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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体技术的迭代更替，已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模式，同时也引发了媒介生态的变革。媒介的数字化虽在不断渗透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加快了社会向前发展的速度与效率，但也在社会各群体之间形成了“数字鸿沟”，由年龄差异产生的代际鸿沟是目前我国老年群体在“数字鸿沟”中的主要体现。在数字时代，媒介产品因缺乏对老年群体的关照，导致老年群体媒介使用、数字化生存陷入困难。新媒体平台、新型主流媒体等应该在此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努力缩短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适宜、更多元、更人性、更开阔的媒介使用的数字生存空间。
关键词：老年群体；媒介使用；“数字鸿沟”；数字化生存；层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7-0065-03
一、引言
尼葛洛庞帝曾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1]中乐观预言：当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与使用时，原有的、基于民族差异所划分的区域与边界在此时会消失无踪，而国家的角色也将因此有戏剧化的转变，全球性的数字化变革特质将会逐渐消融曾经原有的边界。由此可见，尼葛洛庞蒂对数字化带来的群体连接性持乐观态度。而在与中国版译者胡泳的再次交谈中，尼葛洛庞蒂对自己的这一预言表示惋惜。数字化的全球性普及不仅没有消融国家之间的边界，反而促使了民族国家的数字壁垒生成，无疆界的世界在拟态环境中也成了一种乌托邦。数字化不仅在全球化环境中如此，其也在不断渗透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加快社会向前发展的速度与效率的同时，在社会各群体之间形成了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知沟和信息沟在当今时代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更多地体现为在网络中新兴数字媒介的接触和使用状况的差异[2]。笔者在下文逐一进行阐释与论述这四种差异。
就我国现阶段情况而言，由地区差异而形成的城乡鸿沟以及由年龄差距形成的代际鸿沟是目前我国“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据由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3]（下称《报告一》）预测，在2022年左右，我国将从老龄化社会向老龄社会过渡，届时，我国65后人口将占我国总人口的14%以上。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由“数字鸿沟”引发的“ABCD”四种差异体现作为切入口，结合当今社会较为突出的老年群体媒介使用现象进行分析，试图在此过程中挖掘代际鸿沟产生的原因，为拓宽我国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空间、寻找缩小代际鸿沟的路径、适应我国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的步伐提供参考性意见。
二、老年群体媒介使用现状：从隔阂到断裂
（一）隔阂：网络层级低下老年群体边缘化
学者彭兰在《网络社会的层级化：现实阶层与虚拟阶层的交织》中定位网络层级时提出：作为现实社会的映射，代际分层也会在网络中得到体现，同时网络进一步放大了代际差异[4]。
新媒体技术的迭代更替，已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模式，同时也引发了媒介生态的变革。在现实生活中占有较多资源配置与主动权的中老年群体，在互联网世界因理解与操作方面的问题，却被迫沦为弱势群体，因而也被迫“层化”为网络社会的下层阶层。
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下称《报告二》）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10.0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6%；其中，50岁及以上的网民占比为28.0%[5]。老年群体作为新媒体环境的受众，无论在群体规模还是产品使用效率上，都处于弱势。又有研究者在进行受众的年龄划分时，将6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划分为网络移民，90后及以下的年轻用户划分为网络原住民。相比于网络原住民，网络移民群体无论在掌握新技术、操作新应用方面，还是在理解网络多元文化、使用网络交流符号方面，都不占优势。
