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得好，但我依次回答你的问题前，我要反过来采访你，你想写我什么？”军医毛青一边搁下手中的电话，一边舒展身子靠向椅背，微眯着眼睛看向我。
　　这是第二次采访毛青了。
　　第一次是在重庆郊区那个度假村里，刚归国的第一批援利抗埃医疗队员就在这里隔离观察。房间里，隔着两米开外的距离，眼神犀利、精神矍铄却格外瘦削的首席专家毛青上下打量我一番，笑了：“怕了吧，怕我身上带着埃博拉病毒？”闻言，我试图把椅子朝他的方向再挪挪，不想椅子腿却被紧靠的小茶几绊着，几下用力未果，只得尴尬地把身子前倾，然后抬头露出礼貌的笑容。“安全得很！”毛青一口近似四川方言的贵州话。
　　51岁的毛青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里。用他的话来说，2岁就开始“过集体生活”。每周日被忙碌的父母送进机关保育院，下个周六再接回家。格格笑着、攀爬小木床的小男孩，在岁月的流逝中，成长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孩子王”。从小学到中学，爱“管事儿”又好动的毛青，一直是班长。可“孩子王”的一次“自以为是”，竟差点误了大事。1981年高考，数学考试比其它几门课考试时间少半个小时，于是毛青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数学考试应该推后半小时。等他哼着小曲儿慢悠悠去到考场时，发现场子里出奇寂静，正纳闷着，校长黑着脸出现在他跟前，双手一叉腰：“你这小子，迟到得马上就要进不了考场了，还不给我快点！”淘气小子以火箭般的速度射进考场。就是这般，数学成绩依然考得“逆天”，“孩子王”上到了理想中的第三军医大学。
　　满身正能量的“孩子王”，大学校园“十处打锣九处有他”。校园舞会，大大方方地给缺舞伴的男同学当“女角”; 大四，给校长写了21页的“建言信”，全部用毛笔竖着写。这厢，经历过“文革”风暴的母亲对着他劈头盖脸一顿痛骂，那厢，名曰《三医大如何改革》的“建言信”被校长下令登在了校报显眼位置上。
　　看着我一脸佩服的表情，毛青用手指敲敲桌子，扬起嘴角：“给你说了那么多秘密，有的我老婆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一定要让我先看看哦。”一边说，一边打开抽屉，似在翻找什么东西。很快，一本古朴风格的“毕业纪念册”出现在我面前。翻开，除了那些我已熟知的人名，最吸引眼球的，还是那些手绘的精美图案。
　　“这是我和几个同学设计的。”毛青一脸自得：“只要想做，没有什么能难倒我，包括你们女同志做的什么缝纫、织毛衣。”
　　是呀，没有什么能难倒一个浑身激情的人。当初被分到人人畏惧的感染科，毛青却很是坦然：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最安全的地方，知道来这里看病的人都有传染病，自然就会科学防范，敌人在明处是最简单的。
　　“一个军医，如果终其一生不能亲自上战场，那他会非常遗憾。”命运最终成全了这个有血性的传染科军医。2014年8月，国家援利抗埃医疗队第一次抽组时，第三军医大学报送的2人名单中有他。作为最先到利比里亚“踩点”的人，毛青亲身感受到“埃博拉”——这种致命病毒在这次爆发中的“强大威力”，亲眼目睹大批同行在与病毒的搏斗中，被击中、打倒——“战场的确险象环生，但如果一味恐惧，很可能几发流弹就射中瑟瑟发抖的身体;如果保持冷静理智，反倒能灵活地躲开一颗颗子弹。”
　　为了给重病人输液，三批队员先后进入病房忙碌了一个晚上。病人处于休克状态，血管壁塌陷，针扎不进去。第一批队员在护士长的带领下进去，她们穿着三层防护服，戴四层手套，行动迟缓，操作十分困难。先握住病人的右手，消毒，找血管，穿刺，没有回血;再试，仍不见回血。然后，在指挥室指挥员的提醒下，绕到病床另一侧，拉起病人的左手，隔着厚厚的护目镜，费力地观察、辨别，重复上面的动作，同样没有成功……特殊的环境、特殊的装备，哪怕是平时最简单、最熟悉、最细小的动作，也要重复多次。时间一点点流逝，队员们身上的汗水肆意流淌，口罩被汗水打湿后紧贴着脸，呼吸困难，几近虚脱，最终因严重超过规定时间，队员自身面临危险，被指挥员强令撤出病房。第二批队员进去，同样的步骤，同样的操作，尝试了更多部位，右手手背，左手手背，肘弯的静脉血管，左脚踝，右脚踝，都没有成功。接着，第三批队员进入病房，继续行静脉穿刺，最终才建立起了静脉通道。而此时已是翌日清晨。
　　正是这样的医者天职，使得中国诊疗中心在院病人量为利国ETU前三，确诊患者治愈率达60%，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非埃博拉患者治愈好转率达到83.3%，实现了“零感染”的目标。
　　“我佩服他们，我为自己身为这个集体的一员而骄傲！”说到这里，硬汉毛青眼圈红了，喉头哽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