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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斯密在《国富论》中发生了这种令人遗憾的和灾难性的研究焦点的转移，价值和价格理论便对现实世界的价格研究，转移到了对一种神秘的、并不存在的从来也没有过的长期“均衡”世界里的价格研究上
读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会有两大缺憾，其一，《国富论》通篇只字未提后来被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大书特书的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企业家精神）；其二，斯密在书中极力强调的价值理论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让人不得不怀疑斯密思想是19世纪社会主义学说的鼻祖之一，而这种怀疑对于拥抱经济自由主义的斯密而言，是令人震惊的。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价值悖论：
没有什么能比水更有用，然而水很少能交换到任何东西。相反，钻石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却经常可以交换到大量的其他物品。
换言之，为什么对生活如此必不可少的水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而只能用做装饰的钻石却索取高昂的价格。
对于现代人而言，“稀缺”在衡量商品价值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深入人心。人们明白，水在整体上的效用并不决定它的价格或需求。相反，水的价格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取决于最后一杯水的有用性。扩展言之，商品的数量越多，它的最后一单位的相对购买愿望就越小。因此，为什么大量的水只需极低的价格，为什么必不可少的物品，比如空气，却成为免费品。在两种情况下，正是巨额数量使其边际效用大大减少，因而降低了这些重要物品的价格。不仅如此，供给条件的不同，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也将截然不同。当然，除了商品是稀缺还是丰裕之外，购买者的主观意愿也是决定其价值与价格的决定性因素。比如，一本旧书，对收藏者而言，价值不菲，而对农夫来说，则一钱不值。
事实上，从斯密的老师哈奇森那里以及自晚期经院学派以来的几个世纪中，一种产品的价值和价格首先由它在消费者主观上感觉的效用来决定，其次由被估价的物品的相对稀缺或者丰裕程度决定。任何给定的物品，越丰裕价值越低；越稀缺价值越高。这样一种解释价值与价格的传统由来已久。
那么，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中是如何解决价值悖论的呢：
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有时它表示某种具体物体的效用，有时它又表示该物体在转让所有权时所具有的购买其他物品的能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以叫做“交换价值”。拥有最大使用价值的东西常常具有很小或零交换价值；相反，那些拥有最大交换价值的东西常常具有很小或零使用价值。
在这段论述中，斯密严格地将效用与价值和价格隔离开来。而“稀缺”——这个对经济学理论如此基本又至关重要的概念，在《国富论》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如果不用稀缺来解决价值悖论，主观效用就完全从消费和消费者需求以及经济学中消失了。
主观效用的全部传统——稀缺作为价值与价格的决定因素，一个从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以及西班牙经院学派以来占支配地位的传统——这个伟大的传统由于斯密做出甚至连他自己先前的概念都要加以抛弃这样一种致命的决策，而被倒进了记忆的漏洞，直到奥地利学派和其他边际主义者在19世纪70年代把它独立地重新发现之后，这个伟大的传统才真正地得以复兴。斯密要对历史的这种停滞负主要的责任。
由于斯密在《国富论》中发生了这种令人遗憾的和灾难性的研究焦点的转移，价值和价格理论便对现实世界的价格研究，转移到了对一种神秘的、并不存在的从来也没有过的长期“均衡”世界里的价格研究上。而所谓的“均衡”真的会出现吗？只有理论上的可能。那就是市场中的“数据”被魔术般地冻结，也就是说，令价值、资源以及关于市场的技术知识始终保持完全不变的状态。
长期正常价格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解释这个经济的方向性趋势和基本的建筑结构，以及分析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现实世界的收入和经济活动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独有的专注于非现实的“长期”以及无视和妨害对于现实世界的价格和经济活动分析的做法，使经济思想走了一段漫长的、荒谬的甚至是可悲的冤枉路，而且至今仍未得以完全恢复。
另外，斯密在《国富论》第六章的开头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例如在一个狩猎的民族里，如果捕杀一头海狸通常需要捕杀两头鹿的劳动量，自然而然一头海狸就应当交换或者说值两头鹿。通常需要两天或两小时劳动所生产的东西自然应当是一天或一小时劳动所产生的东西的两倍。
如同斯密以后的李嘉图和马克思一样，他企图用劳动量来解释价格和价值，进而又诉诸在市场上确定的价值去决定“劳动量”的大小，并按照其艰苦和辛劳程度的不同来进行加权。
上文所述的均衡价格，决定其的相关生产成本简单来说就是包含产品生产中的劳动量。然而，价值与价格真的有所谓的客观标准码？答案是否定的。价值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主观的，没有任何不变的价值标准或计量尺度，任何试图发现这种标准或尺度的努力，轻者说来将会使经济理论研究活动发生扭曲，使它去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重者说来，经济理论的全部结构都将要渗透荒谬与错误。
