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狗死了。”
　　第一个电话打来的时候他刚准备眯一会儿。如果不是同事有急事说要回家一趟，他这会儿本应该已经结束夜班，到家睡觉。“睡一觉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这是他常对电话那头说的，半夜打电话来的人本来就会因为身体的疲惫导致激素水平下降，情绪陷入低谷，所以这么说也没错。“先睡觉，醒来再说。”他讲。而这时已经是早上八点，他就没法再这么说。
　　“嗯？是怎么死的？”于是他问。
　　“我不知道。大概是吞了什么东西。”
　　电话那头的声音听上去不年轻了，他判断是一个老头，约莫五六十的年纪。
　　“是公狗还是母狗？”
　　“公狗。”
　　“现在呢，你在干吗？”
　　“什么也没干。我坐在家里客厅，它躺在我面前。”
　　他想了想，应该怎么说，“需要我帮忙叫动物检疫站的人来吗？”不，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你感到伤心吗？”从电话那头的平静语调来看，对方并未处在较高等级的自杀预警状态，似乎也不应该这么问。他在心里给这个电话规定了一个时限——他们得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那些更紧急的电话上。不过早上的电话总是最少的，一般人很少在早上想到死。他看了眼时间，决定继续陪对方聊聊。
　　“嗯。”他说，然后等待。
　　过了好一会儿，对方才开口道，“我不知道今天早上要吃点儿什么。”
　　“怎么？”
　　“以往我都是牵着它出门，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出门了。”
　　“您是做什么的？”
　　他试图分散一下来电者的注意力。
　　“我……我退休了。退休前我是一个工人。”
　　“您没有子女吗？”
　　“有，不过……唉。”那边陷入长久的沉默，过了半天才开口道：“我想自己待一会儿。谢谢你了。”
　　对方挂了电话。
　　这是常有的事。大部分给他们打电话的人不会直接坦露想死的念头，他们只是需要在陷入某种困境时跟人说说话。
　　他愣了半晌，然后搁下电话。
　　几乎是立刻，第二通电话就响起来了。
　　他接了电话，那头没出声，于是他说，“喂？”
　　“你好。”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
　　“我很难过。”
　　“怎么回事？和我说说。”
　　“我丈夫……他……”那头没说两句就开始啜泣。
　　哦，多半又是一位遭到家庭暴力的女性。这类的电话总是很多。
　　“他怎么了？”
　　“他离开我了。”
　　“因为什么？”
　　“是他们强迫他走的。”
　　“他们是谁？”
　　那头没有回答，又是一阵小声的哽咽。
　　他想自己问得太着急了。往常他不会这么着急，第一步是和来电者建立联系。建立联系。建立联系。建立联系。他在心中小声默念三遍。
　　“半年前我给你们打过电话。”那头忽然开口。
　　“是么？”
　　他在脑海中搜寻这个声音，每天的电话太多，他们通常只会对来电者进行两次回访，确定对方的后续状况。三天后第一次，一周后第二次。大部分人在一周后都會放弃自杀念头。当然了，他并不确认——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救活过哪个人，他只是确保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没有死。
　　“那时我丈夫打我打得厉害。”
　　“我记得你。”他其实没有想起这个声音的主人。
　　“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所以给你们打了电话。”
　　“但是我记得你走出去了。”他试着撒一些必要的谎。
　　“谢谢你那时候……”
　　“不，我没做什么，你是靠你自己……你知道吗，你现在也可以。”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积极。但他这会儿实在是有点儿累。
　　“我找了一份工作。”
　　大部分处于婚姻暴力中的女性迟迟无法走出困境是因为她们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有相当一部分无法经济独立。
　　“哦？太好了，你找了什么工作？”
　　“借钱做了点小生意。我开了一个炸鸡店。”
　　“是吗？生意怎么样？”
　　“刚刚起步，店的位置不错，还算有人气。”
　　“那不是挺好的。”
　　“嗯。”
