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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爆炸发生后，“鸡汤文”潮水般充斥网络，“我们都是黎巴嫩人”的呼声几乎淹没一切，可理性的旁观者都明白，如不深刻反思并行动起来，新的灾难将为时不远。“看到黎巴嫩的伤口，却看不到中东的伤痛，是最大的悲剧。”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驻迪拜记者弗兰克·凯恩认为，2020年的中东，遍布黎巴嫩这样因大灾难、大动荡或大战争而深陷泥潭的国家，这不是特定现象，而带有普遍的共性，那就是经济上“有增长无发展”、政治上“尝试多条道路却难觅良方”、文化上“国家认同出现危机”。这都表明，被西方大肆鼓吹并积极促成的“阿拉伯之春”之风劲吹九年后，坐拥丰富资源和庞大年轻人口的中东依旧“摧毁多于创建”。谁之过？怎么办？数以百万计的阿拉伯人在追问，在思考。
严格来说，2020年之于中东，应算相对和平。持续多年的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战争似乎走向尾声——成千上万的人们已经丧生，数以百万的人口背井离乡，一座座城市沦为废墟后，那里开始出现被各方势力公认（或默认）的胜利者，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已宣布启动国家重建，也门胡塞民兵与哈迪政府大致分清“楚河汉界”……
然而，动乱的因子并未因生灵涂炭而远去，甚至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幸免内战的国家——约旦、黎巴嫩和埃及出现“第二轮发作”。由于无力彻底改革的政府解决不了飙升的年轻人失业率和其他深层次问题，数以百万的年轻人失去经济和政治参与资格，渐渐变成难以捉摸的“乌合之众”。约旦分析人士阿米尔·萨拜利赫说：“我认为2020年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一年。”他的国家尽管为避免新冠病毒传播颁布过禁止聚集活动的规定，可失业者与低收入人群仍坚持2018年以来的反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每周集会，这场集会已在2018年赶走一位总理，现任总理也似乎来日无多。
客观而言，中东各国（除以色列外）经济大体分为“石油经济”和依附于此的“打工经济”或“服务经济”。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令石油成为世界经济“血液”，而中东油气储量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超大型油田60%以上都在中东。而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的“油价革命”，让阿拉伯产油国享受了整整20年的“黄金时光”，据统计，仅1973-1980年，沙特、科威特、阿联酋、伊拉克的外汇储备都有30-50倍的增幅，哪怕是21世纪头十年，这些国家（即便遭受战争摧残的伊拉克）都能维持相当的景气，特别是2011年依靠国际油价达到每桶107美元，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油国逐渐取代非产油国埃及，成为中东新的财富中心及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也是为什么产油国是“阿拉伯之春”中受冲击较小，大把撒钱缓和阶级矛盾是重要原因。
石油经济的繁盛，更给那些非产油国造成“扭曲”，在集中于波斯湾的产油国“财富效应”诱惑下，依托语言文化相通的优势，埃及、约旦、也门、黎巴嫩等非产油国被其表面繁华所吸引，掀起“去海湾国家打工赚钱”的热潮，黎巴嫩更因绝佳的“自由港”地位成为中东货物中转与金融服务的集散地，大批资本涌入贝鲁特股市债市，成为该国的“摇钱树”。
然而，照经济学家熊彼得的话形容，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模式必然产生“食租寄生”效果，尤其是中东经济“去工业化”。事实上，多数阿拉伯国家依托高油价带来滚滚美元，使昔日贫困落后面貌一夜消失，奇迹般地跨入资金过剩、生活优裕的“后工业时代”，从阿联酋、卡塔尔到科威特、沙特，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占到各国外汇收入的80%，不仅使其深受油价涨落影响，政府财政难以预期，更重要的是，过分依赖石油收入，抑制了其他产业发展。有人戏称，沙特等国能出口创汇的，“除了石油，就剩下椰枣、骆驼和马了，这些国家几乎造不出世界市场所需的任何东西”。即使在能源工业领域，由于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石油产能不足，一些国家甚至要从国外进口精炼汽油，出现“产油国进口油”的怪现象。
至于那些寄生于产油国的阿拉伯国家，随着2011年之后国际油价进入下行区间和政治风波冲击，更如雨中浮萍，任由拍打。最典型的莫过于埃及与黎巴嫩。其中黎巴嫩70%的人口从事服务业，还有大批劳工进入海湾国家谋生，一旦外部风云起来，就会造成国内就业压力骤增。
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石油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注定了中东经济整体上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产油国将大量外汇投资于美国等西方大国，使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和汇率调整，不断榨取石油输出国的财富，2011年中东剧变中，海湾国家之所以与美国结成“同盟”，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海湾国家无论石油出口还是剩余资本投资，都明显依赖美国市场。这种看似你情我愿的“利益绑定”关系，实际是海湾国家财富不断流向西方国家的过程。“在某些观察家看来，中东的石油与16世纪南美洲的银子非常相像，后者流向欧洲，去创造富有活力的欧洲经济。”即便流向黎巴嫩之类的阿拉伯国家，也大多以地产、旅游、期货等“快进快出”的领域居多。