当然，“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客观地、外生地决定的，即它决定于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以外。但是成本又不是内在固有的或给定的；相反，正如奥地利学派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它本身是由生产中因使用资源所放弃的价值决定的。这个价值，反过来又是由消费者对于这些产品的主观估价决定的。简言之，并不是成本在某种“基本的”意义上决定价值，而是成本本身在任何情况下和所有的时候都是由消费者对各种物品的主观估价或预期估价决定的。从而，尽管我们也许可以说在长期均衡条件下价格将等于生产成本，却没有理由假定这种成本决定价值将是多少。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成本都严格地依赖效用，而绝不是相反。
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确实鼓舞了在马克思以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他们一般被认为是“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是“斯密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定，既然劳动生产了全部的产品，而地租和利润不过是对劳动产品的扣除，那么产品的全部价值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归于它们的创造者。
斯密之所以抛弃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分析，以及放弃效用和稀缺并轉向劳动价值理论，是有其更为基本和更令人信服的理由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如此评价斯密：正是斯密的严酷加尔文主义立场，蔑视人的消费和享乐，强调劳动完全应该就其本身被赋予重要意义。正是这个严酷的加尔文主义者，耸人听闻地宣布钻石“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也许还因为这种严酷的加尔文主义的立场，使他蔑视真实世界中的“依赖于货币的无常特性和市场时尚的市场价值”，而将他的注意力转向长期价格，在长期状态下，这些低俗的东西不再起任何作用，而关于辛劳付出的严酷而永恒的真理似乎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此看来，后人忽略了斯密将经济学引入歧途的历史错误。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所言：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众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包括李嘉图在内，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源于斯密，而且他们大都也从未超越斯密。于是，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有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读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会有两大缺憾，其一，《国富论》通篇只字未提后来被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大书特书的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企业家精神）；其二，斯密在书中极力强调的价值理论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让人不得不怀疑斯密思想是19世纪社会主义学说的鼻祖之一，而这种怀疑对于拥抱经济自由主义的斯密而言，是令人震惊的。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价值悖论：
没有什么能比水更有用，然而水很少能交换到任何东西。相反，钻石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却经常可以交换到大量的其他物品。
换言之，为什么对生活如此必不可少的水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而只能用做装饰的钻石却索取高昂的价格。
对于现代人而言，“稀缺”在衡量商品价值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深入人心。人们明白，水在整体上的效用并不决定它的价格或需求。相反，水的价格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取决于最后一杯水的有用性。扩展言之，商品的数量越多，它的最后一单位的相对购买愿望就越小。因此，为什么大量的水只需极低的价格，为什么必不可少的物品，比如空气，却成为免费品。在两种情况下，正是巨额数量使其边际效用大大减少，因而降低了这些重要物品的价格。不仅如此，供给条件的不同，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也将截然不同。当然，除了商品是稀缺还是丰裕之外，购买者的主观意愿也是决定其价值与价格的决定性因素。比如，一本旧书，对收藏者而言，价值不菲，而对农夫来说，则一钱不值。
事实上，从斯密的老师哈奇森那里以及自晚期经院学派以来的几个世纪中，一种产品的价值和价格首先由它在消费者主观上感觉的效用来决定，其次由被估价的物品的相对稀缺或者丰裕程度决定。任何给定的物品，越丰裕价值越低；越稀缺价值越高。这样一种解释价值与价格的传统由来已久。
那么，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中是如何解决价值悖论的呢：
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有时它表示某种具体物体的效用，有时它又表示该物体在转让所有权时所具有的购买其他物品的能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以叫做“交换价值”。拥有最大使用价值的东西常常具有很小或零交换价值；相反，那些拥有最大交换价值的东西常常具有很小或零使用价值。