　　那边又沉默了。于是他继续问，“所以你后来和你的丈夫怎么样了？”
　　“我出院后在我娘家住了一段时间。”
　　“他呢？”
　　“没人照顾他，我又回去照顾了他几次。”
　　“他怎么了？”
　　“他坐轮椅，没法生活自理，我一周去看他两次，帮他准备些饭菜，打扫屋子。后来开始做那个店，我就请了个人去。不过每次都被他打走了。”
　　他渐渐弄清了。电话那头是个约莫三十多岁的女性，丈夫因为身患残疾常年坐轮椅，极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了强烈的占有欲。这是他暴力行为的来源。他自己不工作，也禁止妻子工作。和一般的家暴情况不同，她遭受的虐待得不到亲友的援助，人们的同情心总是先天放在看似弱势的那一方。甚至包括她自己。残疾成了合理化丈夫一切虐待行为的借口。
　　“是我没做好。我总想着重新来过……”
　　他沉默了。
　　他起初分配到晚班的时候以为晚上的事情少，可以容许他继续想想数学题，或者是发发呆，看看书什么的。后来才发现晚上才是干预中心最忙的时候。周五尤甚。“黑色星期五啊。”同事感叹，他听了会解释道，根据全国的电话频率数据显示，不管是什么电话，周五总是最多的。“这是一个样本错觉。”他讲。“高老师，您不愧是数学专家。”他听了也就是笑笑，刚来的时候同事们都会半客套半真诚地捧他两句，时间久了，也就忘了他原来的工作是在大学教数学，把他当作他们中一位普通的自杀干预热线接线员了。 　　实际上，他和其他接线员还是不太一样。遇到再崩溃再危急的事件，只要把电话转到他这儿，他总会保持一如既往的理性口吻，安抚住对方的情绪，确定问题，保证安全，给予支持。
　　产生自杀念头的人都是因为生活中遇到了无法跨越的障碍。但是无法跨越的障碍往往只是眼前表面的那个问题，当跨过这道障碍之后，他们需要面对的可能是更长远、更根本的问题。比如现在这一位。
　　脱离家暴环境之后的女性往往需要面对重新独立生活的问题，而她呢，她需要解决的是自己对依赖者所产生的过度的同理心。
　　“我还是爱他的。没有他我活不下去。”她说。
　　“不，你不是爱他，你只是因为内疚。”他平静地说，“他离开你可以活下去，你离开他也可以活下去，不要沉浸在想象中。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家。”
　　“时间不早了，今天炸鸡店不营业吗？”
　　“营业的。”
　　“那你快去店里，今天是他们送走他的第一天，我们先从今天开始看看好吗？”
　　他等待着。
　　过了许久，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一句，“好。”
　　“三天后你再给我打个电话，到那时我们再看看你会不会这么想，我们打个赌。我打赌你不会。”
　　“……好。”
　　挂上电话他看着桌前贴着的一张风景照发呆。那是他来这儿工作前上一位接线员留下来的，其实应当说是一张明信片，上面用英文写着“Iceland”，画面里是青翠欲滴的青山和氤氲的彩虹。“冰岛？那不该是个冰天雪地的地方么？”有回同事趴在他桌前问他，“这应该是冰岛的夏天。冰岛是个地理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地方，既有青山，也有冰湖，还有火山和平原。”“高老师，你懂得真多。你去过？”“没有。”
　　没有。他去过印度，看过恒河上漂浮的尸体，跟随当地的禅师修习过六个月的禅修。去过西班牙，在高迪的圣家堂里从日出坐到日落，观察光线穿透彩色玻璃在空气里形成的变化。去过南美，在智利的百内公园徒步五日，到达那座最为著名的百内三塔时，残留的晚霞的余晖正抚摸着他的耳垂。他还去过美国——他就是从那儿出发的，在离开东岸的那所大学，去了他原本计划要去的各个地方之后，他又回到了那个校园，他站在平时散步的那棵树下，思考了很久很久很久，那棵树的叶子由绿转黄，又由黄慢慢飄落和泥土结合为一体，在雪花压弯枝丫之前，他回来了。回到了他曾经最熟悉的城市。
　　不过，他还没去过冰岛。
　　第三个电话响了五次时他才接起来。真的是有点累，今天他还想保留些力气做些事。
　　“我要杀人。”
　　对方口吻来势汹汹，镇静中压抑着激动。他心里“咯噔”一下，困意一扫而空。
　　“你要杀谁？”
　　“我要杀三个人。第一个，我们机械厂的厂长。第二个，我们县政府的副县长。第三个，是我老婆。”
　　“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这事儿不好说。”
　　“怎么不好说？”
　　“我不能让你知道。”
　　“你可以说给我听听。”他说，“我们这里对来电者的信息是绝对保密的，你不用害怕。”他又撒谎了，保密是有条件限制的。
　　“不，我不能告诉你。”
