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杭州，我先想到白蛇传说，故事柔美，却充满道德和礼教，是对人性的自由的美好扭曲。其次想到吴山、钱塘、西湖，好山好水。然后是蚕桑、龙井、片儿川面、吴侬软语，皆是美好。再是想到阿里巴巴和小个子马云，四周妖娆着仙气的杭州忽然多了几分想象力。
　　关于杭州，蛇精只是个传说，但宋词的妖娆却浸渍吴越每寸肌肤。
　　一个如此妖艳之地，我总能找到对应的文字。诗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诗说：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及罗浮。诗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读来多少有些阴柔和伤感，但无可比拟的艳丽在中国诗歌中惊鸿一瞥，从此绝唱。
　　这些诗人之于杭州都是异乡人，他们面对的是家国、天下和小民，是日常的油盐酱醋，也是胭脂、粉黛和金戈，烦忧免不了，空寂还得有。但是他们装满了报国，曲高和寡，未免寄情于山水，幽光浮影，诗中少了世俗的烦扰和纷乱。
　　也许胭粉之都并不缺婀娜和妩媚，也不缺精忠和伟岸，终会是两极。
　　由此，我一直对杭州存在古典的误解和偏见。
　　其实，一隅偏安，不只是地理的杭州，更是心里的杭州。
　　文学史里的临安诗人没有此地，只有别处，绝非危言耸听。当一个在文化和政治都坐实的陪都临安，而诗人的精神从未抵近的地方，试想诗歌怎能有豪迈和宽广的气象呢。
　　一个小时代遭遇了一群小诗人，情怀和家国了了、才子和佳人卿卿，悲情于诗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弱国无诗人。忧愁和颓废不可以诗，去国和离情不可以诗，南宋从此不再有诗人。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诗人只不过在一厢情愿中通向诗艺的逼仄路上遣词造句而已。
　　所以，自信和雍容华贵的时代，诗歌可以言志，可以开颜，可以妄议，可以献媚，可以抵抗，可以流连，可以俯视，可以驰骋，可以厮杀，可以淡泊，可以婉转，可以多情，可以激越，可以宁静，同样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
　　这才是诗。
　　诗歌所至无所不能。
　　以上之说，对照散文亦然。
　　回过头看新世纪十五年散文革新，所谓技艺、所谓语言、所谓地域、所谓题材、所谓表达，凡此种种，并没有触及社会深层的问题，日常在散文写作中的缺失造成的后果是精神的高蹈和思想的伪作。有人习惯布道，不表达来自他人和自己的遭遇。
　　由此，我想读谢宝光的散文，想到妖，想到这个未曾谋面的青年，想到一个词关联他的文字：妖。
　　妖于他是什么？
　　妖的本身也许是他，可以用来抵抗日常的一切物和事，甚至消解事物和人惯有的面目。或者是他在遭遇生活之妖，他急于借妖还人，这个妖在人的面目中表现狰狞，但拂去尘土，看到的是肉身。妖，同时张扬的是人的自我和善恶，有温情也有反思，有颂词也有反讽，有大处也有细微。
　　他又如何妖？
　　妖，说着人话，一本正经，也不拘一格。妖，千年以来，都说人话呢。
　　谢宝光的文字有大妖之气，不聚众，不盲从，特立为己，他所到之处，所看之物，分外妖娆。甚至他还妖言惑众，有分身之术，无论修辞，无论日常，无论我他，他照样一半是图腾，一半是解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