凯恩发现，2020年的中东抗议活动竟集中在躲过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像黎巴嫩、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以及苏丹。有人觉得，这是那些“老动乱国家”经历多年战乱后精疲力竭，人心思定，这种说法经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在2020年，埃及等经历“第一波冲击”的国家里，要求获得就业以及电力、水、教育和医疗等体面的公共服务的大批普通民众依然纷纷走上街头。
在中东，不满的根源主要是缺乏经济机会。1999年，一名年轻的黎巴嫩大学毕业生可以合理地期待一份体面的工作，但现在，他有可能得不到。多年来，阿拉伯青年向欧洲移徙，提供了一个安全阀以及汇款形式的收入来源，但随着欧洲对叙利亚战争难民越来越不容忍，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事实上，针对生活无望的抗议浪潮，2018年底首先在阿尔及利亚开始，当时布特弗利卡总统誓言竞选第五个任期，结果失业的年轻人喊出了“只有香奈儿才有五号”的揶揄口号。仅仅几周后，由于一名将军被解职，伊拉克抗议者加入了这场冲突，到了2019年10月，黎巴嫩人也上街游行，原因是当权的萨阿德·哈里里政府增收乏术，为应对即将到期的债务，决定对互联网用户征税，特别是对WhatsApp电话征收新税，顿时点燃了火药桶。 在2020年，中东示威运动出现更多系统性改变的目标口号，而不仅仅是一个或多个高级人物下台，特别是禁止前政权领导层在国家过渡时期发挥作用。贝鲁特大爆炸后，黎巴嫩的抗议者说：“他们（政府）所有人指的就是他们所有人。”塔赫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卡尔达斯说：“这不是针对总理或总统的示威，这是一场要求整个统治阶级下台的抗争。”
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抗议活动正在迫使政府作出改变。在拥有石油财富的政治势力面前，抗议活动仍显得底气不足，最典型的是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已经辞职，但他所处的政府和所参与的体制仍然牢牢掌权。布鲁金斯学会的中东问题专家维特斯说：“这是需要一代人去解决的问题。又一代阿拉伯人——受过更好的教育、与世界有更多联系——正在走向互联网。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自己作主。他们想要作出选择。他们是大多数。他们迫切要求政治和社会变革。”
美国中东论坛和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戴维·P·戈德曼更担忧的是，除开影响稳定的新因素，造成“阿拉伯之春”的旧问题仍然时时发作，特别是没有改变的错误农业政策更给中东国家稳定埋下“定时炸弹”。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新冠疫情肆虐，2020年的全球食品价格持续上涨，中东主要人口大国纷纷出现贸易逆差失控，而糟糕的农业政策尤其对水资源的管理不善导致了数以十万计的农民丧失土地，许多人被逼到准备打仗的地步。眼下，埃及粮食状况危急，该国现有够两到四个月使用的进口小麦供给，但它其实应当拥有超过6个月的供给量。据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在这个国家，40%的成人因粗劣的饮食而影响身体发育。而在叙利亚，先是政府稀少的水资源错误地导向小麦和棉花灌溉，以追求自给自足，接着战乱中，地方割据势力滥用水资源去开采石油天然气，非法水井让地下水位大幅降低，300万叙利亚农民（该国总共有2000万人口）成为贫民，数十万农民离开农庄，住到各城市郊区的帐篷营地。经济学家保罗·里夫林在为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心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不少阿拉伯国家存在“因管理不善被毁的风险”。
尽管中东历史上从来不乏地区战争、民族矛盾、教派冲突，但当前动荡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前所未有。这一年，中东整体政治形势仍未出现好转迹象，战乱地区局势甚至更加恶化、混乱、恐怖，中东仍是全球最动荡、最危险、最复杂的地缘板块。
历史上，中东各国曾尝试过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伊斯兰等多条发展道路，但始终未找准对症“药方”。“阿拉伯之春”大潮过后，证明最新一轮中东政治尝试再次失败，各国、各派、各阶层仍在政治苦闷之中，找不到可靠的政治出路。
突尼斯作为“阿拉伯之春”的“起点”，其“民主转型”一度是中东政治转型的唯一“成果”，可突尼斯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政治哲学博士米兹里·哈达德却强调，同媒体神话般的表述相反，在社会现实上，面对呼喊饥饿的人民，突尼斯奉上的“民主”这道汤里没有面包、住房、工作等等“主观权利”，而这些恰恰是社会动乱的主要诉求。