因此，由于受众基数不大以及接收信息上的延迟，老年人在网络时代易成为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以掌握更多话语权的年轻人为主体的网络文化，对老年群体建立起了一条“数字鸿沟”，这条“数字鸿沟”成为网络世界里年轻人与老年人的隔离带，隔离出了一个原住民的主体区，以及移民的边缘区。
（二）断裂：拟态与现实边界的消融影响老年人正常生活
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主体区的网络原住民群体在网络社会得到更多的关照与赋权，边缘区的网络移民则受到忽视与一定程度的去权，而这种分区、分权的失衡状态，随着虚拟与现实环境边界的消融而愈发强烈，逐渐“出圈”，从网络社会的边缘化投射到现实社会的生存困境。
新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会优先考虑产品带给用户提供的便捷度、效率感，这样的产品定位本身就将老年群体的产品体验感放在次要地位。这同时也导致日益更新的媒介产品，及其引发的生活习惯改变等，都缺乏对老年群体的关照。例如，对于很多老年人而言，扫码点餐、扫码付款的消费方式比从前更麻烦。没有智能移动终端的老年人因不能出示“健康码”，甚至无法自证健康，出行受限。
而这些现象所反映的实质是老年群体原本只停留于网络空间的区域边缘化、层级隔阂困境，随着媒介产品数字化进程的加快、网络社会与现实生活的边界淡化，而逐渐投射、影响到该群体的現实生活问题，层级隔阂也由此逐渐演变为层级的断裂。
三、老年人媒介使用困境溯源
（一）个人层面的障碍
第一，使用能力障碍。在“数字鸿沟”界定的四种数字产品使用者与使用状况差异中，“A”（access，接触）性质的差异体现为受众在接触和使用互联网方面的基础设施、软硬件设备等基本条件上的差异，同时，在经济条件上更有优势的群体在“A”差异上有着明显的优势。此类差异在城乡鸿沟上的体现可能更多，据《报告一》[3]可知，我的老龄化存在本土化的特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还受到城镇化过程的影响——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老年人将脱离原来所处的环境与社交圈子，继而转向城镇中的陌生环境，由此导致老年人失去部分社交活动场域，并导致老年人从群体脱离之后的个体化。对老年群体而言，这样的状况影响了其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对其社会融入形成严峻的考验。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发展，老年群体所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不仅仅源于代际层面，还受到城乡鸿沟的叠加影响。 老年人对互联网接触和使用的能力本身就处于一个较为被动的境地，并且自身学习掌握技能的速度远远追不上技术迭代更新的速度。影响老年群体数字化产品使用能力的客观因素主要有三种。
一是年龄因素。年龄增长导致思维应变能力、对信息的消化能力、记忆力等能力下降，这是老年群体无法逃避的客观问题，身体机能方面的衰退影响着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环境因素，即社会发展的速度。如今这样一个数字化高速发展的客观环境于老年群体而言，是难以追赶和适应的。三是制度因素。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老年群体脱离原有的熟悉环境以及社交场域，继而进入城镇环境中的生人社会，这不仅导致老年群体丧失社交熟悉的互动场域，弱化了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也让老年群体在适应改变方面应接不暇。这三种客观因素使得老年群体需要耗费大量精力适应当今社会，而这种精力需求，是其身体机能无法支持的。
第二，使用心理障碍。在“数字鸿沟”界定的四种数字产品使用者与使用状况差异中，“D”（desire，动机）性质的差异主要指使用者上网的意愿、动机、目的以及信息寻求模式的差异，这类差异更强调的是使用者的主观意识。而老年群体在上网或使用数字化产品方面的主观心理多为抗拒、被动或畏惧。
这种心理障碍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改变的本能抗拒。对于老年人而言，改变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不易，对于“改变”本身的抗拒成为其心理的第一道障碍。二是对互联网交易安全性的心理障碍。一直以来，老年群体都是电信诈骗的重点关注对象，而如今的互联网技术与之前的通信技术对于老年群体而言，都是其知识盲区，缺乏网络信息过滤能力、怕被诈骗也是老年群体不愿上网的心理障碍。三是进入网络世界后的融入心理障碍。当老年群体开始使用互联网技术后，却发现网络社会的规则、圈子都较为陌生。相较于年轻人而言，老年人理解不了网络语言，找不到自己的群体，更没有什么话语权，无法真正融入的网络移民心态会使其产生孤独与社交恐惧心理，成为其数字化生存艰难的又一心理障碍。
