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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看港片的人对于ICAC一点儿也不陌生。香港的警匪片中，有时可见一位阿Sir伸直着手，拿出自己的徽章说：“我是ICAC。”接：下来的画面，观众几乎都能预测，对方总是手足无措、两腿发抖，因为只要被ICAC盯上，就表示你正被调查中。而且港人都清楚，不论你官做多大、事业有多庞大，没人能逃避廉署的监督。因而坊间有这样一种说法：有人请喝咖啡是开心事，但是如果喝咖啡的邀请是廉政公署发出的，谁都会吓出一身冷汗。
走近ICAC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一个计程车司机只要花钱买个标志贴在车窗上，就能确保不会遭到任何交通违章起诉；而一些月薪只有几百元的香港警察，都敢公然购买名车豪宅，如同百万富翁般一掷千金。3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已转变成以守法和效率著称的国际化都市。2005年，在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国际清廉指数CPI的排名里，香港在被统计的158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5位。
在中环一家停车场的楼上，看似灰蒙蒙毫不起眼的地方就是令香港人骄傲的ICAC(IndependentCommiSSiOnAgainst Corruption)，顾名思义是以反贪污为目的而存在的独立性组织，“廉政公署”四个隶书大字方方正正地铭刻在其总部大门的水泥墙上。
在ICAC首席调查主任吴炳国的带领下，本文作者进入总部，跟着他的脚步左转右拐，通过数个细长的通道，备感头昏。“ICAC像是迷宫，没人能从这里逃出去。”吴炳国笑道。这位在32年前学校毕业就直接加入廉署的资深人员，是ICAC最喜欢的用人典型。“刚毕业的学生很纯朴，又有正义感。”吴炳国如是说。
在ICAC的总部里，有许多像他一样一毕业就以调查员为求职志向的年轻人。调查员里女性人员占到35％，或许是探员神秘的特质，她们多数削短发、穿裤装；ICAC的调查员们不论男女都一身深色套装，脸上很少露出笑容，带着几分神秘感。在香港，加入ICAC是很神气的事，调查员们都接受过证人保护以及神枪队训练。要想成为廉署的一名普通职员，光实习期就要两年半时间。除了专业调查队伍外，廉署还拥有包括电脑专家、会计师、律师、管理顾问和公共教育专业人士等各领域专家，以破解贪污腐败者设置的重重障碍。
26岁的钟智皓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原本在会计师事务所任职，两年多前报考廉署。虽然当一名调查主任薪水只有两万多港币，但他觉得在ICAC可以做出较大的贡献，而且也能获得社会更多的尊重。
崛起——贪污让人民“苦茶满杯”
30多年前的香港，贪污腐败随处可见。lNG安泰人寿台湾区总经理、生于香港的陈丕耀回忆童年时，走在香港的市集上，亲眼目睹小贩交给警察黑钱。“警察每天拿10元，然后回警局一层层地分掉。”有点年纪的香港人都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茶钱”，讨生活的老百姓们形容这些贿赂警方的钱对他们而言是“苦茶满杯”。
当时香港公职人员大量收受“黑钱”，在警务人员中尤为严重，高层警官与黑社会互相勾结，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现象比比皆是。消防员去救火要收红包，市民上医院看病也要给红包。街头小贩的处境更惨，警察每天都向他们收钱。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因贪污入狱时承认，在他19年的警察生涯中积累了500万港币的财产，他说：“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廉署成立的契机是“葛柏事件”。1973年，涉嫌贪污且正在接受调查的总警司葛柏潜逃回英国，被压抑的人民高呼成立廉政公署。1974年2月15日，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廉政公署正式成立。两个月后，葛柏便被引渡回港，法院裁定他两项受贿罪名成立，判4年监禁。当年押送葛柏到法院受审的ICAC前执行处总调查主任黄国梁回忆当日道：“直到法院宣判他有罪的那一刻，我才敢透一口大气!若当时不能把葛柏入罪，没人会对廉署有信心。”
立威——不畏权势、勇敢打虎
打击贪污的成功关键，主要是调查单位可以不畏权势，勇敢打老虎；在香港，这方面倚靠的是廉政公署的独立调查以及律政司的独立诉讼与审判。廉政专员只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廉署还拥有拒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别权利，对廉署的监察与制衡机制也相当完善。
