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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内部信息流通的扭曲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下至上的方向，下级为了迎合上级喜好，“生产”出统计结果。一是以“内参”系统为代表的上级对下级的信息垄断。
统 计数字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工具，但这些数字真的可靠吗？这种疑问，在政府内部也普遍存在——比如，外国媒体就总结过“克强指数”，认为其比地方上报的GDP数据更可靠。
最近，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吴本立等研究发现，政府官员对统计数据的信任与他们的层级有关。处于基层的公务员，比起他们的上级，对统计数据的信任度更低。
研究者调查了中山大学MPA学员中102名公务员，收回84份有效问卷。这些受访者的最高级别是副厅级，最低级别是科员。
调查首先区分了普通科员和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现有91.67%的干部和70%的科员基本信任自己部门的统计数据。但只有63.89%的干部和28%的科员愿意信任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
接着，研究者分析了副厅级干部和科员对两种说法的意见。第一种说法是：“根据我的经验，对数据的直接捏造是很少见的。”有超过60%的副厅级干部和约10%的科员选择“基本同意”。与此相反，选择“基本不同意”的科员却接近50%，而副厅级干部只有10%。此外，还有约20%的科员选择“完全不同意”。言下之意，超过一半的科员觉得政府数据不准比较普遍，而副厅级干部则没有那么悲观。
第二种说法是：“根据我的经验，政治压力对数据质量的影响很小”。对此，有接近35%的副厅级干部、15%的科员表示“基本同意”，选择“基本不同意”的，則有将近45%的科员和不到25%的副厅级干部。这说明，科员比副厅级干部更愿意相信政治压力是损害统计数据可靠性的重要原因。
不同层级官员认识上的差异，或源于中国官场各层级内部信息流通的扭曲。扭曲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下至上的方向。某些下级官员为了迎合上级官员的偏好，“生产” 出他们喜爱的统计结果。这种数据失真随官僚层级的向上流动被层层放大。而作为搜集一手资料的基层公务员，对这种数据失真有更深刻的认识。
另一个方向，是以“内参”系统为代表的上级对下级的信息垄断，形成一种逐层信息过滤。这种信息过滤使得基层的公务员并不了解中央的决策内幕，只能通过非官方渠道（例如社交媒体）来“揣摩上意”。这导致低级别公务员对统计数据更加不信任。
随着多名高官已经表现出对数据失真的重视，数据可靠性在部分公务员看来正逐渐提高。但要解决统计数据扭曲的根源，提高信息可靠性，最终还是要依靠增加政府透明度。
统 计数字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工具，但这些数字真的可靠吗？这种疑问，在政府内部也普遍存在——比如，外国媒体就总结过“克强指数”，认为其比地方上报的GDP数据更可靠。
最近，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吴本立等研究发现，政府官员对统计数据的信任与他们的层级有关。处于基层的公务员，比起他们的上级，对统计数据的信任度更低。
研究者调查了中山大学MPA学员中102名公务员，收回84份有效问卷。这些受访者的最高级别是副厅级，最低级别是科员。
调查首先区分了普通科员和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现有91.67%的干部和70%的科员基本信任自己部门的统计数据。但只有63.89%的干部和28%的科员愿意信任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
接着，研究者分析了副厅级干部和科员对两种说法的意见。第一种说法是：“根据我的经验，对数据的直接捏造是很少见的。”有超过60%的副厅级干部和约10%的科员选择“基本同意”。与此相反，选择“基本不同意”的科员却接近50%，而副厅级干部只有10%。此外，还有约20%的科员选择“完全不同意”。言下之意，超过一半的科员觉得政府数据不准比较普遍，而副厅级干部则没有那么悲观。
第二种说法是：“根据我的经验，政治压力对数据质量的影响很小”。对此，有接近35%的副厅级干部、15%的科员表示“基本同意”，选择“基本不同意”的，則有将近45%的科员和不到25%的副厅级干部。这说明，科员比副厅级干部更愿意相信政治压力是损害统计数据可靠性的重要原因。
不同层级官员认识上的差异，或源于中国官场各层级内部信息流通的扭曲。扭曲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下至上的方向。某些下级官员为了迎合上级官员的偏好，“生产” 出他们喜爱的统计结果。这种数据失真随官僚层级的向上流动被层层放大。而作为搜集一手资料的基层公务员，对这种数据失真有更深刻的认识。
另一个方向，是以“内参”系统为代表的上级对下级的信息垄断，形成一种逐层信息过滤。这种信息过滤使得基层的公务员并不了解中央的决策内幕，只能通过非官方渠道（例如社交媒体）来“揣摩上意”。这导致低级别公务员对统计数据更加不信任。
随着多名高官已经表现出对数据失真的重视，数据可靠性在部分公务员看来正逐渐提高。但要解决统计数据扭曲的根源，提高信息可靠性，最终还是要依靠增加政府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