“突尼斯此前是世俗化的、安全的、宽容的国家，而它现在却变得社会失范、宗教原教旨主义、安全脆弱、经济一片废墟，我们能說的就是突尼斯出现‘大规模倒退’”。“在中东各地，所谓‘阿拉伯之春’要么演变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噩梦，要么带来废墟和破坏，西方人把突尼斯当作‘革命范例’，还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可在不到十年里，我们的外债激增让人目眩，经济垂死挣扎，毫不夸张地说，‘阿拉伯之春’滋生至今的成果是——摧毁的多于创建。2011年，知识分子、记者、人权活动者和其他学者鼓吹这些起来造反并宣布文明民主的‘阿拉伯人’的诞生，而历史却任性地诞生出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它先是以温和宗教主义的虚假面目出现，接着就露出了野蛮的极端组织的真实面孔。”
欧洲中东学会副会长、英国中东学会副会长蒂姆·尼布洛克强调，关于中东问题的解决和未来，需要重视四个方面。第一，冲突的解决需要冲突各方的介入，舍此别无他法。第二，中东需要逐步建立区域性集体安全体系，区域各国有责任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从而摆脱外部大国对区域安全的干预。第三，国际社会要支持拥有广泛政治基础的政权，保证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政治决策。第四，尽力减少外部军事干涉。历史证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只会导致局势更趋恶化，它所带来的问题远远多于可以解决的问题。他特别提到，西方国家在过去的20多年对中东的每一次军事介入，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有时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可至今都没有正确认识到自己所起的破坏性作用。
幸运的是，中国并未走上这样的错误道路，“中国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中东事务，从而使中国和中东国家双方都能受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已与所有中东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中国就此拥有了特定的机遇，可以努力促使冲突各方做出妥协和达成和解。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记者康斯坦丁·斯特里古诺夫称，自中国宣布“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黎巴嫩视其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契机，连纷争不息的各教派也在参与新丝绸之路项目没有异议，“中方支持黎巴嫩的主权和独立，欣赏黎巴嫩的和平势头，希望这一势头不会因任何突发事件而中断，这是所有域外大国中最富善意的立场，也最适合黎巴嫩乃至别的中东国家的现实需求”。
“食租寄生”比比皆是
严格来说，2020年之于中东，应算相对和平。持续多年的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战争似乎走向尾声——成千上万的人们已经丧生，数以百万的人口背井离乡，一座座城市沦为废墟后，那里开始出现被各方势力公认（或默认）的胜利者，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已宣布启动国家重建，也门胡塞民兵与哈迪政府大致分清“楚河汉界”……
然而，动乱的因子并未因生灵涂炭而远去，甚至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幸免内战的国家——约旦、黎巴嫩和埃及出现“第二轮发作”。由于无力彻底改革的政府解决不了飙升的年轻人失业率和其他深层次问题，数以百万的年轻人失去经济和政治参与资格，渐渐变成难以捉摸的“乌合之众”。约旦分析人士阿米尔·萨拜利赫说：“我认为2020年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一年。”他的国家尽管为避免新冠病毒传播颁布过禁止聚集活动的规定，可失业者与低收入人群仍坚持2018年以来的反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每周集会，这场集会已在2018年赶走一位总理，现任总理也似乎来日无多。
客观而言，中东各国（除以色列外）经济大体分为“石油经济”和依附于此的“打工经济”或“服务经济”。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令石油成为世界经济“血液”，而中东油气储量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超大型油田60%以上都在中东。而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的“油价革命”，让阿拉伯产油国享受了整整20年的“黄金时光”，据统计，仅1973-1980年，沙特、科威特、阿联酋、伊拉克的外汇储备都有30-50倍的增幅，哪怕是21世纪头十年，这些国家（即便遭受战争摧残的伊拉克）都能维持相当的景气，特别是2011年依靠国际油价达到每桶107美元，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油国逐渐取代非产油国埃及，成为中东新的财富中心及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也是为什么产油国是“阿拉伯之春”中受冲击较小，大把撒钱缓和阶级矛盾是重要原因。