（二）内容供给单调
在“数字鸿沟”界定的四种数字产品使用者与使用状况差异中，“C”（content，内容）性质的差异主要指新媒体内容的特点、信息的服务受众、话语体系的针对性等更便捷于哪些群体。显然，在网络社会中，上述几个方面更贴近、偏向于年轻的网络原住民群体。在网络生态中，内容生产者对老年群体内容需求的单一化理解，也是造成“数字鸿沟”的又一个原因。
首先，数字内容生产者对老年群体存在刻板印象。从事數字空间内容生产工作的主要群体为青壮年，他们本身就与老年受众存在代际差异，因此新媒体内容生产者很少能多面关照到老年群体的内容需求，只能依据有限的“老年人喜好”线索，为其输送内容。而这种远观地、片面地观察老年受众后生产的内容，往往也是单一的、同质化的。例如，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加持下，多数推送给老年群体的信息都与健康、养生、折扣等有关的内容。内容生产者误以为只有这类信息才能引起老年群体的兴趣，但除了养老、健康、捡便宜，老年人也在追求更高品质的、更多元的老年生活。
其次，新媒体内容生产者还存在一个误区——其生产的内容，老年群体都乐于接收。实则不然。一方面，是因为老年群体与内容生产者由于代际差异和技术使用方面的能力差异，导致传受双方间的反馈机制失灵。另一方面，老年群体在网络世界里的“移民”心理，导致老年人对网络世界的信息缺乏自我判断能力，面对网络推送的信息，很少以批判的心态去看待，更多的是仰视与服从。而这种接收信息的姿态，不仅被一些低质量的谣言、伪科学传播者蹭了流量，还让内容生产者存在“需求误区”。
内容生产者对老年群体在定位和反馈上的误区，促使老年群体的网络内容空间逼仄狭小而不自知。长此以往，在加深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的同时，也加深了老年群体与年轻群体间的“数字鸿沟”，老年群群体的数字化生存境地愈发困难。
（三）语态变革的盲区
在学者彭兰看来，文化隔阂是代际隔阂的一大因素，而在网络空间，形成文化隔阂的最重要因素是话语体系的差异。在网络世界，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网络原住民在网络空间有更多的创造力与话语权，久而久之，也因此产生了独特的网络用语、网络习惯、网络圈子甚至是网络亚文化。在网络世界里所使用的“社交符号”除了文字，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表情包、颜文字、谐音梗等等，这些“社交符号”不仅数量多，其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极高，这些“社交符号”的繁衍，逐渐影响了媒体的“语态变革”。例如，主流媒体开始将“给力”“点赞”“打Call”等网络词汇用于报道中；自媒体们为了贴近年轻受众，而将不断更新的网络谐音梗等融合进内容，如“吐槽”“蓝瘦香菇”“奥力给”“翻车”“车祸现场”等。
媒体“语态变革”参照的坐标往往是年轻人的语态习惯，长此以往，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分割愈发明显。虽然都用汉字、说汉语，但老年群体与年轻群体却用着完全不同的编码与解码体系。“社交符号”的差异、“语态体系”的变革，使得就算能掌握手机上网技术的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依然“失语”，处在网络社会的边缘，被年轻群体以及迎合年轻群体的媒体共筑的“网络文化堡垒”所隔离、忽视，“语态差异”加深了文化隔阂，而文化隔阂加深代际鸿沟，代际鸿沟的断裂则使老年群体陷入媒介使用窘境。
四、“数字鸿沟”消解的路径探析
（一）媒介产品开发上的关照
数字时代，各行各业都明确了“数字先行”的发展方向。开发配套的移动客户端产品不仅是为了生存下去，也是为了迎合、取悦时代的主力军，但扫码点餐、亮码通行、网约打车、政务预约等以提供便捷、提高办事效率为核心的媒介产品却忽视了老年群体的使用能力。
倘若能在媒介产品开发阶段，就将老年群体的使用便捷度更多地纳入考虑范围，或者将用户定位提前到产品开发阶段，同一产品可研发“老年版”，使用更简单的操作界面、更醒目的字体字号等，为老年群体提供一款更贴合其使用能力的产品，减少老年群体数字化生存的障碍，则会有利于消解老年群体在网络社会的“数字鸿沟”。 （二）用户下沉，深耕老年群体
除了产品形式之外，在内容生产方面也应该针对老年群体有所改变，将受众覆盖群体的范围扩大，并深耕面对老年群体的信息服务。
一是新媒体的内容生产者应及时做出观念上的调整，改变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其对内容需求的误区；二是在具体内容的创作过程中，应注意“语态体系”的调整，要注意“社交符号”的出现密集程度，减少网络用语的高密度输出，缓解老年群体的阅读压力；三是提高内容质量，通过优质内容鼓励老年群体培养新的生活方式——鼓励老年群体进行网络社交，形成网络圈子，在网络产品的使用中产生归属感与获得感。