1989年，香港前联交所主席李福兆，被廉署以涉嫌在批核上市申请时受贿为由拘捕，是著名的“打老虎”案例之一。李福兆所属的李氏家族是香港呼风唤雨的四大家族之一，李福兆是第四代；而李氏家族的第五代迄今还在香港政法界扮演重大角色，如香港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和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都是李家成员。次年，李福兆就被判受贿罪名成立，入狱4年。
在香港，贪污没有金钱限额，非法获得5元与500万元都是贪污，因此廉署人员调查的范围极广，大到政府官吏受贿巨款，小到住院病人要付小费才能得到一杯水，甚至庙宇内香油捐款箱中少了一点零钱，均要查处。从1974年至2001年，ICAC执行处共调查了44965宗与贪污有关的案件，共有10280人遭到检控，其中1829人为政府雇员，3055人则是意图行贿政府雇员或与他们共同牵涉于贪污中。
在调查中为求搜集到充分的证据，廉署人员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这在廉署对工务司署一名外籍高官的调查中可见一斑。接获线人举报之后，调查员通过暗中查探，发现了其许多疑点：他为何时常造访中环的一间小写字楼?他和一个舞厅小姐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小姐在认识他之后，短时间里摇身变为百万富豪?他和那群经常有来往的建筑巨富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一连串的问题使廉署决定将调查的范围扩大。调查员使用《防止贿赂条例》所赋予的权力，向银行方面查阅账目，并远涉重洋，前往国外搜集证据。甚至有调查员尾随追踪这名官员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假扮赌客坐在他身边，监视其在21点赌桌上豪赌的情况，其搭档还在一旁不动声色地秘密拍摄这名高官的一举一动。
ICAC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作战与侦察武器，还首开先河创办了亚洲第一个反贪卧底培训班，卧底成功检控率达100％。进入卧底培训班的条件，第一是本人自愿，第二是严格挑选。他们在入学之前，必须通过一项由香港大学设计的心理测验，然后还有一系列“关卡”在等待着他们，即便是有过10多年办案经验的调查员也未必都能够人选。
公信——引进外来力量制衡
ICAC与律政司都透过引进“外部专业”，在避免行政于预的同时，也避免司法、调 查权过度膨胀，确保裁判的公平。
在审理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的案件上，律政司请来了英国御用大律师韦尔森以及一位与梁锦松不认识的香港资深大律师祁理士深入此案。最后，两位都认为不应对其提出犯法的检控，主要理由是，梁锦松当时因妻子伏明霞怀孕，换辆大一点的车是合理的，虽然他是在宣布大幅度增加汽车首次登记税之前购买的，但并非意图想避税或占便宜。这个决议曾引起香港立法局部分人士的不满。律政司长底下的第二号人物、法律政策专员区义国事后回忆道：“当时他们接受了，因为我们请的是公正人士，案子被适当处理。”此事最后以梁锦松主动辞职而告终。
引进外来意见的机制也同样出现在ICAC。ICAC的4个委员会成员都是由香港特首委任社会专业人士担任，其功能就在“制衡”。其中，把关最严格的是执行处委员会，ICAC每6个星期就要针对所有的案件调查向委员会汇报；若有查无实据、要停止调查的案件，一定要委员会同意才能停止；而每个案件送至律政司后6个月内仍未结案，也要向委员会提出说明。
委员属于荣誉职务，担任者肩负监督的责任而无固定薪资，有的只是车马费，然而许多知名人士都愿意为此贡献时间。曾任ICAC执行处委员的律师胡洪玉就说，自己是把这份工作当荣誉，如果没有市民的支持，廉政公署就不可能有勇气调查。
扎根——法治教育从娃娃教起
ICAC和律政司深知市民是支持他们执法的后盾，因而他们花大力气投注在法治教育推广上。
在ICAC每年6亿多的港币预算中，有15％花在教育上。他们与幼儿园和小学合作“学校德育伙伴计划”，针对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为孩子们创造一系列卡通角色，以传递倡廉信息；对低年级的学生侧重于诚实教育，而对高年级的教育则以公平和守法为主要内容。在ICAC的协调下，各中小学都设立了“廉洁周”，其活动很受欢迎。近年来，香港的大学也陆续将“商业道德”纳入了一年级的课程。
ICAC十分注重自身形象的宣传，其宣传广告曾获得不少广告创作大奖，口号皆为“香港胜在有ICAC”；而且由于经费有限，出演廉署宣传片的明星们都不计报酬，他们在宣传廉政知识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好人缘。