在这段论述中，斯密严格地将效用与价值和价格隔离开来。而“稀缺”——这个对经济学理论如此基本又至关重要的概念，在《国富论》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如果不用稀缺来解决价值悖论，主观效用就完全从消费和消费者需求以及经济学中消失了。
主观效用的全部传统——稀缺作为价值与价格的决定因素，一个从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以及西班牙经院学派以来占支配地位的传统——这个伟大的传统由于斯密做出甚至连他自己先前的概念都要加以抛弃这样一种致命的决策，而被倒进了记忆的漏洞，直到奥地利学派和其他边际主义者在19世纪70年代把它独立地重新发现之后，这个伟大的传统才真正地得以复兴。斯密要对历史的这种停滞负主要的责任。
由于斯密在《国富论》中发生了这种令人遗憾的和灾难性的研究焦点的转移，价值和价格理论便对现实世界的价格研究，转移到了对一种神秘的、并不存在的从来也没有过的长期“均衡”世界里的价格研究上。而所谓的“均衡”真的会出现吗？只有理论上的可能。那就是市场中的“数据”被魔术般地冻结，也就是说，令价值、资源以及关于市场的技术知识始终保持完全不变的状态。
长期正常价格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解释这个经济的方向性趋势和基本的建筑结构，以及分析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现实世界的收入和经济活动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独有的专注于非现实的“长期”以及无视和妨害对于现实世界的价格和经济活动分析的做法，使经济思想走了一段漫长的、荒谬的甚至是可悲的冤枉路，而且至今仍未得以完全恢复。
另外，斯密在《国富论》第六章的开头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例如在一个狩猎的民族里，如果捕杀一头海狸通常需要捕杀两头鹿的劳动量，自然而然一头海狸就应当交换或者说值两头鹿。通常需要两天或两小时劳动所生产的东西自然应当是一天或一小时劳动所产生的东西的两倍。
如同斯密以后的李嘉图和马克思一样，他企图用劳动量来解释价格和价值，进而又诉诸在市场上确定的价值去决定“劳动量”的大小，并按照其艰苦和辛劳程度的不同来进行加权。
上文所述的均衡价格，决定其的相关生产成本简单来说就是包含产品生产中的劳动量。然而，价值与价格真的有所谓的客观标准码？答案是否定的。价值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主观的，没有任何不变的价值标准或计量尺度，任何试图发现这种标准或尺度的努力，轻者说来将会使经济理论研究活动发生扭曲，使它去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重者说来，经济理论的全部结构都将要渗透荒谬与错误。
当然，“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客观地、外生地决定的，即它决定于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以外。但是成本又不是内在固有的或给定的；相反，正如奥地利学派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它本身是由生产中因使用资源所放弃的价值决定的。这个价值，反过来又是由消费者对于这些产品的主观估价决定的。简言之，并不是成本在某种“基本的”意义上决定价值，而是成本本身在任何情况下和所有的时候都是由消费者对各种物品的主观估价或预期估价决定的。从而，尽管我们也许可以说在长期均衡条件下价格将等于生产成本，却没有理由假定这种成本决定价值将是多少。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成本都严格地依赖效用，而绝不是相反。
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确实鼓舞了在马克思以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他们一般被认为是“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是“斯密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定，既然劳动生产了全部的产品，而地租和利润不过是对劳动产品的扣除，那么产品的全部价值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归于它们的创造者。
斯密之所以抛弃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分析，以及放弃效用和稀缺并轉向劳动价值理论，是有其更为基本和更令人信服的理由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如此评价斯密：正是斯密的严酷加尔文主义立场，蔑视人的消费和享乐，强调劳动完全应该就其本身被赋予重要意义。正是这个严酷的加尔文主义者，耸人听闻地宣布钻石“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也许还因为这种严酷的加尔文主义的立场，使他蔑视真实世界中的“依赖于货币的无常特性和市场时尚的市场价值”，而将他的注意力转向长期价格，在长期状态下，这些低俗的东西不再起任何作用，而关于辛劳付出的严酷而永恒的真理似乎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此看来，后人忽略了斯密将经济学引入歧途的历史错误。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所言：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众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包括李嘉图在内，这些人中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源于斯密，而且他们大都也从未超越斯密。于是，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有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