　　“你不用告诉我具体的。”他换了种舒缓的语气，“你看，你打电话来，肯定是想说点儿什么对吗。”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就是想说，我要去杀人。”
　　还有的聊，他喝了一口水。
　　“我理解，你这么做肯定有你的理由。不过……你想过没有，你杀了他们，你也会死。”
　　“我没打算活了。”
　　“你可以活的。你不一定要死啊。”
　　“我不一定要死，他们必须死！”
　　“你不杀他们，他们也会死，每个人都会死。”
　　“他们必须今天死！”
　　“可是你也想今天死吗？”
　　“他们不死，我也活不下去了。”
　　“所以你是想活下去的对吗？”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能再跟你说了，我要去了！”对方着急要挂电话。
　　他看了看墙上的钟，快到中午了。
　　“你吃饭了吗？”他赶紧问。
　　“没有。”
　　“那你先给孩子做顿饭吧。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他试探。
　　“孩子在她爷爷家。他们会给她做的。”
　　试探成功了。这是一个有孩子的男人。劝阻他打消念头的成功率提高了许多。
　　“你不去看看她？”
　　“我都安排好了。”
　　“你怎么安排的？让她爷爷奶奶养她？”
　　“我留了一笔钱给她。”
　　“够她用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我只有这么多了。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你还能做很多。你可以抚养她，到她考上大学，能够独立生活。”
　　“我……我做不了，我做不了了……”那头的声音颤抖起来。
　　“为什么？天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能帮助你的人比你想象得多。”
　　“我都试过了，不行的，不管用的，没办法了。”
　　“我不相信，你跟我说说？”
　　他花了好一会儿才从对方断断续续的描述中搞懂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男人本是县里机械厂的高级技师，老婆和副县长勾搭到了一起，被他发现了，去县政府闹过没辙，厂长反而慑服于政府关系把他开除了，丢了饭碗，家中只有一个老父亲——前些年刚生了一场病把家里积蓄消耗光了，现在他已经是走投无路，老婆要离婚，他在当地也没有任何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人生走到了尽头。
　　总是这样，打电话来的人谁不是人生走到了尽头呢。
　　“我不能再跟你多说了。刀子我都备好了。”他语气又强硬起来，好像这通电话反而帮他梳理清楚了脉络，恨意又起，心意已决。 　　“你就靠一把刀能杀得了他们三个？”
　　对方犹豫了一下，“我先去厂里宰了那头猪！”
　　“那等你再去杀另外两个，他们早获得风声跑了。”其实他心里想说，估计你都出不了工厂大门。
　　“不会的，我知道他们下午在哪儿私会，那狗男女哪有闲工夫知道这些！让他们快活吧……我在那里已经备好了炸药。”
　　他心里一惊，伸手把桌上的手机拿近了一些。他们会给来电者分这么几个等级，有自杀想法，有自杀计划，已有自杀做法。大多数来电者只是有自杀想法，这个等级的来电者多半是一时冲动，经过一段时间规劝会慢慢放弃自杀念头。而眼下这位，已经处在最高预警等级。干预中心除了主台一般还有辅台，一旦主台发现来电者处在危险状态，会通知所有人，这时辅台就会帮助收集信息，必要时报警施救。
　　但现在，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禁焦躁起来。干预中心夜班三个人，白班两个人。刚请假回家的小李，他一直就觉得不靠谱。年轻人，总想着玩。另一位白班同事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大妈，退休闲着没事才跑到这里来做一份不赚钱的工作。她虽然对这工作挺热心，但没什么时间观念，有时到了中午才晃晃悠悠过来。今天呢，到现在也没见人影。
　　“高老师，咱们这里，就数您最专业。”平常他们老这么跟他说，他有回实在忍耐不住，冷冰冰地回了句，“我只是按时上班，按需要做事，也没什么。”他们也假装没听出他的潜台词。毕竟这工作确实没多少工资，来做就已经是出于公益目的，他也没有更好的理由指责别人什么。
　　“那也不一定成功。你想杀他们，他们早该觉察了。”他尽量拖延时间，同时在手机上按了1，1……
　　“不会的，他们不知道。这事儿我到现在就和你说了。”