在香港，反贪几乎是全民运动，见到不法而检举的风气盛行。从香港岛、九龙到新界，ICAC有8个办事处都设在热闹的街道上，让市民很容易就能投诉报案。ICAC还设有24小时的举报中心，其承诺的服务标准是48小时内对贪污举报做出回应，目前高达75％的贪污检举都是由人民具名报案。
走近ICAC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一个计程车司机只要花钱买个标志贴在车窗上，就能确保不会遭到任何交通违章起诉；而一些月薪只有几百元的香港警察，都敢公然购买名车豪宅，如同百万富翁般一掷千金。3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已转变成以守法和效率著称的国际化都市。2005年，在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国际清廉指数CPI的排名里，香港在被统计的158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5位。
在中环一家停车场的楼上，看似灰蒙蒙毫不起眼的地方就是令香港人骄傲的ICAC(IndependentCommiSSiOnAgainst Corruption)，顾名思义是以反贪污为目的而存在的独立性组织，“廉政公署”四个隶书大字方方正正地铭刻在其总部大门的水泥墙上。
在ICAC首席调查主任吴炳国的带领下，本文作者进入总部，跟着他的脚步左转右拐，通过数个细长的通道，备感头昏。“ICAC像是迷宫，没人能从这里逃出去。”吴炳国笑道。这位在32年前学校毕业就直接加入廉署的资深人员，是ICAC最喜欢的用人典型。“刚毕业的学生很纯朴，又有正义感。”吴炳国如是说。
在ICAC的总部里，有许多像他一样一毕业就以调查员为求职志向的年轻人。调查员里女性人员占到35％，或许是探员神秘的特质，她们多数削短发、穿裤装；ICAC的调查员们不论男女都一身深色套装，脸上很少露出笑容，带着几分神秘感。在香港，加入ICAC是很神气的事，调查员们都接受过证人保护以及神枪队训练。要想成为廉署的一名普通职员，光实习期就要两年半时间。除了专业调查队伍外，廉署还拥有包括电脑专家、会计师、律师、管理顾问和公共教育专业人士等各领域专家，以破解贪污腐败者设置的重重障碍。
26岁的钟智皓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原本在会计师事务所任职，两年多前报考廉署。虽然当一名调查主任薪水只有两万多港币，但他觉得在ICAC可以做出较大的贡献，而且也能获得社会更多的尊重。
崛起——贪污让人民“苦茶满杯”
30多年前的香港，贪污腐败随处可见。lNG安泰人寿台湾区总经理、生于香港的陈丕耀回忆童年时，走在香港的市集上，亲眼目睹小贩交给警察黑钱。“警察每天拿10元，然后回警局一层层地分掉。”有点年纪的香港人都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茶钱”，讨生活的老百姓们形容这些贿赂警方的钱对他们而言是“苦茶满杯”。
当时香港公职人员大量收受“黑钱”，在警务人员中尤为严重，高层警官与黑社会互相勾结，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现象比比皆是。消防员去救火要收红包，市民上医院看病也要给红包。街头小贩的处境更惨，警察每天都向他们收钱。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因贪污入狱时承认，在他19年的警察生涯中积累了500万港币的财产，他说：“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廉署成立的契机是“葛柏事件”。1973年，涉嫌贪污且正在接受调查的总警司葛柏潜逃回英国，被压抑的人民高呼成立廉政公署。1974年2月15日，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廉政公署正式成立。两个月后，葛柏便被引渡回港，法院裁定他两项受贿罪名成立，判4年监禁。当年押送葛柏到法院受审的ICAC前执行处总调查主任黄国梁回忆当日道：“直到法院宣判他有罪的那一刻，我才敢透一口大气!若当时不能把葛柏入罪，没人会对廉署有信心。”
立威——不畏权势、勇敢打虎
打击贪污的成功关键，主要是调查单位可以不畏权势，勇敢打老虎；在香港，这方面倚靠的是廉政公署的独立调查以及律政司的独立诉讼与审判。廉政专员只对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廉署还拥有拒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别权利，对廉署的监察与制衡机制也相当完善。
1989年，香港前联交所主席李福兆，被廉署以涉嫌在批核上市申请时受贿为由拘捕，是著名的“打老虎”案例之一。李福兆所属的李氏家族是香港呼风唤雨的四大家族之一，李福兆是第四代；而李氏家族的第五代迄今还在香港政法界扮演重大角色，如香港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和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都是李家成员。次年，李福兆就被判受贿罪名成立，入狱4年。
