很高的概念“immortal”——“永生不朽之人”或“有超人能力的古代诸神”。杨心理词汇语义层面“immortal”概念的激活，使他在语言（翻译）输出时，自然、快速地“产出”了词汇层面的“immortals”。
同样，霍英译“世人都晓神仙好”时，也须首先理解“神仙”的语义。同样由实验可知，B组受试看到“神仙”更多联想到“God”（8人）、“immortal”（7人）、“eternal”（7人）、“free”（5人）、“happy”（4人）、“Heaven”（4人）、“save or Salvation”（4人）等概念。说明在熟悉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语义网络中，概念“神仙”和上述概念语义联系紧密；同时，B组受试看到“salvation”更多联想到“God”（8人）、“save or rescue”（7人）、“heaven”（6人）、“sin or sinner”（5人）、“death”（5人）、“immortal”（5人）、“happy”（5人）、“love”（5人）等词。说明熟悉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圣经》影响的受试心理词汇语义网络中，概念“salvation”和“原罪”、“死亡”、“上帝”、“救赎”、“天堂”、“永生”、“幸福”、“爱”等概念语义联系紧密。不难发现，“salvation”与“神仙”在语义上看似相去甚远，但对熟悉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受试来说，这两个概念在其心理词汇的语义网络中有不少共同的节点，包括“God”，“save”，“Heaven”，“immortal”，“eternal”，“happy”等概念。说明西方人希望死后能得到基督的救赎，幸福地长生不老。也说明“salvation”和“神仙”两个概念联系相当紧密。霍的母语和母语文化决定了他必然深受基督教文化和《圣经》的影响。因此，在他心理词汇的语义网络中，概念“神仙”与 “上帝的拯救”联系紧密。因此，霍从心理词汇中提取了“神仙”的语义，就激活了“逍遥自在”、“幸福”、“永生”等概念。语义网络的激活扩散作用，使与这些概念紧密联系的“上帝的拯救”也得到激活。而霍心理词汇语义层面“上帝的拯救”这个概念一激活，使他在语言（翻译）输出时，自然、快速地“产出”了词汇层面的“salvation”。
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心理词汇不同的存储模式和提取规律会影响杨、霍的翻译过程，从而使译作在词汇层面上风格各异。
三 结语
本文从汉英双语心理词汇的提取角度，以语义激活扩散模型为理论基础，运用词汇联想实验探索《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在词汇层面风格各异的认知心理学理据。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是对现有《红楼梦》翻译风格研究的有益补充，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红楼梦》的翻译。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SWJTU12BR066。
参考文献：
[1] 范敏：《目的论对〈红楼梦〉中谚语翻译的启示》，《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期。
[2] 肖维青：《语料库在〈红楼梦〉译者风格研究中的应用——兼评〈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6期。
[3] 范勇：《文学中的形象思维》，《外语学刊》，2001年第2期。
[4] Carroll，D.W.Psychology of Language.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5] 戴炜栋、王宇红：《双语心理词汇研究述评》，《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2期。
[6] 李荣宝、彭聃龄：《双语表征研究的理论与实验方法》，《当代语言学》，2001年第4期。
[7] 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外国语》，1998年第2期。
[8] 郑红霞：《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霍克斯英译〈红楼梦〉中的译者主体性》，《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
[9] Cao Xueqin.The Crab Flower Club[A].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 II）[M].Hawkes David.trans. Harmondsworth：Penguin，1977：P63.
[10] Cao Xueqin，Gao E.A Dream of Red Mansion[M].Yang Xianyi，Gladys Yang.tra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1：P21.
作者简介：
蒲茂华，女，1974—，四川广元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黎明，男，1973—，四川南充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心理语言学，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兰萍，女，1958—，四川内江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关键词：心理词汇提取 《红楼梦》 英译本 翻译风格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红楼梦》现有的9个英译本中，杨宪益、霍克斯的译本较完整、权威。杨、霍中英文造诣都很深厚，但译文风格迥异。前人从目的论、语料库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杨为何主要采用异化策略，霍为何主要采用归化策略。现有研究视角虽广，但对译作的产生过程（即翻译的心理过程）研究颇少。翻译实质上是理解原文、表达译文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语言活动， 但从翻译的主体即译者的角度来说，翻译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活动。”这一思维活动体现在杨、霍两位译者的词汇翻译层面上，原文词汇的理解即是提取译者中文心理词汇的语义，译文词汇的表达即是从译者心理词汇提取英文词汇。既然词汇翻译过程离不开心理词汇语义的提取，翻译必然受心理词汇语义的存储模式、提取规律的影响。本文将从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的提取这一全新视角，以语义激活扩散模型为理论基础，来探讨《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在词汇层面上风格各异的原因。
