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意味着和睦、温情、亲近。当一个人远离家乡，单身在外，往往会回忆起那一份和睦的温情，为孤寂冷清的生活带来慰藉，这就是“乡”带来的巨大文化张力。而对故乡回归的向往，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回家”抱有执念。天下太平时，即使离家千里，也要衣锦还乡、认祖归宗;分裂动荡时，即便是故国不再、战乱纷纷，也要落叶归根。对于家乡和故土的特殊情感，是我们民族的信仰，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让中国有了今天的模样。
　　蕴含和谐的乡愁
　　“乡”本来是古代农村管理的一级行政单位。《周礼》上说：“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二人为比，“比”表示并列的5户人家;“吕”是人的脊椎骨的样子，骨节相连，“闾”表示25家门与门相连;“族”“党”表示集中，100家是一族，500家是一党，“州”表示居住的区域，由人的居住地代指居住地上的人，2500家是一州。
　　虽然每级单位管理的户籍多少不同，但是行政单位的基本属性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在“比”“闾”“族”“党”“州”的众多选择中，最终“乡”脱颖而出，成了故土的象征呢？
　　“乡”在甲骨文中左右是二人，中间是食物，像两个人相对用餐的样子。相对用餐意味着关系和睦、亲近，所以《周礼》才说“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设立“乡”的初衷是希望居住在一起的人家和睦相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有人与土地的和谐，有人与环境的和谐，也有人与人的和谐。
　　相比之下，“乡”给人的感受除了表示集中居住的生活模式和居住区域之外，还意味着和睦、温情、亲近。当一个人远离家乡，单身在外，往往会回忆起那一份和睦的温情，为孤寂冷清的生活带来慰藉，这就是“乡”带来的巨大文化张力。
　　“乡亲”“乡音”“乡情”“乡邻”无不意味着温情，带给人悠远绵长的思念，“梦乡”“睡乡”“醉乡”“温柔乡”同样表达了一种使人沉浸其中不愿自拔的感情。
　　源于土地的乡愁
　　中华民族是依靠土地繁衍生息的民族。东汉刘熙的《释名》说：“土，吐也，吐生万物也。”家乡的土地养育了千千万万的民众，是人们生存的根基。
　　“家”“宁”“宜”“宴”等汉字形体，都有表示住在家乡的房子里，获得宁静、安居的生活的意思，而离开家乡就是“寄人篱下”。所以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故乡，不愿随意迁徙。《汉书·元帝纪》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对故乡回归的向往，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世说新语》里记载，东晋晋明帝几岁的时候，坐在晋元帝膝盖上，正好有人从长安来访。晋元帝问起洛阳那边的情况，忍不住伤心落泪。晋明帝问父亲为什么哭泣，晋元帝就把西晋灭亡，王室东渡的故事讲给他听。当时的东晋王室偏安一隅，中原被胡人统治，百姓民不聊生，大量南迁，山河分崩离析，统一无望。
　　第二天，晋元帝召集群臣宴饮。他当众问晋明帝：“长安和太阳相比，哪个远？”晋明帝回答说：“太阳近。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对游子而言，身边的情与景随时都能触发乡愁。唐朝宰相武元衡感叹：“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团圆之日不能团圆，唐朝诗人王维便感慨：“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公元1771年，西迁已久的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得到了清朝政府的妥善安置。乾隆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以满、汉、蒙、藏4种语言制成碑文，立于庙内，纪念土尔扈特部东归。
　　无可消除的乡愁
　　乡愁伴随着我们从盘古女娲那里走来，从长江黄河那里走来，是我们最根本的血脉，是我们民族的印记。
　　尤其是在1987年5月，思乡心切的台湾老兵们，成立了“外省人返鄉探亲促进会”，把两岸长期隔阂的不满化为组织力量。促进会成员身穿写着“想家”的上衣，在街头发“骨肉隔绝40年”的传单，每次举办座谈会都有几千人与会，获得社会普遍认同与舆论支持。从“行政院”到退辅会各“中央”机关，不时可见这批老兵静坐抗议、流泪哭诉，让蒋经国无限感慨。
　　最终在当年9月16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将开放大陆探亲，打破台海冷战僵局，开启两岸交流之门。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开放探亲登记，凌晨就已人山人海，第一天登记人数即高达1334人。开放后前6个月，登记人数更高达14万，足见民间期待交流之心切。
　　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了乡愁，我们不仅身体远离了家乡的土地，心理也远离了民族的精神气质。
　　乡愁是中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基础，乡土的和谐能消除对立异化，乡土的顺天应时能维护生态和谐，乡土的家国同构能维系国家社会稳定。如今，越来越多老兵圆了回家梦，也愿更多游子找到自己回家的路。
　　（《拂晓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