正因为石油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注定了中东经济整体上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石油经济的繁盛，更给那些非产油国造成“扭曲”，在集中于波斯湾的产油国“财富效应”诱惑下，依托语言文化相通的优势，埃及、约旦、也门、黎巴嫩等非产油国被其表面繁华所吸引，掀起“去海湾国家打工赚钱”的热潮，黎巴嫩更因绝佳的“自由港”地位成为中东货物中转与金融服务的集散地，大批资本涌入贝鲁特股市债市，成为该国的“摇钱树”。
然而，照经济学家熊彼得的话形容，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模式必然产生“食租寄生”效果，尤其是中东经济“去工业化”。事实上，多数阿拉伯国家依托高油价带来滚滚美元，使昔日贫困落后面貌一夜消失，奇迹般地跨入资金过剩、生活优裕的“后工业时代”，从阿联酋、卡塔尔到科威特、沙特，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占到各国外汇收入的80%，不仅使其深受油价涨落影响，政府财政难以预期，更重要的是，过分依赖石油收入，抑制了其他产业发展。有人戏称，沙特等国能出口创汇的，“除了石油，就剩下椰枣、骆驼和马了，这些国家几乎造不出世界市场所需的任何东西”。即使在能源工业领域，由于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石油产能不足，一些国家甚至要从国外进口精炼汽油，出现“产油国进口油”的怪现象。
至于那些寄生于产油国的阿拉伯国家，随着2011年之后国际油价进入下行区间和政治风波冲击，更如雨中浮萍，任由拍打。最典型的莫过于埃及与黎巴嫩。其中黎巴嫩70%的人口从事服务业，还有大批劳工进入海湾国家谋生，一旦外部风云起来，就会造成国内就业压力骤增。
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石油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注定了中东经济整体上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产油国将大量外汇投资于美国等西方大国，使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和汇率调整，不断榨取石油输出国的财富，2011年中东剧变中，海湾国家之所以与美国结成“同盟”，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海湾国家无论石油出口还是剩余资本投资，都明显依赖美国市场。这种看似你情我愿的“利益绑定”关系，实际是海湾国家财富不断流向西方国家的过程。“在某些观察家看来，中东的石油与16世纪南美洲的银子非常相像，后者流向欧洲，去创造富有活力的欧洲经济。”即便流向黎巴嫩之类的阿拉伯国家，也大多以地产、旅游、期货等“快进快出”的领域居多。
因管理不善被毁
凯恩发现，2020年的中东抗议活动竟集中在躲过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像黎巴嫩、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以及苏丹。有人觉得，这是那些“老动乱国家”经历多年战乱后精疲力竭，人心思定，这种说法经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在2020年，埃及等经历“第一波冲击”的国家里，要求获得就业以及电力、水、教育和医疗等体面的公共服务的大批普通民众依然纷纷走上街头。
在中东，不满的根源主要是缺乏经济机会。1999年，一名年轻的黎巴嫩大学毕业生可以合理地期待一份体面的工作，但现在，他有可能得不到。多年来，阿拉伯青年向欧洲移徙，提供了一个安全阀以及汇款形式的收入来源，但随着欧洲对叙利亚战争难民越来越不容忍，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事实上，针对生活无望的抗议浪潮，2018年底首先在阿尔及利亚开始，当时布特弗利卡总统誓言竞选第五个任期，结果失业的年轻人喊出了“只有香奈儿才有五号”的揶揄口号。仅仅几周后，由于一名将军被解职，伊拉克抗议者加入了这场冲突，到了2019年10月，黎巴嫩人也上街游行，原因是当权的萨阿德·哈里里政府增收乏术，为应对即将到期的债务，决定对互联网用户征税，特别是对WhatsApp电话征收新税，顿时点燃了火药桶。 在2020年，中东示威运动出现更多系统性改变的目标口号，而不仅仅是一个或多个高级人物下台，特别是禁止前政权领导层在国家过渡时期发挥作用。贝鲁特大爆炸后，黎巴嫩的抗议者说：“他们（政府）所有人指的就是他们所有人。”塔赫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卡尔达斯说：“这不是针对总理或总统的示威，这是一场要求整个统治阶级下台的抗争。”
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抗议活动正在迫使政府作出改变。在拥有石油财富的政治势力面前，抗议活动仍显得底气不足，最典型的是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已经辞职，但他所处的政府和所参与的体制仍然牢牢掌权。布鲁金斯学会的中东问题专家维特斯说：“这是需要一代人去解决的问题。又一代阿拉伯人——受过更好的教育、与世界有更多联系——正在走向互联网。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自己作主。他们想要作出选择。他们是大多数。他们迫切要求政治和社会变革。”