一 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语义的存储模式和提取规律
心理词汇指词汇的语音、句法、词法和语义等知识在永久记忆中的表征。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表明熟练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的形式分别表征，语义共同表征，即汉英双语者的心理词汇共享一个语义系统。语义在记忆中以概念为基础，通过节点的形式储存在语义网络中。在语义网络中，概念的语义越类似，概念联系越紧密，在语义网络中的距离也就越近。某个概念激活后，该激活会向周围扩散，从而使邻近的概念得到一定程度的预先激活，加快这些邻近概念的语义提取速度。同时记忆系统提取心理词汇的语义受词频影响，词频越高，记忆系统提取心理词汇语义的速度越快。所以，对于任何熟练汉英双语者，词频越高，词汇越是经常出现，提取该词语义所需的时间就越短。而且由于不同汉英双语者接触汉英双语的语言和文化各不相同，其心理词汇的语义存储网络也千差万别。例如，熟悉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汉英双语者的心理词汇中，概念“红”与 “幸福”、“繁荣”等概念联系更紧密；熟悉英语和英美文化的汉英双语者的心理词汇中，概念“红”则与“愤怒”、“血腥”等概念联系更紧密。由于语义网络的激活扩散作用，汉英双语者提取任何心理词汇的语义时，特定概念的激活会扩散到与其紧密联系的其他概念中，并使这些概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预先激活。所以更熟悉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汉英双语者在提取概念“红”时，“幸福”、“繁荣”等概念也同时激活；而更熟悉英语和英美文化的汉英双语者在提取概念“红”时，记忆系统激活的则是“愤怒”、“血腥”等不同概念。
杨、霍两位译者在词汇层面英译《红楼梦》的过程，实为提取心理词汇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受上述双语心理词汇的存储模式和提取规律的影响。本文将采用词汇联想实验探讨两位译者在翻译颜色、宗教词汇时，心理词汇的存储模式和提取规律是如何左右译者的抉择，而致译文风格各异。
二 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翻译风格的影响
1 颜色词的翻译
《红楼梦》中颜色词的使用种类多、数量大、频率高、范围广，尤以“红”更突出，且杨、霍译法迥异。究其原因，有研究者解释为：霍明确意识到汉语的“红”和英语的“red”含义不同。中国文化中的“红色”象征“幸福”、“热烈”、“繁荣”、“运气”、“革命”等， 语义接近英语的“金黄色”或“绿色”。英文中的“red”有“愤怒”、“血腥”、“暴力”之义。为顾及读者感受， 霍采用归化策略，即原文文化服从译文文化。因而在霍译本里 “怡红院”译成了“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怡红公子”译成了“Green Boy”。“红”为“绿”所替代。
本研究采用词汇联想实验，从翻译的心理过程探索霍为何以“绿”替“红”。实验受试分A、B两组，都熟悉汉英双语。A组20人，均为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大三学生，母语为汉语，英语为第二语言；B组20人，均为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熟悉汉语的英美籍留学生或外教，母语为英语，汉语为第二语言。A组的刺激词为“红色”。实验方式为连续联想，要求受试看到“红色”后，在一分钟内写出联想到的汉语词（颜色词除外）。B组的刺激词有两个：一个为“red”，实验方式为连续联想，要求受试看到“red”后，在一分钟内写出联想到的英语词（颜色词除外）；另一刺激词为词组“happy，jolly， prosperous”，实验方式为单一联想， 要求受试看到词组后，写出联想到的第一个颜色词。词汇联想实验的理念是：刺激词和首先联想到的词连接强度大，语义联系也最紧密。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霍英译“怡红院”时，首先要从心理词汇中准确提取“怡红院”的语义：贾宝玉的住所，大观园中华丽的房屋。根据上述联想实验，A组20人，看到“红色”，联想到“鲜血”（11人）、 “热烈”（8人）、“喜庆”（7人）、“幸福”（6人）、“玫瑰”（6人）、“繁荣”（5人）、“爱情”（5人）等词。说明熟悉中国文化的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中的“红色”与上述概念的语义联系紧密。霍身为英国汉学家，中文造诣相当深厚，提取“怡红院”一词的语义时，记忆系统中与之紧密联系的“幸福”、“热烈”、“繁荣”等语义概念都会激活。
同样，由实验可知，B组受试看到“happy，jolly，prosperous”，首先联想到“green”（8人）、“blue”（5人）、“white” （4人）等词。说明熟悉英美文化的汉英双语者的心理词汇语义网络中，“happy，jolly，prosperous”与“green”，“white”，“ blue”的语义联系紧密。同时，B组看到“red”，更多联想到“blood”（8人）、“angry”（5人）、“danger”（5人）、“violence”（5人）。说明在更熟悉英美文化的汉英双语者的心理词汇语义网络中，“red”与上述概念的语义联系更紧密。由于英语文化里的“red”缺失“幸福”、“热烈”、“繁荣”等语义概念，更熟悉英美文化的霍在译文表达，即语言输出时，英语词汇表征层的“green”，“white”，“blue”激活的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因此，“怡红院”译成了“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怡红公子”译成了“Green Boy”。“绿”代替了“红”。 2 宗教文化词的翻译
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语言的影响不可小觑。英汉两民族宗教信仰不同，自会体现在语言里。《红楼梦》浓缩了中国佛、道传统文化的精华；英语则主要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例如：
原文：“世人都晓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
霍译：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done，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have done.
杨译：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Yet to riches and ranks each aspires.