　　“他们对你做了这些，心里总该有点儿什么，肯定一直在提防你。兔子急了还要跳墙呢。”
　　“他们心里有什么也不会把我逼到这个地步！”
　　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他按下了最后那个0，然后说，“你饿吗？”
　　“饿？”那边愣了一下。
　　“你不饿我都饿了。这样吧，你先吃顿饭。”
　　“吃饭？吃什么饭啊……”对方莫名其妙。
　　“既然你决定了，我也不拦着你了。不过你看，人总是要吃饭的。你去吃最后一顿饭吧。好好吃一頓，吃饱了才有力气干你要干的事儿。”
　　那边迟疑了。他的手放在拨出键上。
　　“最后一顿。”他又说一遍。
　　“嗯，你说得也对。”
　　“你附近有饭馆吗？”
　　“有。”
　　“那就找个最好的。”
　　“嗯。”
　　“不过……”
　　“什么？”
　　“你吃饭的时候也不要挂电话好吗？”
　　他沉默了。他等待。
　　“好。”他说。
　　他的手最终没按下拨出键。
　　他把电话听筒放下，然后转成免提模式。
　　他确实也饿了，他本该吃一顿早饭。今天这顿早饭他本想好好吃一顿，他前一晚已经提前做好了，放在冰箱里。要不是今天多出来的这摊子事儿，他已经坐在桌前，把那些盘盘碟碟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子上。草头，熏鱼，素鸡，桂花藕。这是他老师爱吃的。老师是上海人，他刚去美国的时候，老师就是用一桌本帮菜招待的他。他初时很惊奇，他是北方人，完全没想到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国家，这才第一回吃到了正宗的本帮菜。
　　他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各种声音，判断对方走出了家门，然后走到了大街上，然后走进了一家餐厅。他听出那应该并不是多么好的餐厅，因为没有听到服务员迎宾的声音，他根据男人和服务员的对话判断那应该只是一家小馆子，甚至没有服务员，因为对方喊“老板”。
　　“哟，好久不见，今天吃点啥？”
　　哦，他是去了一家相熟的馆子。他心里又稍微落定了一些，既然对方选择去熟识的地方，说明他还不想死。他祈祷重新走入往常的生活能帮助对方放下毁灭一切的执念。
　　他终于能够放松些，向后靠在椅子上。他太累了。他需要躺一会儿。
　　电话那头传来了点菜的声音——没一会儿菜就上来了，他没点几个菜，他确实没什么钱了，除去留给孩子的，和准备杀人用掉的，他估计没给自己留下多少钱。
　　他盯着那张冰岛的明信片，在电话里窸窸窣窣的白噪音下，感觉自己就快要睡着了。
　　他仿佛又看到了老师。在见到老师之前，他已经听说他的名字十年之久了。那会儿他还是个孩子，有一天他从一块儿打游戏的同学那里捡到了一本书，他很快被吸引住了。“这本书能借我看看吗？”“你拿去吧，我爸非逼我看的。”这之后他几乎再也没有去过游戏厅。他就是在那本书上头一次看见了老师的名字。后来，他见到老师的第一句话是，“原来您这么年轻！”对方笑了笑。他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只顾投入在公式的世界里，从来也没想过去检索一下老师的名字。老师少年成名，实际也不过就大了他十岁。
　　“喂？”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把他从半梦半醒的状态里惊醒。
　　“啊，怎么？”
　　“我吃完了。”
　　这话结束之后他俩都有些不知该说什么。他感觉这顿饭结束对方的情绪已经平复了许多。于是他试着说道，“你在进机械厂之前是做什么的？”
　　“嗯？”对方没想到他问这个，便答，“做木工活儿。”
　　“做木工怎么转去做机械了。”
　　“原理都差不多，干机械赚得多点。”
　　“既然如此，你也可以接着干点儿别的。”
　　“干点啥？”
　　他想了想——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说，“你懂数学吗？”
　　“只懂些简单的。加减乘除，这算数学吗？”
　　“算啊，怎么不算。”
　　“我还懂点几何。”他仿佛看到电话那头说完这话腼腆地笑了一下，“帮孩子辅导功课自学的。” 　　“那就好办了。”他没说：其实你做木匠活儿，那就是几何。
　　“怎么好办？”
　　“只要你懂数学，你一定可以干点儿别的事。”
　　“比如呢？”
　　“你可以……你可以卖菜啊！”
　　那头愣了，然后笑了。这回是真的。他听到起先是生涩继而爽朗的笑声。他自己也笑了。
　　“你真会开玩笑。”
　　“不，我是认真的。”他讲，“你甚至能找到比干机械更赚钱的活儿。”