（三）“后浪”的“数字反哺”
《报告二》显示，促进非网民上网的首要因素是方便与家人亲属的沟通联系，其占比为32.5%[5]。从数据不难看出，激发多数老年群体学习、使用数字化媒介技术的最简单、直接的原因是为了与家人之间有高效、便捷的互动机制。因此可见，老年群体数字生存空间的开拓、媒介使用技能的提升，都离不开其家庭成员的帮助和带动，即家庭年轻成员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
首先，家庭成员中的网络原住民能充当老年群体在数字空间寻找归属感的第一落脚点，如家庭的微信群、电商平台的亲情号和购物平台的拼小圈等等，都能成为老年群体在使用媒介产品的初期在网络世界获取、分享信息的中介；其次，家庭成员中的年轻人也能为老年群体筛选或提供无障碍上网设备，成为老年群体在媒介使用上的意见领袖，为老年人挑选相对操作简单的产品，帮助其无障碍地使用产品；最后，家庭中的年轻人也是为老年群体提供上网指导与培训的最佳人选。通过培训的互动方式促进了年轻群体与老年群体两种“话语体系”的相互了解、融合，在此过程中不断消解代际鸿沟中的文化隔阂，进而弥补老年群体与年轻群体的“数字鸿沟”，为老年人开拓更多元、宽阔的数字化生存空间。
五、结语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称，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积极、科学、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至关重要。来自中科院的研究员郑秉文也提出，应尽快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关爱老龄人口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我国的新媒体平台、新型主流媒体也应该在此环节发挥积极作用，在媒介开发、媒介符号的运用等方面努力消除老年群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适宜、更多元、更人性、更开阔的媒介使用及数字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1]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278-279.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18.
[3]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4，6.
[4] 彭蘭.网络社会的层级化：现实阶层与虚拟层级的交织[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3）：9-15.
[5] 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09-15.
作者简介：周蕊（1996—），女，四川成都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关键词：老年群体；媒介使用；“数字鸿沟”；数字化生存；层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7-0065-03
一、引言
尼葛洛庞帝曾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1]中乐观预言：当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与使用时，原有的、基于民族差异所划分的区域与边界在此时会消失无踪，而国家的角色也将因此有戏剧化的转变，全球性的数字化变革特质将会逐渐消融曾经原有的边界。由此可见，尼葛洛庞蒂对数字化带来的群体连接性持乐观态度。而在与中国版译者胡泳的再次交谈中，尼葛洛庞蒂对自己的这一预言表示惋惜。数字化的全球性普及不仅没有消融国家之间的边界，反而促使了民族国家的数字壁垒生成，无疆界的世界在拟态环境中也成了一种乌托邦。数字化不仅在全球化环境中如此，其也在不断渗透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加快社会向前发展的速度与效率的同时，在社会各群体之间形成了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知沟和信息沟在当今时代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更多地体现为在网络中新兴数字媒介的接触和使用状况的差异[2]。笔者在下文逐一进行阐释与论述这四种差异。