在香港，贪污没有金钱限额，非法获得5元与500万元都是贪污，因此廉署人员调查的范围极广，大到政府官吏受贿巨款，小到住院病人要付小费才能得到一杯水，甚至庙宇内香油捐款箱中少了一点零钱，均要查处。从1974年至2001年，ICAC执行处共调查了44965宗与贪污有关的案件，共有10280人遭到检控，其中1829人为政府雇员，3055人则是意图行贿政府雇员或与他们共同牵涉于贪污中。
在调查中为求搜集到充分的证据，廉署人员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这在廉署对工务司署一名外籍高官的调查中可见一斑。接获线人举报之后，调查员通过暗中查探，发现了其许多疑点：他为何时常造访中环的一间小写字楼?他和一个舞厅小姐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小姐在认识他之后，短时间里摇身变为百万富豪?他和那群经常有来往的建筑巨富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一连串的问题使廉署决定将调查的范围扩大。调查员使用《防止贿赂条例》所赋予的权力，向银行方面查阅账目，并远涉重洋，前往国外搜集证据。甚至有调查员尾随追踪这名官员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假扮赌客坐在他身边，监视其在21点赌桌上豪赌的情况，其搭档还在一旁不动声色地秘密拍摄这名高官的一举一动。
ICAC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作战与侦察武器，还首开先河创办了亚洲第一个反贪卧底培训班，卧底成功检控率达100％。进入卧底培训班的条件，第一是本人自愿，第二是严格挑选。他们在入学之前，必须通过一项由香港大学设计的心理测验，然后还有一系列“关卡”在等待着他们，即便是有过10多年办案经验的调查员也未必都能够人选。
公信——引进外来力量制衡
ICAC与律政司都透过引进“外部专业”，在避免行政于预的同时，也避免司法、调 查权过度膨胀，确保裁判的公平。
在审理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的案件上，律政司请来了英国御用大律师韦尔森以及一位与梁锦松不认识的香港资深大律师祁理士深入此案。最后，两位都认为不应对其提出犯法的检控，主要理由是，梁锦松当时因妻子伏明霞怀孕，换辆大一点的车是合理的，虽然他是在宣布大幅度增加汽车首次登记税之前购买的，但并非意图想避税或占便宜。这个决议曾引起香港立法局部分人士的不满。律政司长底下的第二号人物、法律政策专员区义国事后回忆道：“当时他们接受了，因为我们请的是公正人士，案子被适当处理。”此事最后以梁锦松主动辞职而告终。
引进外来意见的机制也同样出现在ICAC。ICAC的4个委员会成员都是由香港特首委任社会专业人士担任，其功能就在“制衡”。其中，把关最严格的是执行处委员会，ICAC每6个星期就要针对所有的案件调查向委员会汇报；若有查无实据、要停止调查的案件，一定要委员会同意才能停止；而每个案件送至律政司后6个月内仍未结案，也要向委员会提出说明。
委员属于荣誉职务，担任者肩负监督的责任而无固定薪资，有的只是车马费，然而许多知名人士都愿意为此贡献时间。曾任ICAC执行处委员的律师胡洪玉就说，自己是把这份工作当荣誉，如果没有市民的支持，廉政公署就不可能有勇气调查。
扎根——法治教育从娃娃教起
ICAC和律政司深知市民是支持他们执法的后盾，因而他们花大力气投注在法治教育推广上。
在ICAC每年6亿多的港币预算中，有15％花在教育上。他们与幼儿园和小学合作“学校德育伙伴计划”，针对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为孩子们创造一系列卡通角色，以传递倡廉信息；对低年级的学生侧重于诚实教育，而对高年级的教育则以公平和守法为主要内容。在ICAC的协调下，各中小学都设立了“廉洁周”，其活动很受欢迎。近年来，香港的大学也陆续将“商业道德”纳入了一年级的课程。
ICAC十分注重自身形象的宣传，其宣传广告曾获得不少广告创作大奖，口号皆为“香港胜在有ICAC”；而且由于经费有限，出演廉署宣传片的明星们都不计报酬，他们在宣传廉政知识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好人缘。
在香港，反贪几乎是全民运动，见到不法而检举的风气盛行。从香港岛、九龙到新界，ICAC有8个办事处都设在热闹的街道上，让市民很容易就能投诉报案。ICAC还设有24小时的举报中心，其承诺的服务标准是48小时内对贪污举报做出回应，目前高达75％的贪污检举都是由人民具名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