　　“可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不下去了。”那头似乎又痛苦起来，“你不知道……其实，他们所有人都知道我老婆……我老婆的这个事。只有我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什么？”
　　“其实他们所有人都知道你要去杀人，只有你不知道。”
　　那头又沉默了。
　　“其实他们都等着看你怎么崩溃，就等着你走到这一步呢。”
　　那头不作声。
　　“我觉得你这时候更应该好好活着。你觉得呢？”
　　“嗯……”
　　他看了看钟，“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孩子该上学了吧？”
　　“嗯。”
　　“去她爷爷家把孩子接回来，然后送她去上学吧。”
　　他说完这句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实际上，他只等待了不到三秒钟。
　　“好。”他说。
　　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挂了电话，果断地站起来，他等不到来交班的同事和那个声称只会“离开一小会儿”的同事来了。他必须走了，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他从抽屉里把那瓶药拿出来揣进兜里，然后披上了外套。
　　电话又响了。
　　他已经走到门边，准备开门出去，又犹豫了。今天的电话怎么这么多？平常不会是这样。
　　好吧。这是最后一个。
　　他回来，接起电话。
　　“喂？”
　　“你好。”
　　“还是你？”
　　“嗯？”
　　他似乎有点儿认出这个声音，于是他说，“还是我。”
　　“你还没走？”
　　“我正准备走。”
　　“哦，我……我还和我的狗待在一块儿。”
　　是第一个打电话来的那个老者。
　　“您没出去吃点儿东西？”
　　“没有。我没法出门。”
　　他听了不知怎么有些恼火，不就是死了一条狗吗！他心想。
　　不过他还是说，“总有办法的。”他说，“总有办法的。”
　　“我不知道。有吗？”
　　“您很喜欢这条狗吗？”
　　“也谈不上吧，就是这么随便养着。”
　　“它死了您很伤心？”
　　“好像也不。”
　　“那您是遇到了什么别的事？”
　　“也没有。一切都挺好的。”
　　“那……”他没说下去，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打电话来的总是那些陷入了真正的绝境的人。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即便真的陷入了绝境，也很难讲给一个陌生人听。他不确定对方究竟有没有遇到难题。
　　“我就是找不到一个出门的理由了。”
　　“您饿了，就该吃饭，尿急了，就该上厕所，出门哪儿需要那么多理由啊？”
　　“是的，是的。那么活着呢？我好像找不出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了。”
　　“那么您想死？”
　　“我不知道。”
　　哦，那这就难办了。一个人既不想活着，也不想死。没有真正的麻烦，可是又没有活下去的愿望。这太难办了，简直超出了他的帮助范畴。
　　“您可能只是需要和人说说话？”他试探。
　　“好像也不是，也没什么可说的。”
　　唔。他沉默了。
　　“不如你跟我说说你吧。”电话那头忽然说。
　　“我？”
　　“对，讲讲你为什么想活着。”
　　他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
　　他又想了想，说，“我以前有个很尊敬的老师，他后来死了。”
　　“哦？怎么死的？”
　　“自杀。”
　　“为什么？”
　　为什么？这多难解释啊，他想。是啊，那么多的痛苦和绝望，怎么能一句话和一个陌生人解释清楚，他想。
　　“因为……他是研究数学的，他工作上出了点问题。”
　　“怎么了？”
　　“他和一个学生有了恋情。那年他正突破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进展。研究结果太惊人了，别人都不相信，正好这时他的恋情曝光，他们就转而攻击他的人品，连带学术成果也没通过，教职也差不多丢了。”他试着用浅白的语言描述。
　　“这太不像话了，谈个恋爱而已，至于么？”那头倒是愤愤起來。
　　他苦涩地笑了一下，这又该怎么跟对方解释呢。解释不清，越解释越乱。
　　于是他说，“总之他没承受住打击，就自杀了。”
　　都是这样的，都是没抗住打击，就自杀了。谁不是呢？每个惊涛骇浪的死，到头说起来都是差不多的一言以蔽之。