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只有笃信上帝，灵魂才能获得拯救，才能从“罪孽”中获得“救赎”，进入永恒的天国，享受真正的幸福。有研究认为，霍为了照顾西方读者的宗教信仰，将“神仙”译为“salvation”。霍译的基督教价值取向明显。而杨将“神仙”译为“immortals”，则体现了中国的道教思想。“神仙”是道教里能达到至高神界的人物。逍遥自在、无牵无挂。
本研究仍采用词汇联想实验，从翻译的心理过程探索杨、霍二英译本在处理宗教文化词时形成不同翻译风格的原因。本实验受试同颜色词实验受试。实验方式为连续联想。
杨英译“世人都晓神仙好”，须首先理解“神仙”的语义。由联想实验可知，A组受试看到“神仙”，联想到“法力”（11人）、“万能”（11人）、“神通广大”（9人）、“逍遥”（8人）、“长生不老”（6人）等词。说明对于熟悉中国文化的汉英双语者，“神仙”与上述概念语义联系更紧密。杨，生于长于汉文化中，必定受到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他从心理词汇中提取“神仙”的语义后，也理解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即人们都希望具有超人能力，可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由于语义网络的激活扩散作用，杨从心理词汇中提取了概念“神仙”，激活了语义层面“超人能力”，“长生不老”等概念。这些概念又进一步激活语义相似度很高的概念“immortal”——“永生不朽之人”或“有超人能力的古代诸神”。杨心理词汇语义层面“immortal”概念的激活，使他在语言（翻译）输出时，自然、快速地“产出”了词汇层面的“immortals”。
同样，霍英译“世人都晓神仙好”时，也须首先理解“神仙”的语义。同样由实验可知，B组受试看到“神仙”更多联想到“God”（8人）、“immortal”（7人）、“eternal”（7人）、“free”（5人）、“happy”（4人）、“Heaven”（4人）、“save or Salvation”（4人）等概念。说明在熟悉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汉英双语者心理词汇语义网络中，概念“神仙”和上述概念语义联系紧密；同时，B组受试看到“salvation”更多联想到“God”（8人）、“save or rescue”（7人）、“heaven”（6人）、“sin or sinner”（5人）、“death”（5人）、“immortal”（5人）、“happy”（5人）、“love”（5人）等词。说明熟悉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圣经》影响的受试心理词汇语义网络中，概念“salvation”和“原罪”、“死亡”、“上帝”、“救赎”、“天堂”、“永生”、“幸福”、“爱”等概念语义联系紧密。不难发现，“salvation”与“神仙”在语义上看似相去甚远，但对熟悉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受试来说，这两个概念在其心理词汇的语义网络中有不少共同的节点，包括“God”，“save”，“Heaven”，“immortal”，“eternal”，“happy”等概念。说明西方人希望死后能得到基督的救赎，幸福地长生不老。也说明“salvation”和“神仙”两个概念联系相当紧密。霍的母语和母语文化决定了他必然深受基督教文化和《圣经》的影响。因此，在他心理词汇的语义网络中，概念“神仙”与 “上帝的拯救”联系紧密。因此，霍从心理词汇中提取了“神仙”的语义，就激活了“逍遥自在”、“幸福”、“永生”等概念。语义网络的激活扩散作用，使与这些概念紧密联系的“上帝的拯救”也得到激活。而霍心理词汇语义层面“上帝的拯救”这个概念一激活，使他在语言（翻译）输出时，自然、快速地“产出”了词汇层面的“salvation”。
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心理词汇不同的存储模式和提取规律会影响杨、霍的翻译过程，从而使译作在词汇层面上风格各异。
三 结语
本文从汉英双语心理词汇的提取角度，以语义激活扩散模型为理论基础，运用词汇联想实验探索《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在词汇层面风格各异的认知心理学理据。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是对现有《红楼梦》翻译风格研究的有益补充，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红楼梦》的翻译。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SWJTU12BR066。
参考文献：
[1] 范敏：《目的论对〈红楼梦〉中谚语翻译的启示》，《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2期。
[2] 肖维青：《语料库在〈红楼梦〉译者风格研究中的应用——兼评〈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6期。
[3] 范勇：《文学中的形象思维》，《外语学刊》，2001年第2期。
[4] Carroll，D.W.Psychology of Language.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5] 戴炜栋、王宇红：《双语心理词汇研究述评》，《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2期。
[6] 李荣宝、彭聃龄：《双语表征研究的理论与实验方法》，《当代语言学》，2001年第4期。
[7] 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外国语》，1998年第2期。
[8] 郑红霞：《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霍克斯英译〈红楼梦〉中的译者主体性》，《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
[9] Cao Xueqin.The Crab Flower Club[A].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ume II）[M].Hawkes David.trans. Harmondsworth：Penguin，1977：P63.
[10] Cao Xueqin，Gao E.A Dream of Red Mansion[M].Yang Xianyi，Gladys Yang.tra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1：P21.
作者简介：
蒲茂华，女，1974—，四川广元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黎明，男，1973—，四川南充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心理语言学，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兰萍，女，1958—，四川内江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