就我国现阶段情况而言，由地区差异而形成的城乡鸿沟以及由年龄差距形成的代际鸿沟是目前我国“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据由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3]（下称《报告一》）预测，在2022年左右，我国将从老龄化社会向老龄社会过渡，届时，我国65后人口将占我国总人口的14%以上。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由“数字鸿沟”引发的“ABCD”四种差异体现作为切入口，结合当今社会较为突出的老年群体媒介使用现象进行分析，试图在此过程中挖掘代际鸿沟产生的原因，为拓宽我国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空间、寻找缩小代际鸿沟的路径、适应我国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的步伐提供参考性意见。
二、老年群体媒介使用现状：从隔阂到断裂
（一）隔阂：网络层级低下老年群体边缘化
学者彭兰在《网络社会的层级化：现实阶层与虚拟阶层的交织》中定位网络层级时提出：作为现实社会的映射，代际分层也会在网络中得到体现，同时网络进一步放大了代际差异[4]。
新媒体技术的迭代更替，已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模式，同时也引发了媒介生态的变革。在现实生活中占有较多资源配置与主动权的中老年群体，在互联网世界因理解与操作方面的问题，却被迫沦为弱势群体，因而也被迫“层化”为网络社会的下层阶层。
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下称《报告二》）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10.0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6%；其中，50岁及以上的网民占比为28.0%[5]。老年群体作为新媒体环境的受众，无论在群体规模还是产品使用效率上，都处于弱势。又有研究者在进行受众的年龄划分时，将6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划分为网络移民，90后及以下的年轻用户划分为网络原住民。相比于网络原住民，网络移民群体无论在掌握新技术、操作新应用方面，还是在理解网络多元文化、使用网络交流符号方面，都不占优势。
因此，由于受众基数不大以及接收信息上的延迟，老年人在网络时代易成为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以掌握更多话语权的年轻人为主体的网络文化，对老年群体建立起了一条“数字鸿沟”，这条“数字鸿沟”成为网络世界里年轻人与老年人的隔离带，隔离出了一个原住民的主体区，以及移民的边缘区。
（二）断裂：拟态与现实边界的消融影响老年人正常生活
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主体区的网络原住民群体在网络社会得到更多的关照与赋权，边缘区的网络移民则受到忽视与一定程度的去权，而这种分区、分权的失衡状态，随着虚拟与现实环境边界的消融而愈发强烈，逐渐“出圈”，从网络社会的边缘化投射到现实社会的生存困境。
新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会优先考虑产品带给用户提供的便捷度、效率感，这样的产品定位本身就将老年群体的产品体验感放在次要地位。这同时也导致日益更新的媒介产品，及其引发的生活习惯改变等，都缺乏对老年群体的关照。例如，对于很多老年人而言，扫码点餐、扫码付款的消费方式比从前更麻烦。没有智能移动终端的老年人因不能出示“健康码”，甚至无法自证健康，出行受限。
而这些现象所反映的实质是老年群体原本只停留于网络空间的区域边缘化、层级隔阂困境，随着媒介产品数字化进程的加快、网络社会与现实生活的边界淡化，而逐渐投射、影响到该群体的現实生活问题，层级隔阂也由此逐渐演变为层级的断裂。
三、老年人媒介使用困境溯源
（一）个人层面的障碍
第一，使用能力障碍。在“数字鸿沟”界定的四种数字产品使用者与使用状况差异中，“A”（access，接触）性质的差异体现为受众在接触和使用互联网方面的基础设施、软硬件设备等基本条件上的差异，同时，在经济条件上更有优势的群体在“A”差异上有着明显的优势。此类差异在城乡鸿沟上的体现可能更多，据《报告一》[3]可知，我的老龄化存在本土化的特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还受到城镇化过程的影响——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老年人将脱离原来所处的环境与社交圈子，继而转向城镇中的陌生环境，由此导致老年人失去部分社交活动场域，并导致老年人从群体脱离之后的个体化。对老年群体而言，这样的状况影响了其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对其社会融入形成严峻的考验。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发展，老年群体所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不仅仅源于代际层面，还受到城乡鸿沟的叠加影响。 老年人对互联网接触和使用的能力本身就处于一个较为被动的境地，并且自身学习掌握技能的速度远远追不上技术迭代更新的速度。影响老年群体数字化产品使用能力的客观因素主要有三种。