美国中东论坛和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戴维·P·戈德曼更担忧的是，除开影响稳定的新因素，造成“阿拉伯之春”的旧问题仍然时时发作，特别是没有改变的错误农业政策更给中东国家稳定埋下“定时炸弹”。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和新冠疫情肆虐，2020年的全球食品价格持续上涨，中东主要人口大国纷纷出现贸易逆差失控，而糟糕的农业政策尤其对水资源的管理不善导致了数以十万计的农民丧失土地，许多人被逼到准备打仗的地步。眼下，埃及粮食状况危急，该国现有够两到四个月使用的进口小麦供给，但它其实应当拥有超过6个月的供给量。据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在这个国家，40%的成人因粗劣的饮食而影响身体发育。而在叙利亚，先是政府稀少的水资源错误地导向小麦和棉花灌溉，以追求自给自足，接着战乱中，地方割据势力滥用水资源去开采石油天然气，非法水井让地下水位大幅降低，300万叙利亚农民（该国总共有2000万人口）成为贫民，数十万农民离开农庄，住到各城市郊区的帐篷营地。经济学家保罗·里夫林在为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心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不少阿拉伯国家存在“因管理不善被毁的风险”。
重视四个方面
尽管中东历史上从来不乏地区战争、民族矛盾、教派冲突，但当前动荡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前所未有。这一年，中东整体政治形势仍未出现好转迹象，战乱地区局势甚至更加恶化、混乱、恐怖，中东仍是全球最动荡、最危险、最复杂的地缘板块。
历史上，中东各国曾尝试过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伊斯兰等多条发展道路，但始终未找准对症“药方”。“阿拉伯之春”大潮过后，证明最新一轮中东政治尝试再次失败，各国、各派、各阶层仍在政治苦闷之中，找不到可靠的政治出路。
突尼斯作为“阿拉伯之春”的“起点”，其“民主转型”一度是中东政治转型的唯一“成果”，可突尼斯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政治哲学博士米兹里·哈达德却强调，同媒体神话般的表述相反，在社会现实上，面对呼喊饥饿的人民，突尼斯奉上的“民主”这道汤里没有面包、住房、工作等等“主观权利”，而这些恰恰是社会动乱的主要诉求。
“突尼斯此前是世俗化的、安全的、宽容的国家，而它现在却变得社会失范、宗教原教旨主义、安全脆弱、经济一片废墟，我们能說的就是突尼斯出现‘大规模倒退’”。“在中东各地，所谓‘阿拉伯之春’要么演变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噩梦，要么带来废墟和破坏，西方人把突尼斯当作‘革命范例’，还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可在不到十年里，我们的外债激增让人目眩，经济垂死挣扎，毫不夸张地说，‘阿拉伯之春’滋生至今的成果是——摧毁的多于创建。2011年，知识分子、记者、人权活动者和其他学者鼓吹这些起来造反并宣布文明民主的‘阿拉伯人’的诞生，而历史却任性地诞生出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它先是以温和宗教主义的虚假面目出现，接着就露出了野蛮的极端组织的真实面孔。”
欧洲中东学会副会长、英国中东学会副会长蒂姆·尼布洛克强调，关于中东问题的解决和未来，需要重视四个方面。第一，冲突的解决需要冲突各方的介入，舍此别无他法。第二，中东需要逐步建立区域性集体安全体系，区域各国有责任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从而摆脱外部大国对区域安全的干预。第三，国际社会要支持拥有广泛政治基础的政权，保证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政治决策。第四，尽力减少外部军事干涉。历史证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只会导致局势更趋恶化，它所带来的问题远远多于可以解决的问题。他特别提到，西方国家在过去的20多年对中东的每一次军事介入，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有时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可至今都没有正确认识到自己所起的破坏性作用。
幸运的是，中国并未走上这样的错误道路，“中国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中东事务，从而使中国和中东国家双方都能受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已与所有中东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中国就此拥有了特定的机遇，可以努力促使冲突各方做出妥协和达成和解。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记者康斯坦丁·斯特里古诺夫称，自中国宣布“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黎巴嫩视其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契机，连纷争不息的各教派也在参与新丝绸之路项目没有异议，“中方支持黎巴嫩的主权和独立，欣赏黎巴嫩的和平势头，希望这一势头不会因任何突发事件而中断，这是所有域外大国中最富善意的立场，也最适合黎巴嫩乃至别的中东国家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