　　“那真是太遗憾了。”
　　“是有些。”
　　“是你的老师，那你也别太难过了。”
　　“十年前的事了，我早就不难过了。”
　　是啊。他说出来才发觉，都十年了。他的确已经不再难过了。
　　他死以后，他遵循着他们原本计划一块儿要去的那张清单逐一造访。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原本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动身，最后都因为他要做研究而没能成行，后来那个清单就被他笑称是他画的饼，当他再说要去哪里哪里的时候，他就半是开玩笑半是埋怨似的说，“您又在画饼啦！”他也没什么反应，下一次仍然会在半夜突然发条信息过来，“咱们去里斯本吧。”于是，这个清单就越变越长。他光是勾掉那张清单，就花了好几年的工夫。攒足了钱就上路，钱花光了再继续赚钱。勾完那张清单，他又回到了他们以前常常散步的那个校园，站在那棵他们总是一起坐而论道的树下，他们在那里谈论过费曼、芒德布罗集合、黎曼空间，谈论过李白、庄子、《七侠五义》，谈论过克尔凯郭尔，“信仰拒绝理解”，他问他，“数学是你的信仰么？”他答，“不，它是我的使命。”完了他问，“你呢？”他浅淡地笑笑，把那句话放在心里，“你是我的信仰。”后来，他不再觉得对方是自己的信仰了。他庆幸没说出来。这话太流于抒情，怎么解释得了爱呢。 　　他死了之后，他老是想起小时候读《约翰·克里斯多夫》记住的那个结尾，克里斯多夫问那个被自己救下的孩子，“孩子，你是谁啊？”
　　“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他想着这句话，这才挨过了前五年。后头这五年，他回了国，换了几份工作，都觉得不安宁，最后才换到这里，尽管他不是太喜欢他的同事们，也不喜欢繁琐的表格和数据。他也不是想救人，也不是想麻痹自己，他就是想瞧一瞧，其他人都是为什么想死，又怎样活了下去。
　　嗯，十年了，他已经来到了他死去的年纪：他的确已经不再难过了。可他为什么还是觉得找不到一个出口呢。大部分时候，他平静而不痛苦，那么，他又为什么决定要去……
　　“我明白了。”他讲。
　　“怎么？”电话那头问。
　　“你搁浅了。”
　　“什么意思？”
　　“就像一条鱼被浪冲到了沙滩上，搁浅在一小摊水域里，暂时死不了，可又活不下去。”他感觉自己说这话的声音有些不对，一擦眼睛，才发现哭了。这是他死后他头一次哭。
　　“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但是，”他清了清嗓子，努力恢复一点活力，“你看，旁边就是大海，你只要用力跳一跳，就能回去。”
　　“要是旁边没有大海呢？”
　　“怎么会呢？鱼总是从大海里蹦出来的，它附近一定就是大海。”他把眼泪抹去。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现在，出门吃个饭，然后找人来一起把你的狗葬了。”他顿了顿，“好好葬，让它安心地走，好吗？”
　　“好。”
　　他挂上这个电话，有些失神。
　　门被推开，请假的年轻同事和那个大妈都来了。他舒了一口气，这回终于可以回去睡觉了。
　　“哎呀，高老师，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他依然是往常那副语气，“谁家还没有个急事呢。”
　　他走了之后，那位小李和那个大妈走到他的桌前，翻箱倒柜，最后在垃圾桶里发现了那盒安眠药。
　　“他没带回去。”小李说。
　　大妈点点头，两人相视一眼，似乎都舒了一口气。
　　“干活吧，我还有两个表要填。”大妈说。
　　“这盒药……”小李问。
　　“放回去吧。”大妈说。
　　小李把安眠药又小心地放回到垃圾桶里，两人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位上。
　　“对了，您是从哪儿找的這些人？”小李又问。
　　“我们话剧团的演员啊。”
　　“原来如此。不过，王阿姨，您说……咱们拖得住他一时，拖得住他一辈子？”
　　“尽力吧，生死的事儿，谁能保证呢。”
　　他们正聊着，忽然一个电话响起。他俩都吓了一跳，小李看手机，“是高老师打来的。”
　　俩人一下安静了。小李接了手机，“喂？高老师？”
　　“下礼拜我想请个假。”
　　“请假？”
　　“嗯，我想出趟门。”
　　“去哪儿啊？”
　　“冰岛。”
　　“冰岛……好，好。您到家了吗？”
　　“到了。正准备睡觉呢。”
　　“好的。”他松了一口气，“睡一觉一切都会好的。”他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