一是年龄因素。年龄增长导致思维应变能力、对信息的消化能力、记忆力等能力下降，这是老年群体无法逃避的客观问题，身体机能方面的衰退影响着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环境因素，即社会发展的速度。如今这样一个数字化高速发展的客观环境于老年群体而言，是难以追赶和适应的。三是制度因素。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老年群体脱离原有的熟悉环境以及社交场域，继而进入城镇环境中的生人社会，这不仅导致老年群体丧失社交熟悉的互动场域，弱化了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也让老年群体在适应改变方面应接不暇。这三种客观因素使得老年群体需要耗费大量精力适应当今社会，而这种精力需求，是其身体机能无法支持的。
第二，使用心理障碍。在“数字鸿沟”界定的四种数字产品使用者与使用状况差异中，“D”（desire，动机）性质的差异主要指使用者上网的意愿、动机、目的以及信息寻求模式的差异，这类差异更强调的是使用者的主观意识。而老年群体在上网或使用数字化产品方面的主观心理多为抗拒、被动或畏惧。
这种心理障碍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对改变的本能抗拒。对于老年人而言，改变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不易，对于“改变”本身的抗拒成为其心理的第一道障碍。二是对互联网交易安全性的心理障碍。一直以来，老年群体都是电信诈骗的重点关注对象，而如今的互联网技术与之前的通信技术对于老年群体而言，都是其知识盲区，缺乏网络信息过滤能力、怕被诈骗也是老年群体不愿上网的心理障碍。三是进入网络世界后的融入心理障碍。当老年群体开始使用互联网技术后，却发现网络社会的规则、圈子都较为陌生。相较于年轻人而言，老年人理解不了网络语言，找不到自己的群体，更没有什么话语权，无法真正融入的网络移民心态会使其产生孤独与社交恐惧心理，成为其数字化生存艰难的又一心理障碍。
（二）内容供给单调
在“数字鸿沟”界定的四种数字产品使用者与使用状况差异中，“C”（content，内容）性质的差异主要指新媒体内容的特点、信息的服务受众、话语体系的针对性等更便捷于哪些群体。显然，在网络社会中，上述几个方面更贴近、偏向于年轻的网络原住民群体。在网络生态中，内容生产者对老年群体内容需求的单一化理解，也是造成“数字鸿沟”的又一个原因。
首先，数字内容生产者对老年群体存在刻板印象。从事數字空间内容生产工作的主要群体为青壮年，他们本身就与老年受众存在代际差异，因此新媒体内容生产者很少能多面关照到老年群体的内容需求，只能依据有限的“老年人喜好”线索，为其输送内容。而这种远观地、片面地观察老年受众后生产的内容，往往也是单一的、同质化的。例如，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加持下，多数推送给老年群体的信息都与健康、养生、折扣等有关的内容。内容生产者误以为只有这类信息才能引起老年群体的兴趣，但除了养老、健康、捡便宜，老年人也在追求更高品质的、更多元的老年生活。
其次，新媒体内容生产者还存在一个误区——其生产的内容，老年群体都乐于接收。实则不然。一方面，是因为老年群体与内容生产者由于代际差异和技术使用方面的能力差异，导致传受双方间的反馈机制失灵。另一方面，老年群体在网络世界里的“移民”心理，导致老年人对网络世界的信息缺乏自我判断能力，面对网络推送的信息，很少以批判的心态去看待，更多的是仰视与服从。而这种接收信息的姿态，不仅被一些低质量的谣言、伪科学传播者蹭了流量，还让内容生产者存在“需求误区”。
内容生产者对老年群体在定位和反馈上的误区，促使老年群体的网络内容空间逼仄狭小而不自知。长此以往，在加深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的同时，也加深了老年群体与年轻群体间的“数字鸿沟”，老年群群体的数字化生存境地愈发困难。
（三）语态变革的盲区
在学者彭兰看来，文化隔阂是代际隔阂的一大因素，而在网络空间，形成文化隔阂的最重要因素是话语体系的差异。在网络世界，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网络原住民在网络空间有更多的创造力与话语权，久而久之，也因此产生了独特的网络用语、网络习惯、网络圈子甚至是网络亚文化。在网络世界里所使用的“社交符号”除了文字，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表情包、颜文字、谐音梗等等，这些“社交符号”不仅数量多，其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极高，这些“社交符号”的繁衍，逐渐影响了媒体的“语态变革”。例如，主流媒体开始将“给力”“点赞”“打Call”等网络词汇用于报道中；自媒体们为了贴近年轻受众，而将不断更新的网络谐音梗等融合进内容，如“吐槽”“蓝瘦香菇”“奥力给”“翻车”“车祸现场”等。
媒体“语态变革”参照的坐标往往是年轻人的语态习惯，长此以往，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分割愈发明显。虽然都用汉字、说汉语，但老年群体与年轻群体却用着完全不同的编码与解码体系。“社交符号”的差异、“语态体系”的变革，使得就算能掌握手机上网技术的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依然“失语”，处在网络社会的边缘，被年轻群体以及迎合年轻群体的媒体共筑的“网络文化堡垒”所隔离、忽视，“语态差异”加深了文化隔阂，而文化隔阂加深代际鸿沟，代际鸿沟的断裂则使老年群体陷入媒介使用窘境。
四、“数字鸿沟”消解的路径探析
（一）媒介产品开发上的关照
数字时代，各行各业都明确了“数字先行”的发展方向。开发配套的移动客户端产品不仅是为了生存下去，也是为了迎合、取悦时代的主力军，但扫码点餐、亮码通行、网约打车、政务预约等以提供便捷、提高办事效率为核心的媒介产品却忽视了老年群体的使用能力。
倘若能在媒介产品开发阶段，就将老年群体的使用便捷度更多地纳入考虑范围，或者将用户定位提前到产品开发阶段，同一产品可研发“老年版”，使用更简单的操作界面、更醒目的字体字号等，为老年群体提供一款更贴合其使用能力的产品，减少老年群体数字化生存的障碍，则会有利于消解老年群体在网络社会的“数字鸿沟”。 （二）用户下沉，深耕老年群体
除了产品形式之外，在内容生产方面也应该针对老年群体有所改变，将受众覆盖群体的范围扩大，并深耕面对老年群体的信息服务。
一是新媒体的内容生产者应及时做出观念上的调整，改变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其对内容需求的误区；二是在具体内容的创作过程中，应注意“语态体系”的调整，要注意“社交符号”的出现密集程度，减少网络用语的高密度输出，缓解老年群体的阅读压力；三是提高内容质量，通过优质内容鼓励老年群体培养新的生活方式——鼓励老年群体进行网络社交，形成网络圈子，在网络产品的使用中产生归属感与获得感。
（三）“后浪”的“数字反哺”
《报告二》显示，促进非网民上网的首要因素是方便与家人亲属的沟通联系，其占比为32.5%[5]。从数据不难看出，激发多数老年群体学习、使用数字化媒介技术的最简单、直接的原因是为了与家人之间有高效、便捷的互动机制。因此可见，老年群体数字生存空间的开拓、媒介使用技能的提升，都离不开其家庭成员的帮助和带动，即家庭年轻成员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
首先，家庭成员中的网络原住民能充当老年群体在数字空间寻找归属感的第一落脚点，如家庭的微信群、电商平台的亲情号和购物平台的拼小圈等等，都能成为老年群体在使用媒介产品的初期在网络世界获取、分享信息的中介；其次，家庭成员中的年轻人也能为老年群体筛选或提供无障碍上网设备，成为老年群体在媒介使用上的意见领袖，为老年人挑选相对操作简单的产品，帮助其无障碍地使用产品；最后，家庭中的年轻人也是为老年群体提供上网指导与培训的最佳人选。通过培训的互动方式促进了年轻群体与老年群体两种“话语体系”的相互了解、融合，在此过程中不断消解代际鸿沟中的文化隔阂，进而弥补老年群体与年轻群体的“数字鸿沟”，为老年人开拓更多元、宽阔的数字化生存空间。
五、结语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称，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积极、科学、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至关重要。来自中科院的研究员郑秉文也提出，应尽快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关爱老龄人口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我国的新媒体平台、新型主流媒体也应该在此环节发挥积极作用，在媒介开发、媒介符号的运用等方面努力消除老年群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适宜、更多元、更人性、更开阔的媒介使用及数字生存空间。
参考文献：
[1] [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278-279.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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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蕊（1996—），女，四川成都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